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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四川省M村的调查，探讨农民对乡村归属感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归属感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对农村归属感较强。新一代农民与长辈相比，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更弱，且有继续减弱的趋势。经济收入和工作地点对农民的归属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村的家族集体活动会在一定时间内增强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
关键词：城市化 归属感 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205-03
1 研究背景
中国农民传统的居住单位是村落，村落内部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每个人对村里的其他人都很熟悉。人们的生活范围就是在村落里，在这里出生、成长和死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这就是礼俗社会[1]。也可以称为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在共同体的社会里，虽然大家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相互之间的互动很密切，人们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对它充满着感情和依恋[2]。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一种由相似性所致的团结，人们从事的工作相似，人们的经历相同。共同的意识把个人紧密的团结到群体中去，由此产生社会凝聚力[3]。
现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纷纷到城市打工，改变了过去村落与外界流动率低的现状，农村和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农民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转移到城市，农村成为春节才会回去的地方。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有学者对村落的这一变化进行研究，从在赣南山区、秦岭山麓村庄、闽北山区的调查中发现，村落的数量在减少，到城市打工人数在增加，社区的整合度较低，村落的共同体意识变弱[6-8]。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对农村的归属感不同，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想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是观望的态度[9]。
以上研究中涉及到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但是没有对其进行量化，没有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农民的归属感。基于此，笔者想通过自己的调查，探讨如下的问题，即在当前的城市化大潮下，农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现状如何，不同类型的农民归属感是否存在差异。哪些因素会增强或者减弱农民的归属感。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地点的概况
M村是个典型的受城市化大潮影响的山地农业社区，在四川盆地东南部的边缘地带。多数年轻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到城市务工，少数人会再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到城市工作。M村一共有351户农民，总人数为969人，其中大约35%的人长期在城市生活。有的家庭是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把老人小孩留住家里，这类人数大约是340人；有的农民到城市以后找到了较好的工作，有能力在城市定居，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都接到城里生活，这部分农民大概有40人；还有25%左右的人在本镇或者本县工作，这部分农民工作比较灵活。
2.2 主要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里的成员，对本地区和本亚文化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的心理感觉，是社区意识的基本体现[5]。有学者归纳出社区归属感由喜爱度、依恋程度、认同程度和关心程度构成[12]。因此根据这几个维度设计出相应的五个问题，每个问题的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文中将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作为因变量，除了测量农民对乡村社区归属感的差异，还简单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根据前人的研究，影响归属感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在当地的居住时间、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等[13-14]。英格尔斯对六个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在工厂的工作经历、在城市的生活经历等会提高人的现代性[4]。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现代性与对农村的归属感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假设农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长，对农村的归属感会越低。因此将影响归属感的因素与农民在城市的经历相结合，组成以下自变量：教育经历，包括文化程度、在城市上学的时间；经济地位，包括收入、工作；在城市的社會关系。
2.3 调查过程
利用根据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后编制的问题，笔者于2014年1、2月在四川省的M村采用配额抽样、偶遇抽样、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M村农民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3%。
3 研究发现
3.1 M村农民的归属感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民归属感的平均值为19.09。农民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认可度、依恋情况和关心程度是不一致的，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几项测量中，对社区的关心程度分数最高，农民都愿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让家乡发展的更好。和农民对村庄的关心程度比，农民对农村社区的喜爱程度分数值更低。有的农民已经表示不愿意长期居住在农村，说明农村对村民的吸引力在下降。现在农民向往城里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出去的动力，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让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M村的中年人多数是几年前乡镇企业倒闭后到城市的，年轻人则不相同，他们在刚开始选择工作时，就受到城市的吸引，来到了城市。这样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会比老一代的农民更低。根据农民的年龄将其分为两类，80后90后划分为新一代农民，其他年龄更大的划分为老一代农民。老一代农民的归属感指数为20.06，比新一代农民的归属感指数高出1.81，并且归属感的每一项指标，老一代农民的分数都比新一代农民高，两者差距最大的就是对农村的喜爱程度，新一代农民的平均值要低0.43。将两代农民的归属感分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T值为3.963，P值为0.000，小于0.05，两个群体归属感分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根据样本显示的两个群体归属感差异可以推论出在M村年轻一代的农民与老一代农民相比，他们对乡村的归属感更弱。老一代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强，可以将这一群体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农民在村或者镇上有较稳定的收入，比如在当地的企事业工作或者在工厂从事管理工作。还有一类农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一直在农村生活，很少到城里去，城市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很小；二是即使到城里工作的农民，由于无法承担以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们到了五十多岁，就会回乡居住，所以这类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也会很强。 男性农民归属感分数均值为19.5，女性农民归属感分数均值为18.5，将性别与归属感分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T值为2.037，P值为0.043，小于0.05，男女两性对农村归属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从样本情况推论出M村男性比女性对农村的归属感更强。M村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都是从夫居，丈夫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周围有很多自己的亲戚，但是女性是结婚后才来到丈夫生活的农村社区，因此她们的归属感相对于男性而言会低一些。将文化程度与归属感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高低两组文化程度的农民其归属感存在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经济收入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根据以往对归属感的研究，有研究发现居民的经济地位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因素[13]。衡量经济地位的直接指标就是收入、工作，好工作伴随着高收入，相应的经济地位就高。根据英格尔斯的研究，假设农民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农民的归属感就会越低。因此将经济地位分为收入、工作（是否务农、是否在城市工作）3个指标，分别检验这些指标与归属感是否相关，能否成为影响归属感的因素。
将收入分为3组，1万元以下为低收入，1～3万元为中收入，3万元以上为高收入，再将收入分组与归属感分数做一元方差分析，得出低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9.74，中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9.09，高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8.96，F值为0.524，P值为0.593，大于0.05，因此说明不同收入农民的归属感存在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得出M村收入不同的农民其归属感也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均值图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在减弱。
决定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工作，为了探讨工作与归属感的关系，将工作按照是否从事农业分为两类。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工作与归属感的关系。在家务农对农村的归属感分数为21.11，其他工作的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为18.90，T值为3.146，P值为0.003，小于0.05，说明M村在家务农的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较强，比其他农民的归属感更高。按照工作地点不同将工作分为在当地工作和在城市务工，再用这两个不同工作群体的归属感分数均值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在当地工作农民的归属感分数高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推论出M村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会强烈一些。农民一直在农村，适应了农村生活，没有感受过城市生活、工作，因此比较喜欢农村，认为这里很适合居住。但是一旦农民随着城市化的大潮来到城市，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做比较就会渐渐被城市生活吸引，从而降低对农村的归属感。
3.3 社会关系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农民到城市上学、工作会增加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他们社会关系网当中的城里人会不会是影响农民归属感的一项因素？通过对亲戚和要好的朋友中城里人的数量与归属感做一元回归分析，发现这两者相关关系弱。但是从常理推测，在城里的朋友多有利于在城里安顿下来，帮助寻找工作，这会减弱对乡村的归属感。李楠对4个城市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可以影响他们留在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虽然这次调查农民在城里的社会关系与其农村的归属感关系较弱，但是从已有文献和常理可以推测出农民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越广、异质性越强，他们在城里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对农村的归属感就会随之减弱。
3.4 家族集体活动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M村和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一样，是父系传承，从夫居住，一个生产队中，大多数人是亲戚关系，亲戚主线是以男性为主。最近几年政府更加重视传統节日，清明节放假一天，让大家有时间聚在一起。M村有的生产队主要是一个家族，他们就会集体扫墓。过去清明节是每一家村民自己扫墓，最近三四年，B队刘家的村民就聚在一起过清明节，每一年轮流在一家人那里过。上午刘家的男性一起到山上扫墓，女性就在家里负责做菜。不管扫墓、做饭，都是村民相互交流的机会，大家一起聊天，增进相互之间的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有了这个活动并不能保证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不会减弱。首先从参加清明节活动的村民年龄来看，多数是老年人、小孩子，有部分是中年人，很少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不会回来。我们也能预测再过几十年，中年人变成老年人，年轻人成为中年人，这个活动就会渐渐消失。
4 结论
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能够反映农民对农村的喜爱程度和是否愿意长久居住在农村。新老两代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有较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归属感较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企事业拥有较稳定工作的，收入较高。另外一类由于没有在城市工作的经历，或者即使去了城市工作，仍然没有能力定居城里的农民。在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的浪潮中，人们对乡村的依恋也会通过一些传统的家族集体活动，如清明祭祀活动，得到表现和加强。只是这类活动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有限。
年轻人对农村的归属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下降较多，说明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降低，随着年轻人在城市生活、工作经历的增加，归属感可能会继续减弱。很多年轻农民都希望融入城市，但又缺乏定居城市的资本，对农村的归属感已经减弱，且有继续减弱的可能。下一步研究应该更加注意这一年轻群体的心理感受、在城市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们是城市化的主体，这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三联书店，1985：9.
[2] 滕尼斯，林荣远.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3.
[3] 涂尔干，渠东.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42-43
[4]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顾昕.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0.
[5]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7-508.
[6] 江涛.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23-27.
[7] 李君甫.走向终结的村落——山区人口流失、社会衰微与扶贫政策思考[J].理论导刊，2006（5）：41-43.
[8] 高燕，郑丽香.一个山区村落走向终结的思考[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6-29，90.
[9] 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 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0-87，96.
[10] 李涛.底层教育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J].中国青年报，2015.
[11] 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J].社会学研究，2012（4）：48-66.
[12] 单菁菁.城市社区情感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13] 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4，3（June）：328-339.
[14] 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比较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59-63.
[15]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6）：102-108.
关键词：城市化 归属感 农村社区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205-03
1 研究背景
中国农民传统的居住单位是村落，村落内部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每个人对村里的其他人都很熟悉。人们的生活范围就是在村落里，在这里出生、成长和死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这就是礼俗社会[1]。也可以称为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在共同体的社会里，虽然大家扮演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相互之间的互动很密切，人们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对它充满着感情和依恋[2]。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一种由相似性所致的团结，人们从事的工作相似，人们的经历相同。共同的意识把个人紧密的团结到群体中去，由此产生社会凝聚力[3]。
现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纷纷到城市打工，改变了过去村落与外界流动率低的现状，农村和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农民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转移到城市，农村成为春节才会回去的地方。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有学者对村落的这一变化进行研究，从在赣南山区、秦岭山麓村庄、闽北山区的调查中发现，村落的数量在减少，到城市打工人数在增加，社区的整合度较低，村落的共同体意识变弱[6-8]。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对农村的归属感不同，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想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是观望的态度[9]。
以上研究中涉及到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但是没有对其进行量化，没有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农民的归属感。基于此，笔者想通过自己的调查，探讨如下的问题，即在当前的城市化大潮下，农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现状如何，不同类型的农民归属感是否存在差异。哪些因素会增强或者减弱农民的归属感。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地点的概况
M村是个典型的受城市化大潮影响的山地农业社区，在四川盆地东南部的边缘地带。多数年轻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到城市务工，少数人会再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到城市工作。M村一共有351户农民，总人数为969人，其中大约35%的人长期在城市生活。有的家庭是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把老人小孩留住家里，这类人数大约是340人；有的农民到城市以后找到了较好的工作，有能力在城市定居，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都接到城里生活，这部分农民大概有40人；还有25%左右的人在本镇或者本县工作，这部分农民工作比较灵活。
2.2 主要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里的成员，对本地区和本亚文化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的心理感觉，是社区意识的基本体现[5]。有学者归纳出社区归属感由喜爱度、依恋程度、认同程度和关心程度构成[12]。因此根据这几个维度设计出相应的五个问题，每个问题的最高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文中将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作为因变量，除了测量农民对乡村社区归属感的差异，还简单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根据前人的研究，影响归属感的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在当地的居住时间、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等[13-14]。英格尔斯对六个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在工厂的工作经历、在城市的生活经历等会提高人的现代性[4]。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现代性与对农村的归属感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假设农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长，对农村的归属感会越低。因此将影响归属感的因素与农民在城市的经历相结合，组成以下自变量：教育经历，包括文化程度、在城市上学的时间；经济地位，包括收入、工作；在城市的社會关系。
2.3 调查过程
利用根据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后编制的问题，笔者于2014年1、2月在四川省的M村采用配额抽样、偶遇抽样、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M村农民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3%。
3 研究发现
3.1 M村农民的归属感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民归属感的平均值为19.09。农民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认可度、依恋情况和关心程度是不一致的，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几项测量中，对社区的关心程度分数最高，农民都愿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让家乡发展的更好。和农民对村庄的关心程度比，农民对农村社区的喜爱程度分数值更低。有的农民已经表示不愿意长期居住在农村，说明农村对村民的吸引力在下降。现在农民向往城里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出去的动力，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让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M村的中年人多数是几年前乡镇企业倒闭后到城市的，年轻人则不相同，他们在刚开始选择工作时，就受到城市的吸引，来到了城市。这样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会比老一代的农民更低。根据农民的年龄将其分为两类，80后90后划分为新一代农民，其他年龄更大的划分为老一代农民。老一代农民的归属感指数为20.06，比新一代农民的归属感指数高出1.81，并且归属感的每一项指标，老一代农民的分数都比新一代农民高，两者差距最大的就是对农村的喜爱程度，新一代农民的平均值要低0.43。将两代农民的归属感分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T值为3.963，P值为0.000，小于0.05，两个群体归属感分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根据样本显示的两个群体归属感差异可以推论出在M村年轻一代的农民与老一代农民相比，他们对乡村的归属感更弱。老一代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强，可以将这一群体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农民在村或者镇上有较稳定的收入，比如在当地的企事业工作或者在工厂从事管理工作。还有一类农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一直在农村生活，很少到城里去，城市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很小；二是即使到城里工作的农民，由于无法承担以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们到了五十多岁，就会回乡居住，所以这类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也会很强。 男性农民归属感分数均值为19.5，女性农民归属感分数均值为18.5，将性别与归属感分数做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T值为2.037，P值为0.043，小于0.05，男女两性对农村归属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从样本情况推论出M村男性比女性对农村的归属感更强。M村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都是从夫居，丈夫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周围有很多自己的亲戚，但是女性是结婚后才来到丈夫生活的农村社区，因此她们的归属感相对于男性而言会低一些。将文化程度与归属感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高低两组文化程度的农民其归属感存在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经济收入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根据以往对归属感的研究，有研究发现居民的经济地位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一个重要因素[13]。衡量经济地位的直接指标就是收入、工作，好工作伴随着高收入，相应的经济地位就高。根据英格尔斯的研究，假设农民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农民的归属感就会越低。因此将经济地位分为收入、工作（是否务农、是否在城市工作）3个指标，分别检验这些指标与归属感是否相关，能否成为影响归属感的因素。
将收入分为3组，1万元以下为低收入，1～3万元为中收入，3万元以上为高收入，再将收入分组与归属感分数做一元方差分析，得出低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9.74，中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9.09，高收入组的归属感分数为18.96，F值为0.524，P值为0.593，大于0.05，因此说明不同收入农民的归属感存在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得出M村收入不同的农民其归属感也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均值图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在减弱。
决定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工作，为了探讨工作与归属感的关系，将工作按照是否从事农业分为两类。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工作与归属感的关系。在家务农对农村的归属感分数为21.11，其他工作的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为18.90，T值为3.146，P值为0.003，小于0.05，说明M村在家务农的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较强，比其他农民的归属感更高。按照工作地点不同将工作分为在当地工作和在城市务工，再用这两个不同工作群体的归属感分数均值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在当地工作农民的归属感分数高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两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推论出M村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会强烈一些。农民一直在农村，适应了农村生活，没有感受过城市生活、工作，因此比较喜欢农村，认为这里很适合居住。但是一旦农民随着城市化的大潮来到城市，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做比较就会渐渐被城市生活吸引，从而降低对农村的归属感。
3.3 社会关系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农民到城市上学、工作会增加在城市生活的时间，他们社会关系网当中的城里人会不会是影响农民归属感的一项因素？通过对亲戚和要好的朋友中城里人的数量与归属感做一元回归分析，发现这两者相关关系弱。但是从常理推测，在城里的朋友多有利于在城里安顿下来，帮助寻找工作，这会减弱对乡村的归属感。李楠对4个城市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可以影响他们留在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虽然这次调查农民在城里的社会关系与其农村的归属感关系较弱，但是从已有文献和常理可以推测出农民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越广、异质性越强，他们在城里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对农村的归属感就会随之减弱。
3.4 家族集体活动对农民归属感的影响
M村和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一样，是父系传承，从夫居住，一个生产队中，大多数人是亲戚关系，亲戚主线是以男性为主。最近几年政府更加重视传統节日，清明节放假一天，让大家有时间聚在一起。M村有的生产队主要是一个家族，他们就会集体扫墓。过去清明节是每一家村民自己扫墓，最近三四年，B队刘家的村民就聚在一起过清明节，每一年轮流在一家人那里过。上午刘家的男性一起到山上扫墓，女性就在家里负责做菜。不管扫墓、做饭，都是村民相互交流的机会，大家一起聊天，增进相互之间的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有了这个活动并不能保证村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不会减弱。首先从参加清明节活动的村民年龄来看，多数是老年人、小孩子，有部分是中年人，很少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不会回来。我们也能预测再过几十年，中年人变成老年人，年轻人成为中年人，这个活动就会渐渐消失。
4 结论
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能够反映农民对农村的喜爱程度和是否愿意长久居住在农村。新老两代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有较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归属感较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企事业拥有较稳定工作的，收入较高。另外一类由于没有在城市工作的经历，或者即使去了城市工作，仍然没有能力定居城里的农民。在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的浪潮中，人们对乡村的依恋也会通过一些传统的家族集体活动，如清明祭祀活动，得到表现和加强。只是这类活动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有限。
年轻人对农村的归属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下降较多，说明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降低，随着年轻人在城市生活、工作经历的增加，归属感可能会继续减弱。很多年轻农民都希望融入城市，但又缺乏定居城市的资本，对农村的归属感已经减弱，且有继续减弱的可能。下一步研究应该更加注意这一年轻群体的心理感受、在城市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们是城市化的主体，这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三联书店，1985：9.
[2] 滕尼斯，林荣远.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3.
[3] 涂尔干，渠东.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42-43
[4]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顾昕.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0.
[5]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7-508.
[6] 江涛.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23-27.
[7] 李君甫.走向终结的村落——山区人口流失、社会衰微与扶贫政策思考[J].理论导刊，2006（5）：41-43.
[8] 高燕，郑丽香.一个山区村落走向终结的思考[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6-29，90.
[9] 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 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0-87，96.
[10] 李涛.底层教育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J].中国青年报，2015.
[11] 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J].社会学研究，2012（4）：48-66.
[12] 单菁菁.城市社区情感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13] Kasarda，John and Janowitz，Morris，“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4，3（June）：328-339.
[14] 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比较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59-63.
[15] 李楠.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6）：1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