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设计师所做的东西，其实是赋予使用者一种尊严跟平等，而不是让人变得更加渺小、更加自卑。

“中国很多医院的设计蛮没人性的，没人性到不可思议”

　　白色医院寸草不生，却遍地都是野生智慧。这种“智慧”，见光便能疯长。
　　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曾在澳洲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在中国医院发现了澳洲医院绝不会有的角落——病人及家属晾晒、偷看护士、做菜、游戏和锻炼的空间。坏掉的厕所、锁住的楼梯间、防火楼梯和各种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都是他们暗中活动的场所。“当人想要生存的时候，这种生活的智慧就出来了。”何志森说。
　　被观察的不止医院，何志森也成了“被观察对象”。他的身后牢牢跟着一台摄像机。
　　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习惯镜头。可这已成为他近一年来的常态。
　　去年3月19日，何志森在“一席”上进行了一场时长36分47秒的演讲，讲述了自己看到外卖小哥用一根竹竿突破城市围墙的经过;也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弄堂里长达一个月的观察，在这里他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80%的人晨起打招呼时手里都拎着尿壶;也聊了自己在跑步路上卸下垃圾桶盖子，充当座椅的经历……
　　他将其称为“mapping”。Mapping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观察者通过追踪城市里“小”且经常被忽略的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一只动物、一个事件、一个空间或者一个物体，发掘目标对象和城市在不同尺度的关系，并创造出以这个目标对象为视角看到的一个新的城市地图。
　　他观察的医院其实也算一个很好的mapping场所。何志森解释：“很多时候做工作坊，最后就是在探索人性真实的样子。在医院，不用太多观察，所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人性。”

“板凳地图”

　　何志森有段时候每周末都会从广州去香港。
　　在香港，他“跟踪”巡逻警察和老人。
　　九龙的油麻地到康乐街，在地图上两点之间存在一条不怎么需要拐弯的直线道路。然而，行动不便的老人却偏要七拐八拐。
　　何志森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要走比直线距离长一倍的弯路？他跟在老人身后，看他们如何从油麻地住所走到想去的社区花园或是菜市场。何志森发现，老人行走的沿途街边有很多被锁的小板凳。那相当于他们的休息站。

　　老人很难一口气走完正常人只需15分钟的最短路线。他们时常每走五分钟就需要坐下休息一下，所以沿途小板凳就成了必要站点。尽管路程被拉长到四五十分钟，弯路反倒成坦途。有些小板凳是老人特意放的，有些则原本就在那里。他们眼中有一张“板凳地图”，这和旁人眼中的油麻地地图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从A点到B点，走直线最快最安全。然而，‘不那么安全’的弯路可能会让人看到更有趣的风景吧。”何志森说道。
　　“安全感”是个高频词汇。追求安全感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设计和规划中。何志森在教学过程中，觉得这种“安全感”愈发明显。
　　何志森人生中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之一是在读博期间。
　　“当我开始变得安全稳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思考是不是应该离开安逸的圈子。”何志森说。他自认是个“挺叛逆、离经叛道的人”，比如粉色在建筑界是最被憎恨的一个颜色，他却偏要把粉红视为最爱的颜色。
　　何志森决定休学半年，回到中国，跟不同的人聊天，“因为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特别想让别人给我一个建议”。
　　他去了五六个城市，最后在福建华侨大学拜访了学者龙元。就在华侨大学，他偶然看到一个外卖小贩用晾衣杆把盒饭穿过围墙传给学生。建筑师辛苦建造的围墙，“被普通人用一根晾衣杆捅破了”。2017年接受一次采访时，何志森坦言：“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设计师们一直想要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边界来隔离空间、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生活和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和谋略，轻而易举地逾越甚至摧毁这些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
　　回到墨尔本之后，他决定做些“偏门的研究”，“就算那研究是不赚钱的、不被认同的我也要做下去。读博士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

赋予使用者平等和尊严

　　在“一席”的演讲走红后，何志森听到了很多声音，其中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人把他视为“弱势群体”代言人和发声者，甚至拯救者。
　　这并非毫无缘由。在何志森的调研中，他所观察的对象大多是主流社会所谓的“弱势群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小摊贩、站街女、城中村村民等。
　　2013年，他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始了第一个工作坊“城市侦探”。学生们被带去广州花城广场，何志森要求他们在这里选一个人或小物体观察。有学生观察卖糖葫芦的小贩，看到小贩为了不上厕所，忍著一天不喝水，他们为小贩设计了可变形的带厕所三轮贩卖车装置。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何志森表示，大家给他贴上“弱势群体”代言人这一标签是“非常错误”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强势或是绝对弱势的，所有人都是平凡人。这个社会喜欢把人分等级，可每一个用双手赚生活的人都很体面。”他觉得每一个观察对象“只是一个切入点，通过这里学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的理念：“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体，越小越好，然后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甚至把自己变成目标，去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些关系，最后基于这些关系提出你的设计主张。”

设计要从“小”开始

　　从一开始，何志森就希望以自己的教学让学生在设计时关注“人的需求”。
　　在澳洲留学时，他的房东曾为他上过一堂课。刚搬进寄宿家庭时，何志森的卧室只有一盏小台灯。房东在安装电灯前仔细询问了他每天不同时间段在房间的活动情况，具体到白天在书桌写作业，下午在沙发上上网，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等。只有高中文凭的邮递员房东最终给出了两张设计图，一张上有密密麻麻的各色线条，另一张是电灯在天花板的位置。那盏灯并不在正中央。房东告诉何志森，这是为了保证他在房间不同位置都不会因身体阻挡光线而形成阴影专门设计的。
　　“小”的东西是很容易看不见的。看见“小”是一种能力。何志森的观察能力很大程度来自孤独的童年。
　　何志森出生在福建南部山区的一个客家人家庭，父母都是当老师的。他是家里幺子，哥哥姐姐都在城里读书，只有他一个人在山里跟着父母。他们总把何志森托付给自己的学生。每天他就跟在学生后面，看他们摘野果、捉小虫，“那时候我就挺享受一个人观察的”。
　　后来年纪大些，一家人搬回县城。客家人每五天就会有一次赶集，母亲总会拉着何志森去采买。那时他讨厌那种拥挤杂乱的场面，周围充斥着农产品的气味。他渴望干净、整齐，喜欢闻到汽油味道，“以前汽车少，汽油和柏油马路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是现代化的象征，闻到那些就好像吸氧一样”。
　　没想到，曾经让人讨厌的嘈杂场面成了何志森去澳洲留学后最想念的情景。很多时候他就每天都在咖啡馆待着，这样不至于太安静太孤独。咖啡馆也是无聊的，人们无非就是坐着聊天。
　　后来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去处——飞机场。“对别人来说飞机场是个分离的地方，对我而言，它却有回家的感觉。”“如果小时候的孤独是观察的基础，那在飞机场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很重要的转折点。”他在这里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看别人”。

设计师不是上帝

　　在墨尔本的时候，何志森和团队做过基于mapping的实践。他们用废弃牛奶箱激活了当地街巷。
　　他们在某条著名咖啡街上连续七天记录了不同人群的行为活动，其中80%会用酒吧门口的牛奶箱来组合自己的活动空间。街头表演者拿它当道具;午休的白领在那里聊天;流浪汉用牛奶箱储物……
　　于是何志森他们把牛奶箱转移到放垃圾的地方。原本无人问津的地方因此被重新激活，人们在这里进行社交、娱乐活动。
　　一年后，当地政府部门以乱为由把牛奶箱撤掉，换上了不锈钢座椅。结果没有人再去那里了。针对这一现象，何志森解释，“牛奶箱的关键是可以让使用者自由地去设计他们需要的社交空间”。他并不认為设计有终结的时候，与其告诉使用者凳子在哪，路在哪，不如创造条件让他们“再设计”。
　　这跟何志森在番禺做的垃圾箱激活社区尝试相似。在跑步路上，他发现沿路垃圾箱里没有垃圾，顺手把300多个垃圾桶盖卸了下来，用湿巾擦干净放在一旁充当椅子。很快他发现，垃圾桶里有垃圾了，附近一带也成了“赌博一条街”，老年人喜欢到这里坐在垃圾桶盖上下棋。
　　过去近六年间，何志森一直在中国各大高校“流浪”，“醒来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他享受那种像“背包客”一样的不安全感。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当学生因为无能为力而疑惑、落泪时，他其实特别开心，“那一刻他们终于知道设计师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事都能做到的，不是上帝，也不是超级英雄”。
　　无论是在注重实践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在看重成果的国内建筑学理工科高校，何志森的教学方法都显得“不务正业”。不过何志森觉得，“这是一种人文、艺术的东西，但真的太重要了，它会帮助学生理解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