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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日前公布，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完成对吉林、浙江、山东等8个省份的督察进驻工作。在此期间，8省份因环境问题约谈4210人，问责5763人。
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已有超过1.5万人被问责。
督察覆盖31省份，问责超过1.5万人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督察“第一剑”，就剑指当时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展督察试点，随后，环保风暴不断推向全国。
2016年7月，首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个督察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2017年4月，第三批7个督察组督察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
至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环保风暴已经无死角覆盖31个省份。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业表示，环保再不达标，就会“死得很惨”。
不少专家认为，环保督察不仅查企业，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环保风暴带动的是问责风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
百姓也切实从中感受到了环保动真格的变化，主动向督察组提供线索的群众越来越多。数据显示，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地方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就超过1.5万件；第三批3.1万件；第四批近4万件……
四类问题突出
——环保为经济让路，干部思想有“雾霾”。
陕西关中地区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不仅加剧区域大气污染，也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沉重负担。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标任务时，仍在“以GDP论英雄”。督察组在河北、安徽等地发现，当地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都曾出现生态环境指标权重下降问题。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思想的“雾霾”甚至比现实更严重。
——污染问题“不曝光不解决”，治理“投机取巧”。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經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上报数据“做手脚”，监测数据造假。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对地市上报的压减钢铁产能封存项目基本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个别封存设备仍在生产。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环保底线意识不强，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正常运行，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
——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
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违规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开发项目，造成保护区内1万多亩湿地被毁。由于地方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安徽巢湖滨湖湿地遭到破坏，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质长期劣五类。
防止“一刀切”“一阵风”
两年多来，随着环保亮剑，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
地方政府的环保红线意识大大增强，地方产业转型也升级加速。作为中央环保督察“首站”的河北，2017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8万多家。其中，国内胶合板生产基地之一的文安县，停产整改7000多家人造板企业，整合后的200家企业全部达到标准，企业数量减少到几十分之一，产值、纳税却实现翻番。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各地完善考核评价、干部问责等制度，为党政干部“戴上紧箍咒”。黑龙江省鹤岗市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考评权重由原来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也得以改观，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级环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庆等试点省市展开。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建议，要防止个别地方在督察问责的压力下，治理“一刀切”、地方整改“一阵风”。
环保高压下，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中，曾简单粗暴地对洗车店、餐饮店、洗衣店等民生相关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关闭措施。对于此类问题，8月初成都市下发紧急通知，不允许以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不允许搞形式主义、不允许借环保督察名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建议，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的成果，让百姓在问责之后，看到更多实际的环境变化。
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已有超过1.5万人被问责。
督察覆盖31省份，问责超过1.5万人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督察“第一剑”，就剑指当时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展督察试点，随后，环保风暴不断推向全国。
2016年7月，首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个督察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2017年4月，第三批7个督察组督察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
至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环保风暴已经无死角覆盖31个省份。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业表示，环保再不达标，就会“死得很惨”。
不少专家认为，环保督察不仅查企业，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环保风暴带动的是问责风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
百姓也切实从中感受到了环保动真格的变化，主动向督察组提供线索的群众越来越多。数据显示，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地方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就超过1.5万件；第三批3.1万件；第四批近4万件……
四类问题突出
——环保为经济让路，干部思想有“雾霾”。
陕西关中地区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不仅加剧区域大气污染，也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沉重负担。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标任务时，仍在“以GDP论英雄”。督察组在河北、安徽等地发现，当地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都曾出现生态环境指标权重下降问题。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思想的“雾霾”甚至比现实更严重。
——污染问题“不曝光不解决”，治理“投机取巧”。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經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上报数据“做手脚”，监测数据造假。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对地市上报的压减钢铁产能封存项目基本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个别封存设备仍在生产。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环保底线意识不强，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正常运行，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
——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
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违规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开发项目，造成保护区内1万多亩湿地被毁。由于地方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安徽巢湖滨湖湿地遭到破坏，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质长期劣五类。
防止“一刀切”“一阵风”
两年多来，随着环保亮剑，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
地方政府的环保红线意识大大增强，地方产业转型也升级加速。作为中央环保督察“首站”的河北，2017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8万多家。其中，国内胶合板生产基地之一的文安县，停产整改7000多家人造板企业，整合后的200家企业全部达到标准，企业数量减少到几十分之一，产值、纳税却实现翻番。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各地完善考核评价、干部问责等制度，为党政干部“戴上紧箍咒”。黑龙江省鹤岗市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考评权重由原来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也得以改观，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级环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庆等试点省市展开。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建议，要防止个别地方在督察问责的压力下，治理“一刀切”、地方整改“一阵风”。
环保高压下，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中，曾简单粗暴地对洗车店、餐饮店、洗衣店等民生相关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关闭措施。对于此类问题，8月初成都市下发紧急通知，不允许以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不允许搞形式主义、不允许借环保督察名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建议，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的成果，让百姓在问责之后，看到更多实际的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