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要提一句标志性话语，最没争议的大概是“摸着石头过河”吧。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我国的碳减排事业。
　　2020年9月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表明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有了统一的阶段性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各地区、各行业因为不同的背景和发展方式，必然走上不同的实现路径—“摸着石头过河”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方法和途径，大概就是河里的石头。
　　截至2020年底，超过120个国家正在考虑或者已经提出碳中和目标，其中超过30个国家通过政策宣示、法律规定、行政命令等方式，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年。不过，如果这些国家都有完善的执行规则，也就不会出现最近异常热烈的“能源危机”之讨论—归根结底，还是能源系统的转型面临阶段性的挑战。

德国经验无法照搬

　　据统计，全球碳排放约有75%来自能源应用行业，比如交通、电力、建筑、制造等。在现行能源结构中，全世界的化石能源占比大概为84%，中国大概为84.6%。
　　推进能源转型，意味着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减少化石能源的份额。这要求现有的能源系统更具弹性，能够克服系统脆弱性的风险。
　　在复杂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各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对本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德国电力体系中的可再生能源已达51%，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这个电力系统面临发电和用电平衡的挑战。德国通过精准电力供需预测、电力天气预报、匹配可再生能源的储能系统、火电调峰等多种手段来解决。目前可以说，德国是电力系统转型的典范国家之一。

　　德国电力体系中的可再生能源已达51%。

　　在全球的能源转型中，从可再生能源占比和能源系统稳定性的角度来说，德国的电力系统已经是遥遥领先，但他们仍面临像部分化石能源的比例阶段性提升、2050年碳中和时约15%的电力缺口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等问题。德国的政府部门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德国的经验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但这块石头如搬到我们国家，也有不少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电力系统是高度统一的，与德国较为分散的电力系统有明显差异;要想照搬经验，就要调整管理机制，但这可能连带造成社会保障和共同富裕方面的挑战。
　　其次，德国电费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德国居民电价在过去21年涨了78%，2019年德國电价是中国电价的约4.7倍。在我国，提高电价所带来的经济和民生影响，使得这个市场化的手段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德国经验这个石头在德国的河里看起来非常牢靠，但要想复制到我们国家这条大河里，也是需要打磨的。
　　不仅如此，我国在能源转型上面临的挑战，比德国等发达国家更大。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报告来看，未来30年内，我国的能源体系需要实现划时代的变革—非化石能源占比从16%增长至78%，煤炭的绝对消费量减少90%，与此同时，还要支持实际GDP翻两番，电气化水平大幅提高等。
　　形象点说，爬同一高度的山，德国现在已经站在半山腰了，而我们才刚走了1/10。从全国用电量数据来看，德国524太瓦时（2019）与中国75110太瓦时（2020）相比，体量规模的差异也给我国电力系统脱碳提出了更大挑战。

期待政策协同效应

　　除了电力这一典型行业之外，金融行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动脉，面对碳中和的国家雄心时，也一定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面。
　　行业企业的减排目标设置，一般是依托其年度排放基准情况，以碳中和的目标倒推，形成阶段性时间和减排比例。如果是行业领军企业，可能还将参考国际先进实践，将企业自身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设定为早于国家整体目标。

　　金融行业自身的碳排放活动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国家碳中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金融活动支持实体经济行业企业的减排行动上。
　　为了降低金融行业范围三（价值链）的排放足迹，首先得要求企业对排放进行数据报送，其次要提升金融机构相关部门人员的碳排放水平的评估能力，在项目（企业）洽谈、风险评估、投（贷）后管理等环节，将这一目标纳入每单业务。
　　面临这一全新的要求，中国的金融行业也经历了较长的接受过程。从仅有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讨论，到市场、风控甚至董办的工作人员开始研究如何实操，从质疑企业碳排放是不是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到探讨金融机构如何引导和支持企业进行低碳转型，这一变化显著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今年6月11日召开的“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推进会，以及在会上成立的“中国银行业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专家工作组”，可以体现这样的变化。
　　不过我们也看到，摸着石头过河也时有滑落溅水。国际上有对“能源危机”的讨论，国内也有对“运动式减碳”的热议、对“拉闸限电”的困惑和对政策协同效应的期待。
　　在国家宏观碳中和目标提出之后，各个省市都在探讨自身的碳中和目标设置。有不少省份和城市积极提出，要在国家提出的2030年达峰目标之前，实现本省本市的达峰。这本来值得鼓励，但如果未经科学分析和充分论证，过于冒进的目标和一刀切的执行，可能会给产业转型过短的时间和不足的支持，影响转型的公平性，给企业和个人造成重大损失。
　　不同部门为实现碳中和，有着不同的政策措施安排，比如，应对气候变化部门的“碳市场”、能源部门的“能耗双控”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都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单项政策。但各项政策之间的打通和协同，在短期内仍需提升。譬如，2021年9月购买了绿色电力的企业，在面临能耗双控时能否顺利保持生产，在核定年度碳排放完成情况时能否得到认可等，都是需要不同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争取协同作用的;否则，不只是造成实践中的重复工作，更可能打击企业的转型积极性，影响整体进程。
　　尽管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随着国家宏观目标的逐步清晰和各个行业、地区的觉醒与行动，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仅是强有力的行动者，也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上的领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