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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政府决定兴修十三陵水库来治理水患。在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大型机械设备十分紧缺，劳动建设者们主要依靠铁锹、扁担等简单工具进行作业，工程进行中，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也曾来工地视察并亲自参加劳动。40万人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将水库建设完成。十三陵水库的建设在当时成为一种象征，被称为“革命精神”的丰碑。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讲述的就是修建水库的故事。它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为了国庆日根据田汉的同名话剧改编，前后仅用时37天。其完成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与十三陵水库工程两相呼应。影片主要分为20年前与20年后两个时空。第一部分主要描写水库的修建过程，第二部分则是对十三陵水库20年后的样子进行畅想。
这部影片产生于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整个社会被构建成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体，影片本身也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幻境。
一、“乌托邦“概念的流变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世界。所以人们要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进行改造。从而使其臻于完美。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中，乌托邦一词被赋予了两重意义。一重是指人类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另一重意义则是只用方法可实现、达到的乌有之乡。自柏拉图《理想国》起，乌托邦的概念开始现于文学作品中。
在其后的许多人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队乌托邦进行释义。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以及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乌托邦新岛》。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他继承了古希腊文化语境的释义。即utopia（no-place）与eutopia（good-place）双关内涵。一直到近代以来的18世纪。乌托邦已由纯文学视域进入社科理论视域内。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家的出现。更使乌托邦一词直接与社会制度相钩连。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乌托邦的幻想渗入经济文化的各个角落。人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继续热火朝天的投入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进的道路上。这种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蓝图，也有银幕外投射到银幕内。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关于乌托邦的建构整体呈现出一种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共产主义进行不切实际幻想的面貌。
二、乌托邦幻境与时代面貌呈现
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面对电影我们也应当给摄制影片的年代以给予足够的关注。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电影是被大跃进运动催生的，同时也是时代色彩的印证。1958-1960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当时的思想路线对早期工业化产生的成绩的反应。人们认为对于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电影中，无论是对水库建设中呈现的昼夜施工的工地还是第二部分70年代十三陵水库人民公社中太阳能大工厂的一系列物象的显现，其背后的动因都是人们对工业化的极度迷恋。
大跃进运动不像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规划。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蓝图。而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社会理想的产物。他唯一的目的是寻找一个既属于社会主义的方式，又能将国家带入工业化的好办法。人民公社正是这种独特经济发展观的产物。在电影中的第二部分。十三陵水库地区已经建成了共产主义公社。人们对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图景的期许也都通过这个对公社的描摹被呈现出来。在这个公社中拥有了一切共产主义应该拥有的东西。利用太阳能培育出一棵结满各种果子的果树。水利控制系统可以控制水库流量，雨量风力。宇宙飞船也变成了日常通勤工具。这种大胆勾勒未来生活蓝图，表现工业化建设热情的影像书写，完美契合了大跃进时期充斥在社会各行各业的乐观主义的心态。在银幕与民族心理的交织中。遮蔽了部分现实。构建出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伴随着群众的乌托邦式狂热以及一套特殊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门类，在电影中呈现出乌托邦色彩也就十分顺利成章了。
三、作为现实映射——银幕内乌托邦建构
“新样式“电影：1958年产生的新样式电影是乌托邦色彩在电影中的体现。所谓新样式即是纪录性质的故事片或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故事片。它的实质是把新闻报道中真人真事加以艺术化的加工渲染，使它成为一个有纪实性质的故事片。大跃进期间涌现了一批用这种方法拍摄而成的影片，如謝晋导演的《黄宝妹》，同样讲述十三陵水库修建状况的《水库上的歌声》等影片。
这种根据事实改编的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中已有先例。二战结束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著名代表作《罗马11时》就是根据报纸上一则新闻改编而成。与中国大跃进几乎同期的法国新浪潮运动中，也有许多佳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这种创作手法力求最大程度接近现实，基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保持一致又表现出了艺术中内在逻辑认知以及情感上的现实。二者相互勾连，相互推进，相互融合，创造出一个书写现实的最优手法。但与意大利法国不同的是，我国的创作者们认为新样式电影最重要的不是表现事件，而是通过事件来反映先进人物。在思想概念先行的情况下。电影创作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影片成了思想宣传画。电影导演也被消解了创作者自身的地位。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是这种公式化简单化的作品。创作人员参按当时“多快好省”的方针缩短了影片制作周期，只根据献礼片的指示按照新样式的特点进行创作。从概念出发，虽然高扬了先进的思想政治性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艺术感，仅仅把正确思想转化为社会样貌的乌托邦场景。影片情节之间毫无推进作用，只是通过对不同人物的群像展示在表面上勉强连接在一起。影片创作者无意去讲述一个完整流畅的故事，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不同场景的零散拼贴中，以此在电影中形成了一种宣传画式的拼贴效果。用全景展示，群众用小推车推土给大坝填顶的场景，各个劳动小组开展劳动竞赛，老红军组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奋力劳动，一系列场景的积累共同构成了一副极具代表性的年代幻景。 物欲的表达：大跃进时期，人们坚定不移的相信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时机已经到来。经济越落后就越容易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的论断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景鼓舞着人们完成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定额，并且相信几年苦干能换来共产主义社会永久的理想生活形态。而物质的富足明显是乌托邦社会里最基本的特征。
在十七年时期，由于年代状况的特殊性，往往将物质与政治立场、道德高低捆绑在一起，对物质的欲望被极尽压制，那个时期的众多影片都对物质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掌握少数生产资料的穷人是善良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先进的。用不公正的手段掌握大量物质财富的富人是恶毒的，在思想上也往往是落后的，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对立的二者往往同时存在于影片中。这种道德模式被不断强化。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等影片。
不过基于对经济发展的期望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样貌想象，在表面上被压抑的物质欲望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乌托邦式的电影中通过另一种方式被再现出来。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十三陵水库，人民公社生活的描绘中，创作者用丰富的物质元素集合向人们展示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图景。无限丰富的水果，粮食，肉类。可在太空中用于星际旅行的飞船汽车、可进行视频通话的电话，人们热情洋溢的民族舞会、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电线电灯……一切物质意象的拼贴，都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最简洁直观的理解，即物质的极大丰富。
劳动者的颂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当时的普遍认知。在具体的发展道路实施上，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同步发展则被认为是理想的方法手段。而这种同步发展的关键，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对于劳动人民的刻画是构建电影场域中乌托邦世界的重要途径，劳动者创造了两分钟卸一车土的记录，年事已高的老红军挑着负重200斤的土跑向坝顶，丈夫被洪水冲走的劳模忘我的投入劳动。这一组组热情洋溢的劳动者群像刻画赞美了广大人民投身社会建设的价值观念，也书写出了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影像语言。
在这种影像语言中，个体关照被时代的宏观书写替代。人物设置往往过于单薄。其行为缺乏合理动机，思想政治觉悟是唯一原动力。虽然在今天看来，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因历史时代限制不可避免落入高大全的窠臼。但也正因这种表现手法，影片本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乌托邦电影的精准符号。影片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个体形象，不如说是当时民族整体面貌的书写——面对并不乐观的国际形势与贫乏的物质基础，人们不畏艰辛，怀着巨大热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
四、结语
以《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代表的大跃进时期电影有着因于内而符于外的稳定时代特征，他以现实境况为故事基底，通过对物质认知的重构，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在银幕上构建出了一个乌托邦场域，清晰的向后人展示着艰苦卓绝年代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积极向上的族群话语。
雖然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这部电影也存在着创作方法的失调与激进，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对现实的解构方式却可以让我们透过历史去触摸特殊时代下的民族情感。它通过电影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梦，又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迅速覆灭，引发当下观影者对历史与时代的无尽反思。
参考文献：
[1] 王杰.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J].探索与争鸣，2016（11）.
[2] 皮宾燕.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3] 高放.《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7（05）.
[4] 王瑶.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4）.
[5] 孟庆军.“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国家民族认同[J].电影评介，2017（14）.
[6] 龚艳，段岚丽.1958～1965：艺术性纪录片与大跃进[J].电影艺术，2014（04）.
[7] 金寿铁.“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命题“乌托邦”[J].社会科学，2015（03）.
[8] 丁宁.现实书写的两重天——1958—1960年间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分析[J].当代电影，2015（10）.
[9] 方楚.谈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J].戏剧报，1958.
[10] 张衍.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科学呈现[J].文化学刊，2018（01）.
[11] 董婧.浅析“十七年电影”中的英雄形象[J].视听，2018（07）.
[12] 丁宁.政治与银幕之间的游移——田方、金山的“十七年”表演[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06）.
作者简介：王雅璇（1994—），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讲述的就是修建水库的故事。它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为了国庆日根据田汉的同名话剧改编，前后仅用时37天。其完成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与十三陵水库工程两相呼应。影片主要分为20年前与20年后两个时空。第一部分主要描写水库的修建过程，第二部分则是对十三陵水库20年后的样子进行畅想。
这部影片产生于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整个社会被构建成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体，影片本身也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幻境。
一、“乌托邦“概念的流变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世界。所以人们要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进行改造。从而使其臻于完美。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中，乌托邦一词被赋予了两重意义。一重是指人类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另一重意义则是只用方法可实现、达到的乌有之乡。自柏拉图《理想国》起，乌托邦的概念开始现于文学作品中。
在其后的许多人都选择用文字的方式队乌托邦进行释义。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以及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乌托邦新岛》。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他继承了古希腊文化语境的释义。即utopia（no-place）与eutopia（good-place）双关内涵。一直到近代以来的18世纪。乌托邦已由纯文学视域进入社科理论视域内。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家的出现。更使乌托邦一词直接与社会制度相钩连。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乌托邦的幻想渗入经济文化的各个角落。人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继续热火朝天的投入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前进的道路上。这种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蓝图，也有银幕外投射到银幕内。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关于乌托邦的建构整体呈现出一种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共产主义进行不切实际幻想的面貌。
二、乌托邦幻境与时代面貌呈现
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面对电影我们也应当给摄制影片的年代以给予足够的关注。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电影是被大跃进运动催生的，同时也是时代色彩的印证。1958-1960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当时的思想路线对早期工业化产生的成绩的反应。人们认为对于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来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电影中，无论是对水库建设中呈现的昼夜施工的工地还是第二部分70年代十三陵水库人民公社中太阳能大工厂的一系列物象的显现，其背后的动因都是人们对工业化的极度迷恋。
大跃进运动不像一个类似于五年计划的经济规划。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蓝图。而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社会理想的产物。他唯一的目的是寻找一个既属于社会主义的方式，又能将国家带入工业化的好办法。人民公社正是这种独特经济发展观的产物。在电影中的第二部分。十三陵水库地区已经建成了共产主义公社。人们对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图景的期许也都通过这个对公社的描摹被呈现出来。在这个公社中拥有了一切共产主义应该拥有的东西。利用太阳能培育出一棵结满各种果子的果树。水利控制系统可以控制水库流量，雨量风力。宇宙飞船也变成了日常通勤工具。这种大胆勾勒未来生活蓝图，表现工业化建设热情的影像书写，完美契合了大跃进时期充斥在社会各行各业的乐观主义的心态。在银幕与民族心理的交织中。遮蔽了部分现实。构建出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伴随着群众的乌托邦式狂热以及一套特殊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门类，在电影中呈现出乌托邦色彩也就十分顺利成章了。
三、作为现实映射——银幕内乌托邦建构
“新样式“电影：1958年产生的新样式电影是乌托邦色彩在电影中的体现。所谓新样式即是纪录性质的故事片或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故事片。它的实质是把新闻报道中真人真事加以艺术化的加工渲染，使它成为一个有纪实性质的故事片。大跃进期间涌现了一批用这种方法拍摄而成的影片，如謝晋导演的《黄宝妹》，同样讲述十三陵水库修建状况的《水库上的歌声》等影片。
这种根据事实改编的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中已有先例。二战结束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著名代表作《罗马11时》就是根据报纸上一则新闻改编而成。与中国大跃进几乎同期的法国新浪潮运动中，也有许多佳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这种创作手法力求最大程度接近现实，基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保持一致又表现出了艺术中内在逻辑认知以及情感上的现实。二者相互勾连，相互推进，相互融合，创造出一个书写现实的最优手法。但与意大利法国不同的是，我国的创作者们认为新样式电影最重要的不是表现事件，而是通过事件来反映先进人物。在思想概念先行的情况下。电影创作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影片成了思想宣传画。电影导演也被消解了创作者自身的地位。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是这种公式化简单化的作品。创作人员参按当时“多快好省”的方针缩短了影片制作周期，只根据献礼片的指示按照新样式的特点进行创作。从概念出发，虽然高扬了先进的思想政治性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艺术感，仅仅把正确思想转化为社会样貌的乌托邦场景。影片情节之间毫无推进作用，只是通过对不同人物的群像展示在表面上勉强连接在一起。影片创作者无意去讲述一个完整流畅的故事，而是将着力点放在了不同场景的零散拼贴中，以此在电影中形成了一种宣传画式的拼贴效果。用全景展示，群众用小推车推土给大坝填顶的场景，各个劳动小组开展劳动竞赛，老红军组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奋力劳动，一系列场景的积累共同构成了一副极具代表性的年代幻景。 物欲的表达：大跃进时期，人们坚定不移的相信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时机已经到来。经济越落后就越容易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的论断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景鼓舞着人们完成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定额，并且相信几年苦干能换来共产主义社会永久的理想生活形态。而物质的富足明显是乌托邦社会里最基本的特征。
在十七年时期，由于年代状况的特殊性，往往将物质与政治立场、道德高低捆绑在一起，对物质的欲望被极尽压制，那个时期的众多影片都对物质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掌握少数生产资料的穷人是善良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先进的。用不公正的手段掌握大量物质财富的富人是恶毒的，在思想上也往往是落后的，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对立的二者往往同时存在于影片中。这种道德模式被不断强化。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等影片。
不过基于对经济发展的期望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样貌想象，在表面上被压抑的物质欲望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乌托邦式的电影中通过另一种方式被再现出来。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十三陵水库，人民公社生活的描绘中，创作者用丰富的物质元素集合向人们展示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图景。无限丰富的水果，粮食，肉类。可在太空中用于星际旅行的飞船汽车、可进行视频通话的电话，人们热情洋溢的民族舞会、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电线电灯……一切物质意象的拼贴，都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最简洁直观的理解，即物质的极大丰富。
劳动者的颂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当时的普遍认知。在具体的发展道路实施上，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同步发展则被认为是理想的方法手段。而这种同步发展的关键，则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对于劳动人民的刻画是构建电影场域中乌托邦世界的重要途径，劳动者创造了两分钟卸一车土的记录，年事已高的老红军挑着负重200斤的土跑向坝顶，丈夫被洪水冲走的劳模忘我的投入劳动。这一组组热情洋溢的劳动者群像刻画赞美了广大人民投身社会建设的价值观念，也书写出了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影像语言。
在这种影像语言中，个体关照被时代的宏观书写替代。人物设置往往过于单薄。其行为缺乏合理动机，思想政治觉悟是唯一原动力。虽然在今天看来，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因历史时代限制不可避免落入高大全的窠臼。但也正因这种表现手法，影片本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乌托邦电影的精准符号。影片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个体形象，不如说是当时民族整体面貌的书写——面对并不乐观的国际形势与贫乏的物质基础，人们不畏艰辛，怀着巨大热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
四、结语
以《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代表的大跃进时期电影有着因于内而符于外的稳定时代特征，他以现实境况为故事基底，通过对物质认知的重构，对劳动人民的歌颂在银幕上构建出了一个乌托邦场域，清晰的向后人展示着艰苦卓绝年代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积极向上的族群话语。
雖然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这部电影也存在着创作方法的失调与激进，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对现实的解构方式却可以让我们透过历史去触摸特殊时代下的民族情感。它通过电影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梦，又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迅速覆灭，引发当下观影者对历史与时代的无尽反思。
参考文献：
[1] 王杰.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J].探索与争鸣，2016（11）.
[2] 皮宾燕.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3] 高放.《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7（05）.
[4] 王瑶.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体[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4）.
[5] 孟庆军.“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国家民族认同[J].电影评介，2017（14）.
[6] 龚艳，段岚丽.1958～1965：艺术性纪录片与大跃进[J].电影艺术，2014（04）.
[7] 金寿铁.“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命题“乌托邦”[J].社会科学，2015（03）.
[8] 丁宁.现实书写的两重天——1958—1960年间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分析[J].当代电影，2015（10）.
[9] 方楚.谈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J].戏剧报，1958.
[10] 张衍.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科学呈现[J].文化学刊，2018（01）.
[11] 董婧.浅析“十七年电影”中的英雄形象[J].视听，2018（07）.
[12] 丁宁.政治与银幕之间的游移——田方、金山的“十七年”表演[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06）.
作者简介：王雅璇（1994—），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