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北洋军阀是我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反动卖国的军阀集团，其统治期间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1]，但仍不可忽视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的承接与过渡的重要作用。自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北洋军萌芽到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扩充北洋军的实力并改名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新军，到1928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奉系军阀统治结束同时宣告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北洋军阀自兴起到结束33年，从袁世凯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统治中国16年，政治外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被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北洋军阀；政治外交； 转型与过渡
一、北洋军阀的形成与统治期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2]。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创建新式陆军，袁世凯取得督练新军的职权，接管胡燏棻训练的“定武军”，并扩充至七千人，在天津小站1督练新军[3]，北洋军阀奠基开始。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练军处会办大臣，北洋军实力进一步扩充，改名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陆续将北洋陆军扩充为六镇[4]，就此以袁世凯为首建立的“北洋军阀”基本形成。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在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指出，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历史”。北洋军阀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特别是在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统治期间，对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5] ”。其政府政权既受内部军阀混战的威胁，又需要谄媚求外不惜丧权辱国以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和腐败无能的清末统治集团相比，其采用相对民主的政府机构、力争主权的外交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的发展。
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外交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虽仍是军阀专权制度[6]”，但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即进入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统治，与明清时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比，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此限制夺取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的权利，防止其实现专制独裁统治。但以孙中山为首四处奔走的文人革命者仍然无法抵制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威逼，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确立其统治。袁世凯虽欲几次扩大总统权力，使之不受内阁和国会的限制，甚至直接干预宪法的起草工作，在《天坛宪法草案》的拟定中要求：“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外交大使以及一切文武职员，并宣战、媾和、缔约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紧急命令权及财政紧急处置权。[7]95”但受到制宪会议的反抗，直到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宣布实行总统独权制，取消内阁，解散国会、省议会和自治会，逐渐破坏辛亥革命确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不难发现这位军阀首领费尽心机，即使是想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但与历代皇帝不同的是，他采用的是法律文案和形式的民主选举的方式以达到权利集中的目的。包括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段祺瑞2等就任总统职位，除了权力争斗帝国主义的支持外，必不可少的就职法律程序依然是有遵循的，这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家天下”“人治”实行世袭制和“祖宗之法”向民主制国家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
大借款丧失主权是北洋军阀统治前期最典型的外交方式，基于清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已经完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一时期的各个军阀头目，更是为了个人权欲，使得中国外交主权进一步沦丧。民国成立之初，先后获得18个国家承认民国政府，但同时日本、俄国、英国也在进行瓜分中国蒙藏主权的侵略活动。袁世凯为讨好俄国、日本，在他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俄国签订协约，俄国扶持外蒙古自治，使得日本密谋的“俄国扶外蒙独立；英国扶西藏独立；东部内蒙古 划归日本所有”的瓜分计划一点点实现。其次，未经国会同意即进行大借款，1917年-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17笔借款共计2.5亿元，此外还有东盟四铁路正式借款1.5亿元，制铁借款1亿元，相对应给日本的权利包括“允许日军一小部驻济南，大部退到青岛，沿线3日本警察撤退代以中国巡警，但要聘日本顾问或教练。”并且协约规定：“中国应允许日本军队进驻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各要地；日本军事输送得使用北满铁路；日军得由北满经外蒙由库伦今贝加尔；日本经过之处得自由设置电线及铁路。”这些对日本来说一举两得的借贷条件，使日本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又名正言顺的通过系列“北洋政府欣然同意”的条约合法的取得在华驻兵、修路等各项权益。
北洋政府统治后半期的外交转向了争回主权活动。1918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搁置后，192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以太平洋远东地区军备限制为题，中国应邀参加。中国代表团提出了8项要求：“關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客邮、撤废无线电台、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这次会议是中国首次参与帝国主义处理中国问题的会议，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利益要求，改变了以往帝国联合一致武力压迫中国的时代。1924年中俄签订平等协约，收回了俄帝国不平等条约所获权利。“1927年顾维钧内阁不顾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收回主权，第一，中国自行决定增加海关附加税；第二，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第三，拒绝给予日本税率及附税的最惠国待遇。这是北洋政府首次独立强行的收回主权行为[5]131。”北洋政府后期的外交活动随着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展开，国民爱国意识的高涨，争回主权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主要体现。
三、转型与过渡的时代烙印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从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开始，北洋政府就已经粉墨登场，而且由于袁世凯主观手握重兵，客观上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北洋军在逼迫清帝退位，结束两百余年满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才使辛亥革命达到了世人称赞的高度。
北洋军政府的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新旧结构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尽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史上被称为中国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北洋政府在政治外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最后所取得的成效，而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也被打上了磨难中曲折发展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1] 周艳康. 毛泽东推动中国由军阀统治的社会向政党社会转型的研究[D]. 西南石油大学， 2014.
[2]来新夏，郭剑林.北洋军阀史稿[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202-208.
[3]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9-15.
[4]杜春和，林斌生.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0-48.
[5]毕春丽，北洋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J].东岳论丛，1995年增刊：110-113.
[6]孙强，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萌发的民主[J]. 兰会世界，2011（07下）：41-42.
[7]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5；131-139.
注释：
[1]本为距离天津东南七十里的新农镇，设有天津——大沽铁路的一个小站，在此编练新式陆军，后习惯称为“天津小站”。
[2]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执政，是由军阀协商和推举继位，属于个人独裁政府性质。其后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亦是由军阀推举，属于个人独裁。
[3]中日合办的胶济铁路，日本贷款修建的济顺、高徐两铁路。
关键词：北洋军阀；政治外交； 转型与过渡
一、北洋军阀的形成与统治期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2]。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创建新式陆军，袁世凯取得督练新军的职权，接管胡燏棻训练的“定武军”，并扩充至七千人，在天津小站1督练新军[3]，北洋军阀奠基开始。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练军处会办大臣，北洋军实力进一步扩充，改名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陆续将北洋陆军扩充为六镇[4]，就此以袁世凯为首建立的“北洋军阀”基本形成。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在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指出，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历史”。北洋军阀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特别是在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统治期间，对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烙印[5] ”。其政府政权既受内部军阀混战的威胁，又需要谄媚求外不惜丧权辱国以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和腐败无能的清末统治集团相比，其采用相对民主的政府机构、力争主权的外交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的发展。
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外交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虽仍是军阀专权制度[6]”，但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国即进入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统治，与明清时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比，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此限制夺取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的权利，防止其实现专制独裁统治。但以孙中山为首四处奔走的文人革命者仍然无法抵制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威逼，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世凯确立其统治。袁世凯虽欲几次扩大总统权力，使之不受内阁和国会的限制，甚至直接干预宪法的起草工作，在《天坛宪法草案》的拟定中要求：“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外交大使以及一切文武职员，并宣战、媾和、缔约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紧急命令权及财政紧急处置权。[7]95”但受到制宪会议的反抗，直到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宣布实行总统独权制，取消内阁，解散国会、省议会和自治会，逐渐破坏辛亥革命确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不难发现这位军阀首领费尽心机，即使是想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但与历代皇帝不同的是，他采用的是法律文案和形式的民主选举的方式以达到权利集中的目的。包括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段祺瑞2等就任总统职位，除了权力争斗帝国主义的支持外，必不可少的就职法律程序依然是有遵循的，这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家天下”“人治”实行世袭制和“祖宗之法”向民主制国家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变。
大借款丧失主权是北洋军阀统治前期最典型的外交方式，基于清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已经完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一时期的各个军阀头目，更是为了个人权欲，使得中国外交主权进一步沦丧。民国成立之初，先后获得18个国家承认民国政府，但同时日本、俄国、英国也在进行瓜分中国蒙藏主权的侵略活动。袁世凯为讨好俄国、日本，在他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俄国签订协约，俄国扶持外蒙古自治，使得日本密谋的“俄国扶外蒙独立；英国扶西藏独立；东部内蒙古 划归日本所有”的瓜分计划一点点实现。其次，未经国会同意即进行大借款，1917年-1918年段祺瑞向日本17笔借款共计2.5亿元，此外还有东盟四铁路正式借款1.5亿元，制铁借款1亿元，相对应给日本的权利包括“允许日军一小部驻济南，大部退到青岛，沿线3日本警察撤退代以中国巡警，但要聘日本顾问或教练。”并且协约规定：“中国应允许日本军队进驻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各要地；日本军事输送得使用北满铁路；日军得由北满经外蒙由库伦今贝加尔；日本经过之处得自由设置电线及铁路。”这些对日本来说一举两得的借贷条件，使日本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又名正言顺的通过系列“北洋政府欣然同意”的条约合法的取得在华驻兵、修路等各项权益。
北洋政府统治后半期的外交转向了争回主权活动。1918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搁置后，192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以太平洋远东地区军备限制为题，中国应邀参加。中国代表团提出了8项要求：“關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退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撤废客邮、撤废无线电台、交还山东、取消二十一条等。”这次会议是中国首次参与帝国主义处理中国问题的会议，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利益要求，改变了以往帝国联合一致武力压迫中国的时代。1924年中俄签订平等协约，收回了俄帝国不平等条约所获权利。“1927年顾维钧内阁不顾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收回主权，第一，中国自行决定增加海关附加税；第二，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第三，拒绝给予日本税率及附税的最惠国待遇。这是北洋政府首次独立强行的收回主权行为[5]131。”北洋政府后期的外交活动随着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展开，国民爱国意识的高涨，争回主权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主要体现。
三、转型与过渡的时代烙印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从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开始，北洋政府就已经粉墨登场，而且由于袁世凯主观手握重兵，客观上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北洋军在逼迫清帝退位，结束两百余年满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才使辛亥革命达到了世人称赞的高度。
北洋军政府的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新旧结构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尽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史上被称为中国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北洋政府在政治外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最后所取得的成效，而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也被打上了磨难中曲折发展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1] 周艳康. 毛泽东推动中国由军阀统治的社会向政党社会转型的研究[D]. 西南石油大学， 2014.
[2]来新夏，郭剑林.北洋军阀史稿[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202-208.
[3]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9-15.
[4]杜春和，林斌生.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0-48.
[5]毕春丽，北洋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J].东岳论丛，1995年增刊：110-113.
[6]孙强，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萌发的民主[J]. 兰会世界，2011（07下）：41-42.
[7]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5；131-139.
注释：
[1]本为距离天津东南七十里的新农镇，设有天津——大沽铁路的一个小站，在此编练新式陆军，后习惯称为“天津小站”。
[2]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执政，是由军阀协商和推举继位，属于个人独裁政府性质。其后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亦是由军阀推举，属于个人独裁。
[3]中日合办的胶济铁路，日本贷款修建的济顺、高徐两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