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的播出，让国际追逃追赃背后的中间人这个群体浮出水面，并引发舆论关注。梳理国内诸多劝返外逃人员案例可
　　谁来当中间人？
　　 中间人到底是谁？简单地说，中间人主要包括外逃人员的亲属和朋友，由他们对外逃人员进行劝说，转达办案人员的意见，待时机成熟，检察机关再联系外逃人员。
　　 2015年回国投案自首的安徽淮南江氏啤酒公司原总经理葛宝伟，曾因行賄外逃，淮南市检察院在跟踪查询其信息时发现，在七年时间里，葛宝伟的爱人基本上每半年出入国境一次。办案人员就是通过对葛宝伟的爱人开展劝导工作，最终促使他决定回国的。
　　 除了配偶，外逃人员的子女也常作为中间人出现。1999年，原昆山开发区建设集团公司掌舵人戴林根出逃，一度音讯全无。在其外逃的第16年，办案人员在春节前一周与戴林根的两个女儿分别联系，讲明政策形势和利害关系，希望她们劝说父亲早日归案。
　　 彼时，戴林根得知中央“猎狐行动”计划的开展，特别是两个女儿的传话，让他在进行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于2015年春节前两天自首。归案时的戴林根，已年过七旬。
　　 陈青平自首则是其儿子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陈青平在浙江省玉环市民政局局长任上外逃，不过，他并没有逃往境外，而是化身摄影“驴友”辗转大西北，借住农民的房子。2016年8月，专案组人员专程驱车至杭州，来到陈青平的独子家中，结合刑法修正案告知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规劝陈青平自首。一个月后，陈青平主动踏上了回家的路。
　　如何找到中间人
　　 如何确定中间人，考验着办案人员水平和耐心，也考验着他们对外逃人员的了解程度。原北大资源集团总裁叶丽宁私分国有资产败露后，于2009年经中国香港逃往英国。
　　 办案人员分析叶丽宁的性格特点，发现对家庭的渴望和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是她的“痛点”，如果能够争取到叶丽宁家属对追逃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对其劝返工作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于是，办案人员一方面向叶丽宁的亲属、同学朋友传递宽严相济的追逃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可以信任的中间人向叶丽宁宣讲法律政策。
　　 2017年6月，办案人员接到了叶丽宁打来的越洋电话;她表达了回国自首以及通过国内的父母积极协助退赃的愿望。几天后，外逃8年的叶丽宁投案自首。
　　 而上文提到的陈青平，也不止其儿子发挥了劝返作用。报道称，专案组多次找到陈青平的家属亲友，规劝其投案自首，同时密切关注其家人的一切动向。
　　 办案人员还“剑走偏锋”，有一帮人打着各种社会关系名义来打探陈青平的案情，按照规定，相关信息当然要保密，但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专案组决定转变工作思路，以这些前来说情打探的人为突破口，间接释放“追逃势在必得，唯有自首才是出路”的信号。
　　归案方式影响刑罚轻重
　　 据统计，在56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者（截至2019年1月底）中：已作出判决的19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死亡1名。
　　 与遣返、缉捕到案者的判决情况不同的是，10名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刑期相对较轻。其中，处罚最重的是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原董事长黄水木，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同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其次是杨秀珠，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原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大伟因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赃款，免予刑事处罚;其余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到5年。
　　 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指出，无论从轻还是从重，都是依纪依法，并根据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重，在法律框架、法律规定内进行判决的。同时，归案方式迥异，判处情况也截然不同，这充分体现了追逃追赃工作中“宽严相济”的政策，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对劝返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缉捕归案的从重处罚。（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