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强大的、试图容纳所有不同身份、团体参与政治进程的民主体制，使得政治耗损在不停歇的争吵之中，外交政策几乎在所有问题领域陷入和分裂。由于缺乏连贯的国家大战略，当外界期待新德里参与重塑世界新秩序时，它往往空喊口号，却拿不出实际行动。
　　
　　2009年1月下旬以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等区外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印度，令深处南亚腹地的新德里感受到自身的大国地位开始得到全球认可。事实上，自2005年7月印美宣布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来，印度就开始被西方大国接纳和抬举，不但本国先后接待了美、日、德、法、英等国最高领导人，印度总理辛格也频频成为G8会外会、亚欧峰会、20国集团峰会等场合的座上宾。
　　外交在印度现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从辛格总理1月24日接受心脏搭桥手术期间，其职务由外长普拉纳布·慕克吉暂代可见一斑。而自从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从尼赫鲁的“印度中心”构想到拉·甘地“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面向未来，争取在21世纪成为世界性军事强国”的规划，再到如今崛起为世界第六强(仅次于美、欧、俄、日、中)的战略目标，新德里从不甘于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边缘角色。假如说冷战期间非此即彼的有限选择让印度从第三世界的领袖滑落到苏联的小伙伴，大国之路越走越窄的话，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快速成长，则让生活在这里的11亿人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真实和兴奋。
　　
　　现实主义政治的信奉者
　　
　　考察近些年新德里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印美之间从冷对到拥抱也许是最好的诠释。在独立后的早期阶段，新德里大肆批判“美帝”，及至华盛顿愈来愈倾向于伊斯兰堡后，印度也最终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并在1976年的宪法中写入了“社会主义”的字眼。冷战的结束让印美关系有了新的调整空间，但好景不长，随着核爆炸蘑菇云在南亚上空的腾起，华盛顿再次将新德里纳入被孤立对象的名单。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打破僵局，带着大批订单造访印度，时任总理的瓦杰帕伊欣喜若狂，献媚似地称印美本属“天然盟友”。
　　不过，两者关系的真正突破是在布什时期。辛格总理说布什是有史以来对印度“最为友好的总统”毫不为过。就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布什政府开始大加赞赏与新德里的全球伙伴关系。尤其在其第二任内，随着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伊斯兰堡显得越来越不可靠，这样发展与新德里的关系成了华盛顿的新选择。布什政府不仅与印度开展常规领域合作，更向这位新宠妃大献殷勤。在2005年的政策文件中，白宫称将协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主要强国。而2008年美国通过印美民用核能协议将印度引入核大国俱乐部，更是极大满足了新德里的大国虚荣心。为达成此项协议，3年多来，布什政府冲破重重阻力，大肆修改国内法律，更不惜血本要求“核供应国集团”这个30多年前为应对印度首次核爆而成立的组织违背原则对印度“网开一面”。这种特殊关照，作为华盛顿的老牌盟友，伊斯兰堡却享受不到。
　　对于布什政府的投怀送抱，辛格政府一方面极力逢迎，将之视为印度走出南亚、扩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新德里又反应谨慎，唯恐落入对方所布设的“温柔陷阱”，成为其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在当下全球战略格局盘整期，新德里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构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华盛顿面临的前景将越来越黯淡，而新德里却刚好相反，因此“印度必须像狮子那样，朝向所有的方向”(印度前外长辛哈语)。
　　抛开民间强烈的反美情绪不论，实际上，辛格政府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盘算。比如，新德里一边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一边又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人，公开向华盛顿叫板。当美印关系发展较快时，辛格政府还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暗送秋波，并通过中俄印外长会议协调三方对美立场。此外，在伊朗、反恐、巴基斯坦、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粮食安全乃至中国问题上，新德里都竭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华盛顿拉开了距离。
　　这种对独立自主外交地位的珍视固然源自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运动，但和那时相比，新德里的哲学已经完全变调。60多年前，印度作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大国问的权力政治充满厌恶感，将之视为19世纪旧欧洲的政治遗产。为了和它保持距离，有着强烈革命倾向的新德里领导人和其他几位领袖共同创立了不结盟运动，以图构建一个和平共处、多边主义的国际新秩序。而现在，取代以前革命理想的，是源自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
　　在很多场合，印度人只是将本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大国，一个力量仅仅局限于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但私下里，新德里却越来越热衷于大国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术。在美俄之间是这样。在中美之间是这样，在中日之间亦是如此。近年来，一方面印日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快速升温，另一方面，辛格政府又力图维持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以此换取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这当中，印度拒绝参加安倍提出的旨在排斥中国的所谓大亚洲计划即是一例。
　　总体看来，新德里的大国平衡术稍显稚嫩，这里既有实力不济的原因，也有外交不够纯熟主动的因素。不过，考虑到印度的发展前景，各大国并不愿轻易疏离这个潜在的伙伴。翻开新德里的权力资源单，有几个重要项目不得不提。一个是最近5年平均8.8％的经济增长率，一个是装备精良、迅速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其陆海空军分别居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七位，一个是保持了60多年稳定运行、全球最大的民主体系，一个是长期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前两项是显性资源，无疑是新德里迈向大国目标的重要保证，但后两项亦不可忽视，属可扩展的隐性资源。正是民主国家和传统第三世界领袖这双重身份，使得新德里既受发达大国青睐，又有“四国集团”(日、德、印、巴西)、77国集团等在背后支撑。这样一种“桥梁”角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实力缺陷，使其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棋手。
　　
　　东向突破，还是困守南亚?
　　
　　南亚地区是印度的权力基座，新德里力图在此维持绝对影响力。防止外来势力如中国、美国进入这一地区是新德里长久以来寻求的一项目标。为此，新德里积极参与周边国家的和平进程和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改变以前的威吓策略，更加强调“怀柔”。从2002年开始，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就开始逐渐回归“多予少取”、睦邻友好的“古杰拉尔主义”路线。2004年国大党上台后，辛格政府又在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花了不少心思。
　　在南亚确立霸权的同时，新德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东亚地区，重点在东南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就提出“东向”战略，不过那时主要谋求突破后冷战时代的孤立局面。随着中、日等国向东南亚扩展势力，新 德里逐渐改变消极姿态，加快融入这一地区。2002年双方建立了领导人峰会机制，次年10月，瓦杰帕伊政府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此后，经过艰苦谈判，双方于去年8月最终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继中、日、韩之后第四个与东盟建立这一机制的国家。
　　“东向”战略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参与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带动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德里又试图通过亚太这一跳板迈向全球性大国。一位印度学者指出，“东向”战略使“印度得以摆脱次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而印度外长慕克吉也曾表示，印度将超越作为南亚一地区性大国的传统定位，转而面向东方。
　　不过，新德里要成为此一地区活跃的大国角色，还有不少路要走。目前，尽管东盟及日本欢迎印度参与本地区政治经济议程，但对于东亚蓬勃兴起的诸多体制和框架，新德里仍维持“局外人”身份或仅仅只是一个“旁听生”。APEC不论，亚欧峰会也直至2006年才将其吸收进去。与此同时，无论从其加入东盟条约的方式还是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模式看，新德里都显露出不少制衡中国的意味。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今后的重大挑战。
　　不仅如此，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孟加拉等邻国的国内问题扩散，也给新德里带来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辛格政府不得不着重发展防务。更要命的是，印度社会内部表面的繁荣背后，孕育着难以平复的宗教、种族、民族、文化、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经常脱离体制，诉以暴力的疏解方式，一步一步撕裂着印度这个庞大松散的社会共同体。而印度强大的、试图容纳所有不同身份、团体参与政治进程的民主体制，又在无形中造成了另一个负面效应：政治耗损在不停歇的争吵之中，外交政策几乎在所有问题领域陷入分裂。
　　不难理解，当2005年辛格总理从华盛顿带回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口头协议时，国内没有喝彩声，相反是一片嘈杂的反对浪潮，左派共产党和最大的民族主义反对党人民党都站在辛格的对立面。这种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导致新德里在国际重大选择面前失声。当外界期待新德里在重塑世界新秩序过程中有所表现时，它往往空喊口号，却拿不出实际行动。而政策制定者也倾向于相信，他们不需要严肃的外交政策，他们只需要做出及时的反应就够了。由于缺乏一种连贯的国家大战略，新德里显得犹疑不决，四面讨好而又难左右逢源。可以想象，带着庞大拖累、内心忧郁的印度巨象，在迈向大国的道路上，步伐必定蹒跚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