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到河南文学的时候，灿若群星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把河南作家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主要的共性特征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在现实主义传统里，我自己特别欣赏的就是有一批作家他们从日常生活入手，去写最底层最基层的那些人的所爱所恨所苦所难。某种程度上，这是新时期文学一百年的传统，为人生的一个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河南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表现其实是中国现实主义流变的40年，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的一个缩影。
　　进入新时代，我们提出新突破、新高峰，在此我想到的是新作家。新作家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力量。我在做70后、80后作家研究的时候，特别想提到梁鸿的“梁庄系列”，乔叶的《拆楼记》、计文君的《化城》，以及南飞雁的一些作品。
　　我想说的是，70后、80后作家，他们的贡献是不应该忽略的。但我也坦率地讲，当我们把一群人或者一大批人放在一起，都能够感受到现实主义特征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谈到河南文学，要谈到历史因循的负重、创作手法的单一，这些在河南文学发展历史上也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提两个建议，基于我对河南文学历史的一个了解。
　　如果我们不陌生的话，1919年，河南文坛出现了冯沅君，她是第一代中国女作家，小说曾被鲁迅称赞，认为开创了中国新青年一代敢于和中国传统做斗争、又有点害怕做斗争的矛盾心理，因此她写出了五四青年一代缠绵悱恻的性格。那我提到冯沅君的时候，我想说，她的作品《隔绝》，体现了恋爱自由的先河。这是她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讲现代文学，必然要讲到这个作家，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她以一个女性的声音，写出了五四青年一代的心声。某种程度上，我想说，作为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我们所在的现实，最重要的对作家的考验就是，如何以个我的声音发出公我的声音。一个人是否能够发出一代人心之所向、心之苦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冯文鼎，他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格，被称为中国抒情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比较文学领域，我们谈到现实主义的时候，会谈到史诗，现实主义史诗。甚至可以说，近100年来，中国作家渴望写出史诗般的作品。但是，放到世界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固然是好作品的标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世界文学领域还有另外标准，还有其他的源流地。西方是史诗的传统，中国文学的源流是抒情传统，比如《诗经》和《离骚》。有人说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其自身，它的荣耀在于抒情传统，而不在于史詩。由此来说，鲁迅、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等，100年来，中国的作家主要进行的一种写作，就是如何发扬中国汉语的音乐美、节奏感，如何写出诗情画意。我们今天谈到冯文鼎，可能会想不到他是河南作家，但是何以想不到呢，因为他与其他河南作家的美学追求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今天我们讨论中原作家群的时候，要以身为河南而骄傲，但对于更大的作家而言，你的目标也要在如何超越你所在的地域，如何融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乃至世界文学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祝福河南文学具有自身的文学性，同时也最好具有中国性和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