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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将君子不再当抽象概念讲，而是作为理想人格的实践结果，并从此着手，试分析中庸对于“实体化君子”的密切性，从而论证中庸作为君子必要条件的合理性。
关键词：中庸；君子；孔子；论语
一、“君子”意义的阐发
作为具有可实践性的理想人格，“君子”可以看做是仁、礼、中庸等在人化后的理想表现。孔子在思想方法上宣扬“中庸”思想，而对“中庸”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其行为主体的的探讨，即对君子的探讨。所谓君子的中庸，对应的行为主体，应是作为实体人而存在的君子。
那么作为概念的君子与作为实体人的君子有何区别？“君子”可以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作为道德、地位或才能的理想体现；实体化的君子则为“君子”实践化的产物，是德、位、才三者合而为一，并作用在同一个实体人身上，也唯有如此，这个“人”方能称作“君子”，这个“君子”就是“作为实体人而存在的君子”。
孔子的“君子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先的政治意义，并作用于实践中。一方面，“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对社会等级的匡正之法，“正名”思想也同样对“君子”有所要求。尽管孔子生活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但“是可忍，孰不可忍”已明确揭示孔子对匡正社会各级的坚定态度。另一方面，孔子也将有德而不用于世看作是不道德的表现。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政治践履就是“反僭越而谋位”。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君子有位”外，相较于先前“君子”仅从位而言的单一内涵，孔子更是把“君子”扩充为人格上的一种等级划分。因而在此处，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人格践履为“破传统（政治囿限）而修德”。
那么言“才”又是从何而来？孔子主张积极入仕，而这必然要求才能的具备，然而无论最终是上入庙堂还是处于江湖，有了“才”才能做出选择。可以说有才是成君子的必经之路。因而在此处，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才能践履为“广积学而累才”。
二、君子之行必有中庸
首先而言，中庸作为一种德性，是对君子概念在德位上的要求；同时，中庸亦作为一种德行，是在实体化的君子在行事过程中德位上的体现。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_， “和”是因共同高尚的心性而引发的自然情感、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同”却是有意为之；君子行事有身份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来自于内心，表现在外时便成为自然的流露，不偏不倚，而不是有意与偏激，这也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因此，君子行事的德性要求，表现之一就是采用中庸之道。
其次，中庸的方法论，在不偏不倚的同时又对君子在行事过程中的“才”进行了一种调和。一方面，中庸在“才”内进行调和。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与“文”的比例不能偏于一面，即在行事过程中“质”与“文”需用中庸之道调和为一种比例相等的状态，否则行为主体就不能称为君子。另一方面，中庸对“才”同“德”与“位”的关系进行了调和。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礼约才，以此不让有才者恃才放旷，避免成为老聃口中“博者不知”的人，正是运用中庸去调和一个人身上“才”与“德”“位”之关系，使君子行事过程中避免偏执而误入歧途。
孔子语境中，中庸是周礼不走极端和反对偏激的可贵之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_所谓“和”，有子所言指中和蕴于礼之中，而为求中和而中和，有时是不可行的，需要用礼来规范。此外，中庸是君子政治取舍基本态度。孔子主张积极入仕，但同时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入”与“出”并不是孔子的思想矛盾，孔子最终的理想都是为了回归周礼，维护不变的“道”。既不偏在危邦执于入仕，又不在有道之时隐退，根据中庸来灵活地为谋位进行选择，将出与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故而出仕与入仕二者之间没有矛盾存在。
综上，达到中庸即是达到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而君子在行事过程中实际采用的方法即是中庸之道。
三、君子与中庸关系的继续展开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_观之君子，人并非生来就是君子，只有行君子之事方可成为君子；行君子之事，采用的方法论，即为中庸之道。有必要再次澄清的是，中庸与君子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为：一个人做君子之事（其中包含中庸之道）方才成君子，而非成君子后才要求他采用中庸之道。
通过强调君子与中庸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首先可以说明中庸对于君子的必要性；其次，中庸并非君子独特的行为特征，不具有排他性，非君子也可以采用中庸之道，并可以在其他德行上要求自己，于是自身由非君子而转变成君子亦存在了可能性。_如果要对前文提到的作为“至德”的中庸与此处的中庸进行比较，那么孔子在此更强调中庸作为方法的内涵——“叩其两端而竭焉”，中庸的提出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不偏执，进而是取舍过程中的灵活性。当中庸与不同于以往等级含义的君子相遇时，其灵活性与君子的人格化一同标志着一种动态过程，而双方的目的是要一同维护的是不变的礼，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中庸的提出也是为了弥补动态化君子对于周礼的冲击，类似于一个“圆谎”的过程——已经预设最终的目标，之后再对骨肉进行填补——已预设复礼的目标，从而反对僭越等；已预设成君子的目标，从而要求做君子事、采用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论语》.
[2]王建军.论黑格尔“具体概念”的内在机制.哲学研究，2014（02）.
关键词：中庸；君子；孔子；论语
一、“君子”意义的阐发
作为具有可实践性的理想人格，“君子”可以看做是仁、礼、中庸等在人化后的理想表现。孔子在思想方法上宣扬“中庸”思想，而对“中庸”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其行为主体的的探讨，即对君子的探讨。所谓君子的中庸，对应的行为主体，应是作为实体人而存在的君子。
那么作为概念的君子与作为实体人的君子有何区别？“君子”可以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作为道德、地位或才能的理想体现；实体化的君子则为“君子”实践化的产物，是德、位、才三者合而为一，并作用在同一个实体人身上，也唯有如此，这个“人”方能称作“君子”，这个“君子”就是“作为实体人而存在的君子”。
孔子的“君子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先的政治意义，并作用于实践中。一方面，“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对社会等级的匡正之法，“正名”思想也同样对“君子”有所要求。尽管孔子生活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但“是可忍，孰不可忍”已明确揭示孔子对匡正社会各级的坚定态度。另一方面，孔子也将有德而不用于世看作是不道德的表现。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政治践履就是“反僭越而谋位”。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君子有位”外，相较于先前“君子”仅从位而言的单一内涵，孔子更是把“君子”扩充为人格上的一种等级划分。因而在此处，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人格践履为“破传统（政治囿限）而修德”。
那么言“才”又是从何而来？孔子主张积极入仕，而这必然要求才能的具备，然而无论最终是上入庙堂还是处于江湖，有了“才”才能做出选择。可以说有才是成君子的必经之路。因而在此处，实体化的“君子”所对应的才能践履为“广积学而累才”。
二、君子之行必有中庸
首先而言，中庸作为一种德性，是对君子概念在德位上的要求；同时，中庸亦作为一种德行，是在实体化的君子在行事过程中德位上的体现。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_， “和”是因共同高尚的心性而引发的自然情感、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同”却是有意为之；君子行事有身份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来自于内心，表现在外时便成为自然的流露，不偏不倚，而不是有意与偏激，这也就是孔子提倡的中庸。因此，君子行事的德性要求，表现之一就是采用中庸之道。
其次，中庸的方法论，在不偏不倚的同时又对君子在行事过程中的“才”进行了一种调和。一方面，中庸在“才”内进行调和。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与“文”的比例不能偏于一面，即在行事过程中“质”与“文”需用中庸之道调和为一种比例相等的状态，否则行为主体就不能称为君子。另一方面，中庸对“才”同“德”与“位”的关系进行了调和。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礼约才，以此不让有才者恃才放旷，避免成为老聃口中“博者不知”的人，正是运用中庸去调和一个人身上“才”与“德”“位”之关系，使君子行事过程中避免偏执而误入歧途。
孔子语境中，中庸是周礼不走极端和反对偏激的可贵之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_所谓“和”，有子所言指中和蕴于礼之中，而为求中和而中和，有时是不可行的，需要用礼来规范。此外，中庸是君子政治取舍基本态度。孔子主张积极入仕，但同时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入”与“出”并不是孔子的思想矛盾，孔子最终的理想都是为了回归周礼，维护不变的“道”。既不偏在危邦执于入仕，又不在有道之时隐退，根据中庸来灵活地为谋位进行选择，将出与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故而出仕与入仕二者之间没有矛盾存在。
综上，达到中庸即是达到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而君子在行事过程中实际采用的方法即是中庸之道。
三、君子与中庸关系的继续展开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_观之君子，人并非生来就是君子，只有行君子之事方可成为君子；行君子之事，采用的方法论，即为中庸之道。有必要再次澄清的是，中庸与君子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为：一个人做君子之事（其中包含中庸之道）方才成君子，而非成君子后才要求他采用中庸之道。
通过强调君子与中庸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首先可以说明中庸对于君子的必要性；其次，中庸并非君子独特的行为特征，不具有排他性，非君子也可以采用中庸之道，并可以在其他德行上要求自己，于是自身由非君子而转变成君子亦存在了可能性。_如果要对前文提到的作为“至德”的中庸与此处的中庸进行比较，那么孔子在此更强调中庸作为方法的内涵——“叩其两端而竭焉”，中庸的提出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不偏执，进而是取舍过程中的灵活性。当中庸与不同于以往等级含义的君子相遇时，其灵活性与君子的人格化一同标志着一种动态过程，而双方的目的是要一同维护的是不变的礼，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中庸的提出也是为了弥补动态化君子对于周礼的冲击，类似于一个“圆谎”的过程——已经预设最终的目标，之后再对骨肉进行填补——已预设复礼的目标，从而反对僭越等；已预设成君子的目标，从而要求做君子事、采用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论语》.
[2]王建军.论黑格尔“具体概念”的内在机制.哲学研究，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