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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6-17世纪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之际，欧洲殖民主义迅速扩张，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发展后期，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封建社会上层腐朽，统治者施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外夷人”无法进入中国。而以利玛窦为主的西方传教士掀起了基督教第三次入华传教的高潮。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从而在两千多年的中外关系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传教；文化交流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无不知者。利玛窦为16世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通晓历数、天道、数学、医学、能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1]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门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肇庆，其间整整为时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续6年的时间，利玛窦基本上是在韶州度过的。利玛窦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历经了漫长的将近19年的时间，利玛窦来到肇庆至1601年他成功进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国活动长达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终年58岁。[3]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民都充满了友好感情。
利玛窦何以能够在明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学者的信赖？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特点谈起。
首先，利玛窦虽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他能够顺应中国的礼俗，利玛窦吸取了其他传教士来华传教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走“适应”的道路，积极与中国儒学相结合。就如范礼安所言，要想在中国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4]传教士们认为：“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5]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为了能够长期在中国发展，他将儒学应用于天主教，并对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良。
其次，利玛窦传教的同时，注意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主张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学说。而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正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教义，还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一些先进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医药等学科的先进成果也传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现了“西学热” 和“中国热”的局面，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再次，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广泛结交各阶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以“西来儒者”的身份与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跻身上流社会。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广，著述益多，进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6]每当认识一些新朋友时，利玛窦都会赠予他们一些西方的地图、西洋琴、自鸣钟，并向他们推销天主像、天主圣经、小十字架等。[7]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及生活。恰恰因为利玛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与士大夫交好，因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所传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西学传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学所笼罩的沉闷的思想界如沐春风。
对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知识阶层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汲取新知识的作用。[8]人们期盼逃脱长期以来的束缚，进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中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博爱等思想，也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利玛窦所带来的关于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的著作更是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际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存在矛盾冲突的两派，最典型的两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学”者，一派为反对“天学”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较为进步的士大夫认为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则是以鳌拜、杨光先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固守传统封建正统思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在寻找天主教与儒学契合点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在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做英译本序言中说，利玛窦把孔夫子介绍到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德介绍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时期。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传教活动独具特点。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中西方文化始终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东方大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无可厚非，无论哪种外来文化都无法操纵另一种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都必须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各国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多样化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广泛的异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求同存异”才是王道。
历史证明，那种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的态度无疑是异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学习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旁乃明《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称号琐谈》[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曾峥 孙宇峰：《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21.
[5][意]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43.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2.
[7]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
[9]杨光先.不得已集（卷下）[M].合肥：黄山书社，2000：79.
作者简介：郭春莹，女，黑龙江大学宗教学硕士。研究方向：宗教学理论与现实。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传教；文化交流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无不知者。利玛窦为16世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通晓历数、天道、数学、医学、能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1]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门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肇庆，其间整整为时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续6年的时间，利玛窦基本上是在韶州度过的。利玛窦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历经了漫长的将近19年的时间，利玛窦来到肇庆至1601年他成功进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国活动长达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终年58岁。[3]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民都充满了友好感情。
利玛窦何以能够在明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学者的信赖？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特点谈起。
首先，利玛窦虽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他能够顺应中国的礼俗，利玛窦吸取了其他传教士来华传教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走“适应”的道路，积极与中国儒学相结合。就如范礼安所言，要想在中国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4]传教士们认为：“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5]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为了能够长期在中国发展，他将儒学应用于天主教，并对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良。
其次，利玛窦传教的同时，注意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主张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学说。而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正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教义，还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一些先进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医药等学科的先进成果也传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现了“西学热” 和“中国热”的局面，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再次，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广泛结交各阶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以“西来儒者”的身份与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跻身上流社会。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广，著述益多，进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6]每当认识一些新朋友时，利玛窦都会赠予他们一些西方的地图、西洋琴、自鸣钟，并向他们推销天主像、天主圣经、小十字架等。[7]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及生活。恰恰因为利玛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与士大夫交好，因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所传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西学传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学所笼罩的沉闷的思想界如沐春风。
对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知识阶层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汲取新知识的作用。[8]人们期盼逃脱长期以来的束缚，进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中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博爱等思想，也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利玛窦所带来的关于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的著作更是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际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存在矛盾冲突的两派，最典型的两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学”者，一派为反对“天学”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较为进步的士大夫认为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则是以鳌拜、杨光先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固守传统封建正统思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在寻找天主教与儒学契合点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在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做英译本序言中说，利玛窦把孔夫子介绍到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德介绍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时期。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传教活动独具特点。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中西方文化始终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东方大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无可厚非，无论哪种外来文化都无法操纵另一种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都必须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各国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多样化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广泛的异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求同存异”才是王道。
历史证明，那种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的态度无疑是异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学习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旁乃明《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称号琐谈》[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曾峥 孙宇峰：《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21.
[5][意]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43.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2.
[7]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
[9]杨光先.不得已集（卷下）[M].合肥：黄山书社，2000：79.
作者简介：郭春莹，女，黑龙江大学宗教学硕士。研究方向：宗教学理论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