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十年的每个农历三月十八，都是我深切思念母亲和拷问人生的日子，并且这个日子已经在我的人生岁月里，毫无疑问地成为我感情纠结的惯例。因为，在2008年的这一天里，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永远地离我远去了。
　　确切地讲，母亲走的那天是戊子年农历三月十八，也就是公历2008年4月23日的凌晨两点，而前一天的4月22日，是我和未婚妻领取结婚证的日子，因为我们遵母亲的叮嘱，要在“5·1”这天走进婚姻的殿堂。
　　领回结婚证的那天傍晚，我把红艳艳的证书第一时间拿到已经住院的母亲的病床前，向她报喜。老太太把证儿攥在手里，反复摩挲着我和妻子的照片，嘴里念叨着：“结婚的请帖在我床头的那个包里，你现在就写吧……”
　　于是，我顺身趴在她的病床旁边，幸福十足地写着喜帖，落款是漂亮的行书。当时，我指给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这是爸的名字，马志玉，后边的是您的名字，班凤莲。”老太太乐开了花：“……快要死的人了，还上了喜帖！”
　　是呀！谁也没想到，在母亲的大名上了喜帖后的大约五个小时，她便心脏病突发，与我们永远诀别了。尽管有医生的及时抢救，但在生命的脆弱面前，人的努力显得是那么地卑微和徒劳。
　　母亲走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都无法走出痛苦的记忆。特别是我结婚的那天，新娘已经娶回来了，我的心却是空落落的，整个身子俨然一副行尸走肉。我怅然地来到新房对面母亲曾经的住所，充盈的泪水流淌在心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母亲亲切的声音开始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要是让您永远活着，您选您多少岁的时候？”
　　“就像你现在这样的，三十来岁。”母亲羡慕地回答。
　　“您三十来岁时，正是六十年代文革动荡的时候，那日子过得苦的，哪有现在好，一个不愁吃穿、儿孙满堂的幸福的老太太。”
　　“娃呀，那时候是日子过得苦，可是腿脚利索呀，哪像现在，都成‘病它妈’了，过去是日子穷，身子富裕。现在是日子富裕，可身子穷了。”
　　当时我就惊叹：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太太竟说出了这么有哲理、有文采的话。
　　我开始寻找母亲，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捕捉母亲曾经的影子，那些母亲用过的东西成了我追思的寄托。她的拐棍孤零零地倚在那张病床边，诉说着失落。那些装药的瓶瓶罐罐沮丧着脸，躺在床上的炕桌上，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主人的青睐了。洗手间的门也敞开着，表达着郁闷。最显眼的是那个坐便器两旁土气的扶手，粗大、笨拙地扭曲着它的身子，本来就难看的样子更加怪诞了。可是难看怎么了？安全啊！好强的母亲拖着累赘的身子，蹒跚到坐便器旁，抓住这个扶手时，总会幸福地念叨：“这东西比我的腿硬朗多了……”
　　母亲走的时候是七十三岁，这真应了那句古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其实，七十三岁当口的母亲临走时神智都是清楚的，因为头脑没有问题，有病的是她的心脏和内分泌系统。
　　她是在六十岁的光景上患上糖尿病的，一直口服着降糖药，血压也偶尔有些高。终于，十年的富贵病史在老太太七十岁的时候把她送上了手术台——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也是在这次手术前的综合检查中发现，还算硬朗的老太太已经患上了心脏病。幸运的是，母亲的手术还算成功。但伤了“元气”的老太太的身体从此迅速恶化，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她的床头、桌子上到处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和高血压药的瓶瓶罐罐，每月的医药费开支都在八九百元，每年还要住一两次医院。特别是在她生命最后的那一年里，母亲间隔两三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每次花费都在万把元，而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新农合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要三个儿子承担。为此，母亲很是愧疚：“娃们都没钱，我这个老婆子早死了干净，不要再拖累人了……”
　　是的，母亲不喜欢拖累人，即使是她的至亲的人，因为，她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
　　母亲说，她一生生了十二个孩子，八个都夭折了，小的活了两三个月，大的都十五岁了，但还是走了。而我们姊弟四个孩子，小的时候都是难缠的主，多病多灾，幸运的是终究活了下来。那年月，生活过得苦，偶尔发个烧，感个冒，母亲也不带我们去村上的卫生所，因为没钱，但有经验，我们一感冒、发烧，母亲就在我们的额头上、脖子上，掐几个红红的“伤”，或是给我们吃很酸的醋，然后捂上厚厚的被子……奇怪得很，经过母亲的一番折腾，我们就好了。我们这几个病了的孩子，享受着母亲的掐捏，体味着母亲的汗水，感冒、发烧一次，就长大一次。那时候，我们甚至盼着母亲也感个冒，发个烧，我们也可以像母亲给我们治病一样给她治病，可母亲从来不病。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母亲不病的时候是刚强的母亲，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但病了，就是彻底地病倒，不是用掐捏、吃点醋和捂几床被子能够解决的，就像现在的母亲，连医院都感到头疼。因为医生说：“给老太太打针时用盐水，可以抑制糖尿病，但血压就高了;要用糖水，血压下去了，可血糖又高了……”
　　医生和我们哥几个商量着要给母亲加个心脏监护仪，说是这样有助于随时了解母亲的心脏状况，便于及时采取抢救措施。
　　我直率地问：“上了监护仪，能多大程度治疗疾病？”
　　医生很为难：“只是便于了解病况，作为抢救的依据。”
　　“不上了！”我们几个子女踌躇了良久，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们的思想是，用仪器对抗生命，直到拼完最后一口气，母亲还有那个气力吗？救母亲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呀！顺其自然吧，让母亲安然地面对生命吧！
　　要走的母亲强撑着吃她的大儿媳为她特地做的饭菜——只用少量的植物油炒得清淡的素炒菠菜和胡萝卜，以及一碗擀得薄如蝉翼的清汤面旗子。而盛饭菜的饭盒是我的未婚妻提前拿来的嫁妆。母亲欣慰地说：“知足了，这饭吃得知足了，小儿媳妇还没过门，陪的嫁妆我都用上了。”
　　其实，在母亲这次住院前，我的未婚妻来家见过母亲两次面。
　　一次是订婚那天。因为母亲近来病得厉害，也急于见到未曾谋面的小儿媳，我在订婚仪式结束后，特意带着未婚妻前来向病榻上的母亲报喜。见面后，老太太把自己戴了多年的一副金耳环给了未婚妻，并叮嘱说：“这是你男人给我打的，5克的，我戴得时间长了，现在把它交给你，照你喜欢的样子，重新打个新的……”
　　另一次是我的新房装修完了，未婚妻家把已经买好的嫁妆拉了过来。热热闹闹的两家人坐在了一起，母亲把我和未婚妻叫到跟前，商量着把我们的婚礼订在2008年的“5·1”这天。因为，那天除了是节假日，还是她的母亲——我的姥姥的忌日。母亲的意思很明显：她要在这个日子里，让姥姥看着他的孙子迎娶新娘，同时，她也要坚持活着。一生不爱财、不贪命的母亲此时只贪命，却也只贪到能亲眼看着在她的母亲忌日那天，把自己的小儿媳妇娶进门。
　　母亲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候曾说过，她的命真好，上天慈悯地恩养着她。因为她已经七十三岁了，这个岁数是她的父母没有的。她的父亲逝于五十多岁时逃难来疆的头一年里;而她的母亲逝世于七十岁时的心力衰竭。她活过了她的父母，算是长寿了，就是现在离开人世了，也是心里乐的，高兴地走。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学上到了研究生，还没有个媳妇，让人走得不安心……
　　现在，母亲终于走了，放下了她心头那块久久的牵挂，永远地走了。而处在她生命镜像中的我，在感情深处无法逃避地要为她人生最后时刻，被病痛折磨的生命透支埋单。因为，可以试想：如果不是我的晚婚留给母亲最后的那份牵挂，她可能比现在提前一到两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她也就会完全地享受一个母亲尽责后的满足，而了无牵挂地走向彼岸世界的乐园。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我让母亲在她的晚年饱受着病痛的折磨。我想我可能一生都要背负这份自责，这是一笔沉甸甸的亲情债，我时常在内心深处向母亲检讨：“我拿什么偿还你，我的母亲？”
　　“叮铃铃……”中午十二点到了。这是我特意定的手机闹钟，我要在这个点上匆忙地赶回四十公里外的大哥家，参加三点钟大哥在母亲十周年忌日这天安排的紀念活动。我决定就此搁笔，把对母亲的思念和追悼以及自责，深深埋进我的骨髓，藏进我的灵魂，并以此文算作我对母亲十周年忌日的一份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