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时，特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在线与网友进行交流时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这是以权威的身份肯定了网络对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信息技术手段的进步通常会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互联网也是一场革命性信息技术突破，它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在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
　　以中国为例，互联网首先让民众接触到更多新闻。民众可以更方便地看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报道；发生在国内的很多事情，网络媒体经常率先报道。借助网络论坛、博客，形成了一个“公民报道者”群体。网络媒体天然具有分散性，因其分散性又具有超越地理界限的性质。网民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经常会注意到传统媒体不关注的地方所发生的新闻。
　　作为这种新闻功能的一个延伸，网络媒体打破了地方政治的封闭性。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信息体系，试图了解地方的政情。但是，集中控制的政府架构理论上存在某些内在缺陷，致使这套体系有时出现梗阻，即所谓的“欺上瞒下”。传统媒体或者不会关注地方政治，或者难以报道。而借助网络，生活于当地的网民却可以报道地方政情，并可能使之成为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事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媒体打破了地方信息瓶颈，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透明性。
　　当然，网络媒体也具有舆论的一般功能，即如胡锦涛所说，借助网络，民众表达自己的公共诉求，表达自己对政府立法、决策的意见。略加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关于公共事务的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网络媒体似乎已经发挥着比传统媒体更大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表达的弹性空间更大一些，表达的进入壁垒更低一些。这些通过网络表达的诉求与意见对于立法者、决策者来说，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已经发生过立法、决策引起网络舆论争论而调整的事情。同时，有些论题尽管是传统媒体提出来的，但借助网络，其影响力成倍被放大。
　　网络的这种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已被各级政府中一些比较敏锐的官员、部门认识到，他们除了关注网络新闻、网络舆论的动向之外，也积极利用网络作为施政手段。比如，官员上论坛、开博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网络征集意见，地方政府通过网络进行干部评议和政绩评估。
　　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7年，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汪洋就曾公布个人电子邮箱向网友征集意见，并两次约见提意见的网民，20多次以个名义回复提意见的网民。今年2月3日，已赴任广东的汪洋又与省长黄华华发布《致广东网民的一封信》，表示愿和大家一起“灌水”，也欢迎大家“拍砖”。4月17日，汪洋又与20多名网民见面，共同对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
　　网络在信息传递、舆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高层政治人物对网络效用的认可和与网民的互动，所有这些似可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网络政治的雏形。对于中国的政治演进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网络政治从一开始就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普通民众，只要具有上网的能力，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发言的渠道，有机会对各个层面的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样的意见和诉求只要具有较高普遍性，就可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就有可能对现实的立法、决策产生影响。
　　可能正是因为现实的民主制度仍在逐渐完善过程中，因而，相对于外国民众，中国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异常浓厚，网络政治也比较发达。而且，这种网络民主政治大体上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对于部分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对于部分关心公共事务而又缺乏现实表达渠道的民众来说，网络渠道具有很大吸引力。高层官员、尤其是胡锦涛对网络舆论的肯定，将使网络民主政治获得更大的生长空间。
　　不过，网络民主政治既然是一种直接民主政治，它也具有直接民主制的内在缺陷。比如，意见多变，缺乏深思熟虑。传统民主制度的制度安排，比如人民代表的审议，大体上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因此，网络直接民主制要正常发挥作用，就需要以代议民主制度的其他制度安排作为基础。单靠网络民主，是不能支撑起一个合理的民主治理架构的。当然，网络民主通过对信息透明、通过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通过在公共舆论空间提出民众最关心的议题，也确实能够推动民主制的其他制度趋向健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