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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与成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没几天，广西桂林的白公馆传出一个婴儿的啼哭声，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这孩子打出生体质就不好。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去上学了，他却患了肺结核——那时叫肺痨，和现在的癌症一样，属于令人谈虎色变的绝症。白崇禧将军遂教老八彻底在家养病。白先勇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还是单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
一天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上望见家里的灯火、人影，又听见不断的笑声——病前百般受宠，病中独自面对——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内敛、悲悯、富于想象等气质，既构成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文字。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每晚，他都要老央给自己说书。一老一小守着一个炭火盆，就开讲了，讲的第一个故事叫《薛仁贵征东》。别小看这个场景，白先勇因此熟习了文学叙事。
病愈后，好强的他拼命读书，不分昼夜。我曾问他：“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他淡然一句：“过目不忘。”还珠楼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剑侠录》，他从头至尾看过无数遍，小学五年级又开始细读《红楼梦》。
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辗转于南京、重庆等地;一九四八年，白家定居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台湾。一九五六年，白先勇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毕业。说来有趣，那时他的理想是参与修建三峡大坝。于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于是打算转学，更换专业。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白崇禧将军说：“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这让白崇禧将军特别看重。还是母亲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亲的去世。“天崩地塌，栋毁梁摧”，出殡那天，灵柩入土的一刻，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黄庭坚在一首《虞美人》里写道：“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有丧母之痛的白先勇说：“不必十年，一年足矣！”
经过死别，他深深认识到天命之不可强求，青春之不能永葆，只有艺术才能长存。怀着这样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九六四年，他发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认是其转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话来说则是，文中“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成熟境界”。
无根与传统
白先勇写时代，写情感，写人物。他笔下的故事色彩斑斓又耐人寻味。
他作品的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白先勇先后生活在大陆、台湾、美国，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移居台湾前，他是在国民党政要家庭度过的，父辈显赫的身份、上层社会的气派是他少年时代的印象。在台湾，他目睹国民党许多昔日同伴家庭的没落以及无数大陆人背井离乡、流落孤岛、窘困挣扎，那无尽的乡愁与怀旧伤感是他永恒的记忆，也是他写作的基调。到了美国，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对其文化领域的某些堕落深感厌恶。
漂泊海外的无根之感，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以上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贯穿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来已有十几年。他举止谦恭、内心坚忍，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
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演出的《牡丹亭》，散戏后已经很晚了。返回宾馆却发现一大堆人在等他——有粉丝，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有记者，拿着录音笔盼着能采访他几分钟;有出版人，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上签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唠几句“家常”;墙旮旯儿还站着一个医生。
原来白先勇正发着烧，他年过七十，明天还要远行……碰到这种情况，换作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统统打发走，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事来访的还是无事登门的。他不！他哑着嗓子、泪眼婆娑地应酬，一一满足来者。我在一旁看着，非常感动。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但我的热爱程度远逊于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的桂林话，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爱吃米粉，我却不大喜欢徽菜。
据他自己说，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上海，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迁至台北后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必打听哪里有米粉店，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
一次，他到北京讲学，黄昏时分打来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忙问：“在哪家宾馆？”他说：“不是宾馆，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艺剧场旁边。店面很小，你要仔细找啊！”真是不大好找，还得要他带路。一进门，白先勇笑呵呵地对女店主高声道：“我们要吃米粉！”我一抬头，瞧见正面墙壁悬挂着白先勇手书的“桂林米粉”四个大字。显然，人家是常客！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他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在，还不忘叮嘱我多放点辣椒。
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双木筷左右搅动，上下翻飞，桌面、碗沿、嘴角干干净净，只有两颊红红的，那才叫本事。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十五岁去了台湾，二十五岁去了美国。由此足见家乡的力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痴迷与赤诚，竞能“纠集”大陆、香港、台湾的艺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牡丹亭》。没人愿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愿做！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逾二百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的演出背后，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单是筹款一项，就要人性命！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闷气，但他只字不提，脸上始终挂着笑，只说自己是个昆曲“义工”。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那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演出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守旧，谁也不去说服谁。
白先勇乃天纵之才，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生动细致，充满沧桑感。無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的作品都非常成功。
二〇一二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父亲与民国》一书的座谈会。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持书者排成长队，长得“见首不见尾”。白先勇從下午六点签到晚上九点多，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长队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读者是打“飞的”专程从敦煌赶来的。还有一个读者，背了一个大麻袋。轮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开，无比自豪地说：“白先生，我专门收藏您的书，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本！”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
态度安安详详，说话从从容容，做事精精干干。他办杂志、写小说、当老师、拍电影、搞昆曲，现在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
今年，白先勇就要八十岁了，我和台北的几个朋友决定三月份要好好庆祝一番，痛痛快快地热闹一场。这于我而言是一件大事，心里老惦记着。在每每的惦念里，我恍然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编辑/林青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没几天，广西桂林的白公馆传出一个婴儿的啼哭声，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这孩子打出生体质就不好。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去上学了，他却患了肺结核——那时叫肺痨，和现在的癌症一样，属于令人谈虎色变的绝症。白崇禧将军遂教老八彻底在家养病。白先勇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还是单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
一天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上望见家里的灯火、人影，又听见不断的笑声——病前百般受宠，病中独自面对——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内敛、悲悯、富于想象等气质，既构成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文字。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每晚，他都要老央给自己说书。一老一小守着一个炭火盆，就开讲了，讲的第一个故事叫《薛仁贵征东》。别小看这个场景，白先勇因此熟习了文学叙事。
病愈后，好强的他拼命读书，不分昼夜。我曾问他：“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他淡然一句：“过目不忘。”还珠楼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剑侠录》，他从头至尾看过无数遍，小学五年级又开始细读《红楼梦》。
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辗转于南京、重庆等地;一九四八年，白家定居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台湾。一九五六年，白先勇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毕业。说来有趣，那时他的理想是参与修建三峡大坝。于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于是打算转学，更换专业。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白崇禧将军说：“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这让白崇禧将军特别看重。还是母亲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亲的去世。“天崩地塌，栋毁梁摧”，出殡那天，灵柩入土的一刻，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黄庭坚在一首《虞美人》里写道：“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有丧母之痛的白先勇说：“不必十年，一年足矣！”
经过死别，他深深认识到天命之不可强求，青春之不能永葆，只有艺术才能长存。怀着这样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九六四年，他发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认是其转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话来说则是，文中“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成熟境界”。
无根与传统
白先勇写时代，写情感，写人物。他笔下的故事色彩斑斓又耐人寻味。
他作品的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白先勇先后生活在大陆、台湾、美国，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移居台湾前，他是在国民党政要家庭度过的，父辈显赫的身份、上层社会的气派是他少年时代的印象。在台湾，他目睹国民党许多昔日同伴家庭的没落以及无数大陆人背井离乡、流落孤岛、窘困挣扎，那无尽的乡愁与怀旧伤感是他永恒的记忆，也是他写作的基调。到了美国，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对其文化领域的某些堕落深感厌恶。
漂泊海外的无根之感，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以上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贯穿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来已有十几年。他举止谦恭、内心坚忍，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
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演出的《牡丹亭》，散戏后已经很晚了。返回宾馆却发现一大堆人在等他——有粉丝，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有记者，拿着录音笔盼着能采访他几分钟;有出版人，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上签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唠几句“家常”;墙旮旯儿还站着一个医生。
原来白先勇正发着烧，他年过七十，明天还要远行……碰到这种情况，换作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统统打发走，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事来访的还是无事登门的。他不！他哑着嗓子、泪眼婆娑地应酬，一一满足来者。我在一旁看着，非常感动。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但我的热爱程度远逊于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的桂林话，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爱吃米粉，我却不大喜欢徽菜。
据他自己说，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上海，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迁至台北后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必打听哪里有米粉店，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
一次，他到北京讲学，黄昏时分打来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忙问：“在哪家宾馆？”他说：“不是宾馆，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艺剧场旁边。店面很小，你要仔细找啊！”真是不大好找，还得要他带路。一进门，白先勇笑呵呵地对女店主高声道：“我们要吃米粉！”我一抬头，瞧见正面墙壁悬挂着白先勇手书的“桂林米粉”四个大字。显然，人家是常客！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他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在，还不忘叮嘱我多放点辣椒。
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双木筷左右搅动，上下翻飞，桌面、碗沿、嘴角干干净净，只有两颊红红的，那才叫本事。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十五岁去了台湾，二十五岁去了美国。由此足见家乡的力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痴迷与赤诚，竞能“纠集”大陆、香港、台湾的艺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牡丹亭》。没人愿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愿做！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逾二百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的演出背后，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单是筹款一项，就要人性命！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闷气，但他只字不提，脸上始终挂着笑，只说自己是个昆曲“义工”。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那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演出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守旧，谁也不去说服谁。
白先勇乃天纵之才，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生动细致，充满沧桑感。無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的作品都非常成功。
二〇一二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父亲与民国》一书的座谈会。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持书者排成长队，长得“见首不见尾”。白先勇從下午六点签到晚上九点多，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长队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读者是打“飞的”专程从敦煌赶来的。还有一个读者，背了一个大麻袋。轮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开，无比自豪地说：“白先生，我专门收藏您的书，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本！”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
态度安安详详，说话从从容容，做事精精干干。他办杂志、写小说、当老师、拍电影、搞昆曲，现在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
今年，白先勇就要八十岁了，我和台北的几个朋友决定三月份要好好庆祝一番，痛痛快快地热闹一场。这于我而言是一件大事，心里老惦记着。在每每的惦念里，我恍然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