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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黄牛，也是分等级的。她虽然干了七年，依然是一个最底层的票贩子。最高级别的黄牛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
“别进火车站，沿路南一直朝东走，看到第一条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头等我。”
《方圆》记者从地铁一号线北京站东南出口走出来之后，随即拨通了女黄牛余彩（化名）的电话。
根据女黄牛余彩的提示，记者走进了那条巷子。这里离车站大约有500米，巷子东是一家小吃店，西边是一家小卖部，朝里去则是几家小旅馆。
虽然离北京站很近，相对火车站内的嘈杂，这里相对安静得多，路灯灯光很昏暗。小吃店门口有两个人在招揽生意，几个妇女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玩扑克。她们相互之间嘀嘀咕咕，记者离她们大约有五六步的距离，虽然她们说话时夹杂了一些暗语，但还是能听明白有关“某某车次”的字眼。记者明白，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了。
记者兜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来，拿出刚要接听对方却挂掉了。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大约四十五六岁的妇女随即向记者走来，就在与记者擦肩而过的瞬间，她把一张火车票迅速塞进记者手里，记者也把事先准备好的300元钱给了她，前后不过两三秒钟。
记者拿到的票是北京至日照的T51硬卧票，原价224元，黄牛从中加价76元。
取票过程就像“接头”
这是一个购票相当难的车次，由于这个线路至今没有动车和高铁，交通压力特别大， 别说春运期间，就是平时想买张卧铺票，去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都很难办到。
记者事先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到春节之前的卧铺票都已售罄。
为了顺利买到票并同时接近和了解黄牛党，《方圆》记者在朋友肖惠芬（化名）的引荐下，以购买北京至日照的T51卧铺票为名，与资深女黄牛余彩电话取得了联系。
“不就一张T51卧铺票吗？没问题，你只需要把身份证号码告诉我即可，等搞到票我会通知你取票。若是平时加收40元就可以了，春运期间要多加些，总共300元吧。”余彩的回答很干脆，“有熟人介绍就放心了，以后需要票就尽管找我。”
“现在买票不都实名制了吗？你还有办法搞到？”《方圆》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没问题，不仅K字头和T字头，就是动车和高铁票也照样能搞到。”
1月14日傍晚，《方圆》记者接到了余彩打来的电话，晚上9点，在北京站东边巷子口记者如约取到了票。
拿到票以后，记者表示希望邀请她到肯德基喝杯饮料吃点东西顺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来，盘问记者是干啥的。
《方圆》记者只好解释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只不过对黄牛党这个行当好奇，没有任何恶意。也许是熟人介绍的缘故，也许她很少得到这种礼遇，余彩最后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黄牛党是如何建立生意网的
并不是每个人一提到倒票的黄牛党都会痛恨得咬牙切齿，记者的朋友肖惠芬就不。不仅不，她内心甚至还有几分感激。因为从2006年开始，她每年春节前回老家佳木斯的卧铺票基本都是通过黄牛搞到的，虽然每次加价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排队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换句话说，肖惠芬几乎把每年回老家陪父母过春节的希望都寄托在黄牛党身上。
在北京动物园对过的服装批发市场做生意的肖惠芬老家是佳木斯的，从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只有K339一趟。
“因为车次稀少，一到春运那真是一票难求。” 肖惠芬告诉《方圆》记者。
今年也不例外，从1月10日开始，肖惠芬就提前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她想预订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卧或软卧，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卖光了。
但肖惠芬并没有因此感到惊慌和绝望，她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找黄牛余彩买高价票。
多次的买票经历让她和提供高价票的女黄牛余彩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她甚至还主动把余彩介绍给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却同样购票无门的老乡和同学。事实上，余彩的黄牛生意网也正是靠买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
黄牛党就是个小社会
据中国社科院白皮书介绍：黄牛党最红火的时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约有票贩上万人。北京黄牛党基本由四大群体把持：势力最大的是东北帮，约占总人数的1/3，河南排序第二，河北排位第三，安徽排位第四。黄牛党按身份也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
“我承认做黄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做黄牛，我也是被逼无奈。”余彩叹口气说。
来自安徽农村的余彩原来在西三环一个人家当保姆，因父亲患重病缺钱才被老乡带入行干起了黄牛党。
她先是跟着一个老乡“慧姐”学徒，卖出一张票“慧姐”分给她10至30元的抽成，俗称“砸干棒”。由于缺少资源，只能靠自己冒险在车站内外搭讪询问，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个两三张，运气不好两天都开不了张，一个月下来也就赚个千把块钱，除了吃饭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每天赶到十多里以外的劲松和老乡挤在一起住。
半年以后，余彩渐渐明白了这行当的门道，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终于从“学徒型”转为了“单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负责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因为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了。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少也能赚100多元，每个月下来竟能赚到五六千，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欠的债，还有了一些积蓄。
从2008年开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给别人种，让丈夫和妹妹都出来跟着她干。倒票方式也从“单干型”转为“家族型”，她领着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则去了北京西站，亲属携手，两站联合，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倒票额。生活条件好了，她和丈夫及妹妹就在潘家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居。 “2008至2010年，是我们一家赚钱最多的时候，攒下了差不多有40万，对我们这种农村人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可以回家盖四间新房，孩子的学费也不用犯愁了。”余彩说，“其实北京的黄牛最赚钱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我也是听北京站的那些资深老黄牛们说的。”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韩帅介绍，“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初中、小学等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这些人汇集到北京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
黄牛党内部也分级别
在这行当干了七年，余彩逐渐明白，同样是黄牛，也是分等级的。像他们这种家庭联手的，虽然依然是最底层的票贩子，但毕竟有了帮手，收入还固定些。更多的人则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靠每天倒卖几张票挣点辛苦钱，因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难被查到。即便被铁警抓到了，因为涉案金额较低也只是被罚款或治安拘留几天，出来依然会重操旧业。
而稍高级别的黄牛是从窗口雇佣人买票，有专门买票的队伍，也有专门去卖票和退票的队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包括什么价收票，什么价卖票，离发车时间的什么临界点退票，对于不多加价的顽固客户怎么对待。他们价格统一、口径统一、方式统一，实在不行，还有退票的队伍为其扫尾。为其带来更大利润，避免竞争市场无度无序，保证各个链条都有不同的利润可赚。
最高级别的黄牛是“老大”级别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像余彩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老大”级的黄牛最风光的时候只需要在家数钱就可以了。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与一个“低级”黄牛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级”的黄牛，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他们每天收入都在1000-4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300-1000元之间。每逢生日小黄牛还要送贺礼。据余彩介绍，某个黄牛团伙的老大“小东北”有次庆生光礼金就收了5万多。
不过老大也不是一直都能坐到底的。这些年，黄牛党早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尤其实名制以后，越来越不好做，许多资深黄牛已经纷纷撤出了。
有一些收入丰厚的黄牛，大多在城里买了楼房。而为了倒票方便，他们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朝阳或丰台的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瓦房里，房租每月300元——600元。
黄牛党三分之二是女性
“平常在各车站活动的黄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告诉记者。
问其原因，皆因为一条：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而按国务院颁布的处罚条例，警察并不能抓捕她们。
“我们这边有个女黄牛也是我安徽老乡，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后的几个月出来疯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余彩说。
还有的女黄牛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许多黄牛党都曾受到过铁警打击处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处理十几次。但处理完毕后，多数会重操旧业。黄牛党也是个独特的小社会，平常大家接受的都是“有本事才能赚大钱，笑贫不笑娼”的思想，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被抓之后，羞耻感已渐渐淡化。
“我发展客户非常谨慎，没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电话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钓鱼或者记者暗访，我身边已经有无数老乡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铁警处理过，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折进去。”余彩不无担忧地说。
黄牛党的“行话”和暗语
看过小说《林海雪原》的都记得，里头有两句经典的接头暗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据余彩介绍，在黄牛党内部类似行话和暗语也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黄牛之间沟通的语言体系。
这些行话和暗语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用来形容如何与购票者进行沟通，例如“扎蛤蟆”，即向旅客承诺自己能买到票，拿着旅客的钱为其跑腿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再比如“扒皮”，即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就赚个转手差价钱。
第二类则是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形容，例如拥有十年以上倒票经历的黄牛会被叫成“老炮”；而“侃客“即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的黄牛。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第三类则是指代黄牛票的某些特定来源渠道。例如“低接平出”，即指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等，旅客若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使用这些行话和暗语既是为增加隐蔽性，又可以鉴别是不是道上的人，提防‘生茬子’（陌生人）掺和，这也是我们这种见不得光的行当的自我保护。”余彩对《方圆》记者说。
黄牛党手中为何总有票
“火车票没实名制以前，按照国家的要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买到。第一是火车站售票窗口，第二是取得火车票代售资格的正规代理点。那时候普通黄牛倒票基本是利用多人排队买票和回收退票再高价卖出等人海战术。黄牛们比普通旅客更熟悉买票的程序，知道什么时间段什么票比较好买，排队时更有针对性，所以买到的成功几率也更高。”
“别进火车站，沿路南一直朝东走，看到第一条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头等我。”
《方圆》记者从地铁一号线北京站东南出口走出来之后，随即拨通了女黄牛余彩（化名）的电话。
根据女黄牛余彩的提示，记者走进了那条巷子。这里离车站大约有500米，巷子东是一家小吃店，西边是一家小卖部，朝里去则是几家小旅馆。
虽然离北京站很近，相对火车站内的嘈杂，这里相对安静得多，路灯灯光很昏暗。小吃店门口有两个人在招揽生意，几个妇女坐在一家小卖部门口玩扑克。她们相互之间嘀嘀咕咕，记者离她们大约有五六步的距离，虽然她们说话时夹杂了一些暗语，但还是能听明白有关“某某车次”的字眼。记者明白，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牛党了。
记者兜里的手机再次响起来，拿出刚要接听对方却挂掉了。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大约四十五六岁的妇女随即向记者走来，就在与记者擦肩而过的瞬间，她把一张火车票迅速塞进记者手里，记者也把事先准备好的300元钱给了她，前后不过两三秒钟。
记者拿到的票是北京至日照的T51硬卧票，原价224元，黄牛从中加价76元。
取票过程就像“接头”
这是一个购票相当难的车次，由于这个线路至今没有动车和高铁，交通压力特别大， 别说春运期间，就是平时想买张卧铺票，去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都很难办到。
记者事先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到春节之前的卧铺票都已售罄。
为了顺利买到票并同时接近和了解黄牛党，《方圆》记者在朋友肖惠芬（化名）的引荐下，以购买北京至日照的T51卧铺票为名，与资深女黄牛余彩电话取得了联系。
“不就一张T51卧铺票吗？没问题，你只需要把身份证号码告诉我即可，等搞到票我会通知你取票。若是平时加收40元就可以了，春运期间要多加些，总共300元吧。”余彩的回答很干脆，“有熟人介绍就放心了，以后需要票就尽管找我。”
“现在买票不都实名制了吗？你还有办法搞到？”《方圆》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没问题，不仅K字头和T字头，就是动车和高铁票也照样能搞到。”
1月14日傍晚，《方圆》记者接到了余彩打来的电话，晚上9点，在北京站东边巷子口记者如约取到了票。
拿到票以后，记者表示希望邀请她到肯德基喝杯饮料吃点东西顺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来，盘问记者是干啥的。
《方圆》记者只好解释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只不过对黄牛党这个行当好奇，没有任何恶意。也许是熟人介绍的缘故，也许她很少得到这种礼遇，余彩最后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黄牛党是如何建立生意网的
并不是每个人一提到倒票的黄牛党都会痛恨得咬牙切齿，记者的朋友肖惠芬就不。不仅不，她内心甚至还有几分感激。因为从2006年开始，她每年春节前回老家佳木斯的卧铺票基本都是通过黄牛搞到的，虽然每次加价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排队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换句话说，肖惠芬几乎把每年回老家陪父母过春节的希望都寄托在黄牛党身上。
在北京动物园对过的服装批发市场做生意的肖惠芬老家是佳木斯的，从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只有K339一趟。
“因为车次稀少，一到春运那真是一票难求。” 肖惠芬告诉《方圆》记者。
今年也不例外，从1月10日开始，肖惠芬就提前开始通过网络和电话查询，她想预订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卧或软卧，结果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卖光了。
但肖惠芬并没有因此感到惊慌和绝望，她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找黄牛余彩买高价票。
多次的买票经历让她和提供高价票的女黄牛余彩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她甚至还主动把余彩介绍给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却同样购票无门的老乡和同学。事实上，余彩的黄牛生意网也正是靠买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来。
黄牛党就是个小社会
据中国社科院白皮书介绍：黄牛党最红火的时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约有票贩上万人。北京黄牛党基本由四大群体把持：势力最大的是东北帮，约占总人数的1/3，河南排序第二，河北排位第三，安徽排位第四。黄牛党按身份也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
“我承认做黄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没有谁生下来就愿意做黄牛，我也是被逼无奈。”余彩叹口气说。
来自安徽农村的余彩原来在西三环一个人家当保姆，因父亲患重病缺钱才被老乡带入行干起了黄牛党。
她先是跟着一个老乡“慧姐”学徒，卖出一张票“慧姐”分给她10至30元的抽成，俗称“砸干棒”。由于缺少资源，只能靠自己冒险在车站内外搭讪询问，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个两三张，运气不好两天都开不了张，一个月下来也就赚个千把块钱，除了吃饭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每天赶到十多里以外的劲松和老乡挤在一起住。
半年以后，余彩渐渐明白了这行当的门道，也积累了一些资源，终于从“学徒型”转为了“单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负责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因为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了。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少也能赚100多元，每个月下来竟能赚到五六千，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欠的债，还有了一些积蓄。
从2008年开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给别人种，让丈夫和妹妹都出来跟着她干。倒票方式也从“单干型”转为“家族型”，她领着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则去了北京西站，亲属携手，两站联合，互通有无，大大提高了倒票额。生活条件好了，她和丈夫及妹妹就在潘家园附近租了一套两居。 “2008至2010年，是我们一家赚钱最多的时候，攒下了差不多有40万，对我们这种农村人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可以回家盖四间新房，孩子的学费也不用犯愁了。”余彩说，“其实北京的黄牛最赚钱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我也是听北京站的那些资深老黄牛们说的。”
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助理检察员韩帅介绍，“北京地区参与倒票活动的黄牛大多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大约占到全部黄牛人数的96%。一般情况下，从事倒票的黄牛文化程度比较低，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约占全部黄牛人数的15%，其余均为高中、初中、小学等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这些人汇集到北京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
黄牛党内部也分级别
在这行当干了七年，余彩逐渐明白，同样是黄牛，也是分等级的。像他们这种家庭联手的，虽然依然是最底层的票贩子，但毕竟有了帮手，收入还固定些。更多的人则是散兵游勇式的。他们靠每天倒卖几张票挣点辛苦钱，因为流动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难被查到。即便被铁警抓到了，因为涉案金额较低也只是被罚款或治安拘留几天，出来依然会重操旧业。
而稍高级别的黄牛是从窗口雇佣人买票，有专门买票的队伍，也有专门去卖票和退票的队伍。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包括什么价收票，什么价卖票，离发车时间的什么临界点退票，对于不多加价的顽固客户怎么对待。他们价格统一、口径统一、方式统一，实在不行，还有退票的队伍为其扫尾。为其带来更大利润，避免竞争市场无度无序，保证各个链条都有不同的利润可赚。
最高级别的黄牛是“老大”级别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会背景，他们会控制整个黄牛党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会关系。像余彩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也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老大”级的黄牛最风光的时候只需要在家数钱就可以了。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与一个“低级”黄牛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级”的黄牛，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他们每天收入都在1000-4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300-1000元之间。每逢生日小黄牛还要送贺礼。据余彩介绍，某个黄牛团伙的老大“小东北”有次庆生光礼金就收了5万多。
不过老大也不是一直都能坐到底的。这些年，黄牛党早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尤其实名制以后，越来越不好做，许多资深黄牛已经纷纷撤出了。
有一些收入丰厚的黄牛，大多在城里买了楼房。而为了倒票方便，他们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朝阳或丰台的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瓦房里，房租每月300元——600元。
黄牛党三分之二是女性
“平常在各车站活动的黄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告诉记者。
问其原因，皆因为一条：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而按国务院颁布的处罚条例，警察并不能抓捕她们。
“我们这边有个女黄牛也是我安徽老乡，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后的几个月出来疯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余彩说。
还有的女黄牛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许多黄牛党都曾受到过铁警打击处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处理十几次。但处理完毕后，多数会重操旧业。黄牛党也是个独特的小社会，平常大家接受的都是“有本事才能赚大钱，笑贫不笑娼”的思想，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被抓之后，羞耻感已渐渐淡化。
“我发展客户非常谨慎，没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电话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钓鱼或者记者暗访，我身边已经有无数老乡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铁警处理过，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折进去。”余彩不无担忧地说。
黄牛党的“行话”和暗语
看过小说《林海雪原》的都记得，里头有两句经典的接头暗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据余彩介绍，在黄牛党内部类似行话和暗语也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黄牛之间沟通的语言体系。
这些行话和暗语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用来形容如何与购票者进行沟通，例如“扎蛤蟆”，即向旅客承诺自己能买到票，拿着旅客的钱为其跑腿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再比如“扒皮”，即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就赚个转手差价钱。
第二类则是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形容，例如拥有十年以上倒票经历的黄牛会被叫成“老炮”；而“侃客“即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的黄牛。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第三类则是指代黄牛票的某些特定来源渠道。例如“低接平出”，即指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等，旅客若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使用这些行话和暗语既是为增加隐蔽性，又可以鉴别是不是道上的人，提防‘生茬子’（陌生人）掺和，这也是我们这种见不得光的行当的自我保护。”余彩对《方圆》记者说。
黄牛党手中为何总有票
“火车票没实名制以前，按照国家的要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买到。第一是火车站售票窗口，第二是取得火车票代售资格的正规代理点。那时候普通黄牛倒票基本是利用多人排队买票和回收退票再高价卖出等人海战术。黄牛们比普通旅客更熟悉买票的程序，知道什么时间段什么票比较好买，排队时更有针对性，所以买到的成功几率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