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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开展了一次增产节约运动。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积极响应号召，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全身心投入到爱国增产节约的运动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周恩来看到此景后，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周恩来指出，要“以三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十年建设”。1951年3月9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指出：“去年、今年、明年的工作都是建设的准备工作。两年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
1950年6月，正当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而国家的收入是有限的，周恩来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上。周恩来明白，中国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去掠夺他国，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自力更生。而在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开源节流。因此，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最早开始于东北的劳动竞赛，而一般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从1950年底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时开始的。当时农村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国营企业则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但当时的运动仅仅是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活动。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方针，确定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第三条是“紧缩开支，清理资财”。会议还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情况。
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周恩来在作总结发言时说：“我们这次会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我们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增产节约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要支持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为了把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最适当、最需要的地方，周恩来要求所有企业、部队、机关、团体，在编制上、工作上、人事上、作风上都要检查，能精简节约的都要精简节约，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一定要减少，一切物资器材都要查清。同月，他又强调：“一九五二年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应进入增产节约的积累资本、增加生产、加强力量、改善工作的阶段。增加生产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不是消极的，为我们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开辟顺利的道路。”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其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于一九五二年，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至此，一个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是恢复生产和防止浪费。周恩来认为，增产节约运动的第一步必须恢复生产，运动的方针也必须紧紧围绕恢复生产工作而展开。早在1949年，周恩来就指出：“不抓生产是不行的……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的一切就无从谈起。然而，恢复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何处着手？周恩来经过多次调研，反复权衡，最终确定把搞好水利建设作为工作重点。1950年9月14日，他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上说：“今年皖北淮河一个水灾，三千七百万亩土地淹没了，九百万人口遭灾，加上河南等地有六七千万亩。毛主席说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1951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95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交通是关系着城乡交流的。因之，对水利、铁路两部门要特别注意。”8月22日，他又强调：“我们要恢复经济从哪里着手呢？兴修水利是为我们工农业发展开辟道路的工作。”
在水利方面，中央把治理淮河作为重点。周恩来强调：“淮河连年发生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豫皖苏三省配合的问题，确定了淮河大堤、运河堤防等工程。周恩来指出：“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治水是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以达到用水的目的。”
除对兴修水利的工作高度重视外，周恩来对铁路工作也同样高度关注。在铁路方面，周恩来首先抓的是恢复工作，特别是津浦、京汉、粤汉、陇海、同浦、京绥等干线的修复，包括抢修淮河大桥、湘江大桥、珠江大桥等。他指出，我国铁路只有1.6万多公里，要把铁路网连起来，使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可以交流，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才能使工业恢复而且发展。1951年，他亲自指导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和从柳州到镇南关铁路的修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后，周恩来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几条铁路的修建，对于加强西北、西南的物资交流，改善我國的铁路布局，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59年11月，周恩来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鞍钢工人孟泰交谈
周恩来认为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和加速经济建设的重要措施，国家应该在1952年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他强调：在农村方面，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在农民中普遍宣传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推动农村副业以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城市方面，目前既不适合进行新都市的建设，也不可能进行大量房屋的建筑，只能进行一些必要的修建;在国营企业方面，必须在增产节约的要求上，改进经营管理，为国家积累起更多的财富，并做好几项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工作。
1952年春，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指导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周恩来不断思索着如何为国家大规模建设积累资金。8月，周恩来在《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资金的来源：第一，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第二，因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工商各税还是财政收入和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在增加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增加农业税的收入;第四，适当地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此后，周恩来逐渐将视野从恢复生产转移到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
为了实现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周恩来强调必须在运动中做好两项保障工作：
其一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周恩来认为整编部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手段。1951年12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实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同时强调：“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他部门。”为了提升军队素质，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实行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实行精兵政策，目的是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周恩来认为，整编工作一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方面是处理好转业的人员。在整编部队的过程中，解决好转业人员的问题是一大难题。为此，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投入到转业人员筛选的工作當中。他把动员转业的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回家生产待命的，其中包括新动员的战士及部队机关中愿意回家或可以发动回家的战士和一部分排级干部。第二类是可以或者应该转入建设部门的干部和无家可归、不愿回家的战士。第三类是既无办法回家生产又一时无从转业的战士和干部。对于第三类转业人员，周恩来强调“必须以非编制人员予以供给，并为其筹划职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
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郝建秀
其二是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认为政府、党派和团体的精简原则是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和简化手续。在编制名额上，应该紧缩上层，充实下层，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机构。在机构调整上，合并那些重叠的和分工不清的机构，合并那些现在可以合并的机构，成立现在急需成立的机构，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他强调，这一切的调整，都应根据具体情况，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综合考虑，避免草率决定。其实，早在1950年9月，周恩来就指出：“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意思就是用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开支要增多。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整个预算减少了，我们国家就不发展了，而是我们国家的预算开支根据我们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逐渐增加。这批经费我们不用在消费方面，要用在建设方面。”“真正腾出钱来用在国家建设方面、经济方面、文教方面、社会事业方面去的也不能很多，这是主要的困难。所以，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用在建设事业方面去。”1951年12月，周恩来又强调：“各级机关应按照全国编制会议的要求，尽量减少层次，实行分工责任，简化办公手续，裁减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以提高工作效率。各领导机关得会同人事部门，作适合于当地情况的调整，但不得未经上级批准，自行增加总员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在稳定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出现了大量令人震惊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对增产节约计划不够重视，没有彻底发动起来工人群众;还有的把公家的财物廉价卖出;有的甚至利用职权接受贿赂，出卖国家利益。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些问题。
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开展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宣传画
1951年11月，中共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被揭发出有巨大贪污行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两年时间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问题出现后，周恩来迅速投入到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工作当中。最终，案件经过讨论并报请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将他们依法逮捕。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反映了周恩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贯彻“三反”要求的决心。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是由周恩来指导起草，毛泽东审批，再经周恩来定稿后发出的。1952年1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大会上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而又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党政军民的全体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任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11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指出：“从增产节约一直发展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从去年十月号召增产节约一直到‘三反’，是一条线发展的，方向就是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开展“三反”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为群众不起来，只是几个领导同志搞，过几天就忘了，而且无效。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周恩来坚决地支持“三反”运动，强调：“一定要做到言出法随，并且要把制度健全起来，如果我们不以严格的制度限制或制裁这些不法行为，国家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周恩来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他又是运动的推动者。周恩来的支持和推动，使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重大成功。
周恩来与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周恩来看到此景后，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周恩来指出，要“以三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十年建设”。1951年3月9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指出：“去年、今年、明年的工作都是建设的准备工作。两年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
1950年6月，正当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而国家的收入是有限的，周恩来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上。周恩来明白，中国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去掠夺他国，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自力更生。而在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开源节流。因此，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最早开始于东北的劳动竞赛，而一般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从1950年底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时开始的。当时农村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国营企业则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但当时的运动仅仅是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活动。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方针，确定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第三条是“紧缩开支，清理资财”。会议还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情况。
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周恩来在作总结发言时说：“我们这次会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我们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增产节约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要支持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为了把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最适当、最需要的地方，周恩来要求所有企业、部队、机关、团体，在编制上、工作上、人事上、作风上都要检查，能精简节约的都要精简节约，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一定要减少，一切物资器材都要查清。同月，他又强调：“一九五二年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应进入增产节约的积累资本、增加生产、加强力量、改善工作的阶段。增加生产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不是消极的，为我们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开辟顺利的道路。”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其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于一九五二年，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至此，一个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周恩来与增产节约运动方针的确定
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是恢复生产和防止浪费。周恩来认为，增产节约运动的第一步必须恢复生产，运动的方针也必须紧紧围绕恢复生产工作而展开。早在1949年，周恩来就指出：“不抓生产是不行的……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的一切就无从谈起。然而，恢复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何处着手？周恩来经过多次调研，反复权衡，最终确定把搞好水利建设作为工作重点。1950年9月14日，他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上说：“今年皖北淮河一个水灾，三千七百万亩土地淹没了，九百万人口遭灾，加上河南等地有六七千万亩。毛主席说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1951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95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交通是关系着城乡交流的。因之，对水利、铁路两部门要特别注意。”8月22日，他又强调：“我们要恢复经济从哪里着手呢？兴修水利是为我们工农业发展开辟道路的工作。”
在水利方面，中央把治理淮河作为重点。周恩来强调：“淮河连年发生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豫皖苏三省配合的问题，确定了淮河大堤、运河堤防等工程。周恩来指出：“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治水是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以达到用水的目的。”
除对兴修水利的工作高度重视外，周恩来对铁路工作也同样高度关注。在铁路方面，周恩来首先抓的是恢复工作，特别是津浦、京汉、粤汉、陇海、同浦、京绥等干线的修复，包括抢修淮河大桥、湘江大桥、珠江大桥等。他指出，我国铁路只有1.6万多公里，要把铁路网连起来，使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可以交流，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才能使工业恢复而且发展。1951年，他亲自指导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和从柳州到镇南关铁路的修建。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后，周恩来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几条铁路的修建，对于加强西北、西南的物资交流，改善我國的铁路布局，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认为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和加速经济建设的重要措施，国家应该在1952年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他强调：在农村方面，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组织，在农民中普遍宣传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推动农村副业以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城市方面，目前既不适合进行新都市的建设，也不可能进行大量房屋的建筑，只能进行一些必要的修建;在国营企业方面，必须在增产节约的要求上，改进经营管理，为国家积累起更多的财富，并做好几项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工作。
周恩来与增产节约运动方针的贯彻
1952年春，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指导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周恩来不断思索着如何为国家大规模建设积累资金。8月，周恩来在《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资金的来源：第一，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第二，因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工商各税还是财政收入和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在增加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增加农业税的收入;第四，适当地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此后，周恩来逐渐将视野从恢复生产转移到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
为了实现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周恩来强调必须在运动中做好两项保障工作：
其一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周恩来认为整编部队是加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手段。1951年12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实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同时强调：“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他部门。”为了提升军队素质，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实行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实行精兵政策，目的是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周恩来认为，整编工作一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方面是处理好转业的人员。在整编部队的过程中，解决好转业人员的问题是一大难题。为此，周恩来以极大的耐心投入到转业人员筛选的工作當中。他把动员转业的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回家生产待命的，其中包括新动员的战士及部队机关中愿意回家或可以发动回家的战士和一部分排级干部。第二类是可以或者应该转入建设部门的干部和无家可归、不愿回家的战士。第三类是既无办法回家生产又一时无从转业的战士和干部。对于第三类转业人员，周恩来强调“必须以非编制人员予以供给，并为其筹划职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
其二是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认为政府、党派和团体的精简原则是紧缩编制，调整机构，减少层次和简化手续。在编制名额上，应该紧缩上层，充实下层，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机构。在机构调整上，合并那些重叠的和分工不清的机构，合并那些现在可以合并的机构，成立现在急需成立的机构，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他强调，这一切的调整，都应根据具体情况，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综合考虑，避免草率决定。其实，早在1950年9月，周恩来就指出：“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意思就是用在工业建设方面的开支要增多。这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整个预算减少了，我们国家就不发展了，而是我们国家的预算开支根据我们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逐渐增加。这批经费我们不用在消费方面，要用在建设方面。”“真正腾出钱来用在国家建设方面、经济方面、文教方面、社会事业方面去的也不能很多，这是主要的困难。所以，减少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用在建设事业方面去。”1951年12月，周恩来又强调：“各级机关应按照全国编制会议的要求，尽量减少层次，实行分工责任，简化办公手续，裁减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以提高工作效率。各领导机关得会同人事部门，作适合于当地情况的调整，但不得未经上级批准，自行增加总员额。”
周恩来是增产节约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推动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在稳定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出现了大量令人震惊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对增产节约计划不够重视，没有彻底发动起来工人群众;还有的把公家的财物廉价卖出;有的甚至利用职权接受贿赂，出卖国家利益。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些问题。
1951年11月，中共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被揭发出有巨大贪污行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两年时间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问题出现后，周恩来迅速投入到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工作当中。最终，案件经过讨论并报请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将他们依法逮捕。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反映了周恩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贯彻“三反”要求的决心。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是由周恩来指导起草，毛泽东审批，再经周恩来定稿后发出的。1952年1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大会上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而又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党政军民的全体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任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11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指出：“从增产节约一直发展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从去年十月号召增产节约一直到‘三反’，是一条线发展的，方向就是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开展“三反”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为群众不起来，只是几个领导同志搞，过几天就忘了，而且无效。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周恩来坚决地支持“三反”运动，强调：“一定要做到言出法随，并且要把制度健全起来，如果我们不以严格的制度限制或制裁这些不法行为，国家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周恩来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他又是运动的推动者。周恩来的支持和推动，使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重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