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这是党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事件本身的极端敏感性，党中央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
两次特殊的会面像地下党接头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事先有个在较大范围内“摸底”的阶段。广为流传的陈云“下不为例”的故事是最有名的例子——叶剑英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陈云经反复思考，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大体来说，元老和将帅方面，通过叶剑英沟通;而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主要由华国锋本人进行。资料表明，除了“四人帮”和被疑为其追随者的副总理吴桂贤，以及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元帅之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或知晓此事。限于当时环境，私下交流、个别串联也要拿捏分寸，话不能说深说透，点到即止。
华国锋、叶剑英首先在各自的圈子里形成共识——与“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但行动需要契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两天后，华国锋以身体不好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为由，拐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临时住处，请他征求叶帅的意见，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为宜。因为“‘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语）。华、李两人的谈话不到10分钟。
为避免引起“四人帮”注意，李先念采取了跟華国锋类似的办法。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植物园散心。车到香山，他突然说去西山叶帅处，路上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据工作人员回忆，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叶帅犹豫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在一篇文章中复现了当时的场景——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
经一个多星期深思熟虑，9月21日，叶剑英面见华国锋，“实务派”与“元老派”联盟正式达成。有研究者发现：在行动前，当事人两人以上的会面屈指可数，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3人从未一起碰头，最常见的是单线联系，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汪东兴曾这样告诉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叶帅和老华他们俩挂帅之外，他还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特别是不要到他那儿去，不要暴露秘密”。
10月6日，决战时刻来临。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对各行动小组做“战前动员”，并颁布了几条纪律：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即刻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几乎同一时刻，叶剑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住地来到军科院办公室，为晚上8点中南海的会议做准备。4时许，叶帅驱车离开办公室，他叮嘱绰号“马头”的警卫员马西金：开会时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司机坐在车里不要出去。
“红旗”轿车驶出军科院不久，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都在吗？”那时从西山可以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的飞机。马西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摔了1架，后来机场出事故又损失1架，剩下18架。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问：“马头，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西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马西金后来回忆。
行动结束后李先念还不知情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粉碎“四人帮”就是由叶剑英、华国锋坐镇，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抓了应召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实际上，整个行动的地点不限于怀仁堂和中南海，抓捕的人数至少8个（毛远新在中南海丰泽园被就地“保护审查”，吴德等人负责抓捕中南海之外的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洪文的大秘书金祖敏，控制主要宣传机构以及机场、邮电局等要地），参与行动的部队除了8341还有北京卫戍区。据吴德回忆，当晚在北大、清华外围也布置了不少兵力，“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当晚，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据吴德和叶帅秘书王文理回忆，李先念到达时，还以为常居西山的叶帅生病了，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李先念是受华国锋委托秘密联络叶剑英的人。李先念知道原定的行动时间（国庆节后10天），但他显然对提前行动以及行动的具体方案毫不知情。这个细节足以证明当时保密到了何种程度。
在玉泉山上，华国锋通报了当晚的行动。为防止发生动乱（主要是担心上海民兵），会议决定，以中发[1976]16号文的形式逐步向下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摘自《保密工作》 朱元石等/文）
两次特殊的会面像地下党接头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事先有个在较大范围内“摸底”的阶段。广为流传的陈云“下不为例”的故事是最有名的例子——叶剑英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陈云经反复思考，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大体来说，元老和将帅方面，通过叶剑英沟通;而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主要由华国锋本人进行。资料表明，除了“四人帮”和被疑为其追随者的副总理吴桂贤，以及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元帅之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或知晓此事。限于当时环境，私下交流、个别串联也要拿捏分寸，话不能说深说透，点到即止。
华国锋、叶剑英首先在各自的圈子里形成共识——与“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但行动需要契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两天后，华国锋以身体不好要到北京医院检查为由，拐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临时住处，请他征求叶帅的意见，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为宜。因为“‘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语）。华、李两人的谈话不到10分钟。
为避免引起“四人帮”注意，李先念采取了跟華国锋类似的办法。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植物园散心。车到香山，他突然说去西山叶帅处，路上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据工作人员回忆，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叶帅犹豫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在一篇文章中复现了当时的场景——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
“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
经一个多星期深思熟虑，9月21日，叶剑英面见华国锋，“实务派”与“元老派”联盟正式达成。有研究者发现：在行动前，当事人两人以上的会面屈指可数，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3人从未一起碰头，最常见的是单线联系，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汪东兴曾这样告诉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叶帅和老华他们俩挂帅之外，他还特别对我有个别的交代，特别是保密，特别是不要到他那儿去，不要暴露秘密”。
10月6日，决战时刻来临。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对各行动小组做“战前动员”，并颁布了几条纪律：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即刻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几乎同一时刻，叶剑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住地来到军科院办公室，为晚上8点中南海的会议做准备。4时许，叶帅驱车离开办公室，他叮嘱绰号“马头”的警卫员马西金：开会时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司机坐在车里不要出去。
“红旗”轿车驶出军科院不久，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都在吗？”那时从西山可以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的飞机。马西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摔了1架，后来机场出事故又损失1架，剩下18架。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问：“马头，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西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马西金后来回忆。
行动结束后李先念还不知情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粉碎“四人帮”就是由叶剑英、华国锋坐镇，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抓了应召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实际上，整个行动的地点不限于怀仁堂和中南海，抓捕的人数至少8个（毛远新在中南海丰泽园被就地“保护审查”，吴德等人负责抓捕中南海之外的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洪文的大秘书金祖敏，控制主要宣传机构以及机场、邮电局等要地），参与行动的部队除了8341还有北京卫戍区。据吴德回忆，当晚在北大、清华外围也布置了不少兵力，“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当晚，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据吴德和叶帅秘书王文理回忆，李先念到达时，还以为常居西山的叶帅生病了，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李先念是受华国锋委托秘密联络叶剑英的人。李先念知道原定的行动时间（国庆节后10天），但他显然对提前行动以及行动的具体方案毫不知情。这个细节足以证明当时保密到了何种程度。
在玉泉山上，华国锋通报了当晚的行动。为防止发生动乱（主要是担心上海民兵），会议决定，以中发[1976]16号文的形式逐步向下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摘自《保密工作》 朱元石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