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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刘万业的时候，他手边放着一本书——《审讯与供述》。这是一本描写审讯的策略和方法的工具书，由美国人费雷德·英博等人合著、何家弘翻译。书的封面上印着“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甚至还有借书的书单号。刘万业说：“书是旧了点，但确实是本好书，这是我托同学从图书馆复印出来的。”
这本书里提出了“九步审讯法”，包括：提出正面指控、展述审讯主题、阻止再次否认、克服异论障碍、攫取对方注意、控制消极情绪、列出选择问题、查明犯罪细节、提取书面供词。刘万业说书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也让他受益匪浅。摸着这本复印“书”，刘万业笑着说：“书确实买不到，只好‘盗版’了。”
刘万业认为，作为一个反贪局长，一定要善用谋略，因为反贪案件的侦破，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反贪对侦查的“品质”要求
《方圆》：听说，你在从事反贪工作之前，在公诉部门，“侦查”与“审查”一字之差，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刘万业：我从事反贪工作13年，之前做了8年的公诉工作。侦查工作和审查工作不同，我是从审查工作转型过来，我感觉，侦查人员的积极主动性要更强，反贪需要你自己主动去找案件。
此外，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做审查起诉工作，要站在中立的角度看一个案子，但是侦查工作，不能中立，因为对一条线索，我们通过初查认为嫌疑人是极有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一种“有罪推定”。当然，你不能一接到线索，就去做这样的判断，必须要基于初查工作，做了一定的调查，有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去支撑了，才可以去这样办案。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对象不同，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办案，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会被对方影响，或者相信了对方的辩解。
侦查工作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不合常理的行为和语言，一定要去怀疑，要进一步的查。但是，如果嫌疑人交代了犯罪事实，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去做有罪推定，要反过来，对他所说的我们要进一步去搜集证据，核查清楚，以免出现冤假错案。
《方圆》：那反贪的侦查和公安的侦查又有什么不同？
刘万业：反贪侦查对人性的挖掘和洞察要更深刻一些，因为反贪主要是跟人打交道。此外，职务犯罪的侦查遇到的干扰和阻力比普通刑事案件要多，所以反贪侦查人员很多時候要有硬朗的品质，要更加恪守公正。
《方圆》：连普通侦查人员都有特殊品质要求，对反贪局长在工作能力上、个人品质上的要求是不是更高？
刘万业：反贪工作发展到现在，在侦查方面，还无法像公安那样，有很多经验可以共享，有些层面还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作为一个反贪局长，要去研究和掌握本地区职务犯罪的情况、规律。
另外，作为反贪局长，足智多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职务犯罪侦查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很少，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所以需要谋略。
作为反贪局长，对品格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反贪局长是被腐败分子腐蚀拉拢的对象之一，所以反贪局长对上对下都要体现硬朗的品格，要更加坚定地公正执法。
同时反贪局长要会带队伍，用自己的行动带动队伍发展，要善于总结，要有意识地培养干警。一个案件结束后，无论结果怎样，都要认真地总结。
善用“囚徒困境”
《方圆》：你多次提到反贪侦查要善用谋略，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反贪侦查的难度？
刘万业：是的。发现线索难，查办案件更难。现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贿赂案件越来越多，这类案件的人证、物证都很少，目前侦破主要就是靠讯问，讯问就是人与人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侦查人员必须要善用谋略。
《方圆》：能否举例说明？
刘万业：比如有个理论叫囚徒困境。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案件，有一个单位在招投标过程中，指定一个公司来办理他们单位招投标业务，经办人从中拿回扣。我们查到其中一个经办人，已经查出他有问题，那个公司将回扣款打到他一个亲戚的账户上。我们找他来讯问，他坚决否认，说没有收钱。
见打不开突破口，我们找来另一个参与此事的经办人，在问他之前，我们不经意的透露之前的一个经办人已经交代了，后来他很快就承认了犯罪事实，最后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反过来问第一个人，他也很快承认了。
实际上这是博弈论中很简单的一个理论。但是有些侦查人员只想着从一个人身上先突破，往往会事倍功半。
《方圆》：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刘万业：记得是查办北海市中级法院法官黄某受贿案。我们是在查处某个涉及信用社的案件时，提取了该信用社的小金库记录。
记录中一个歪歪扭扭的“王生”的签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签名领取了14万元。后来向信用社的小金库经办人了解，此人是市中级法院的黄某。经过初查，发现黄某曾在中院做财务工作，当时中院存款在该信用社，信用社为了感谢黄某，给了14万元的好处费。我们考虑到此人的特殊性，估计他不会轻易承认，并且签名是故意伪造的，极有可能鉴定不出来，如果一开始就从黄某突破，案子就可能成不了。
经过协商，我们决定做好行贿方的工作，从行贿方处得到了一份录音，录音中他不仅承认了犯罪事实，还提到他当时那个“王生”的签名，就是为了应对司法机关的鉴定，故意歪曲着写字。有了这份后，我们再讯问黄，他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最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
反贪需要对人性进行挖掘
《方圆》：你认为反贪侦查需要对人性进行挖掘，为什么？
刘万业：在讯问之前，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讯问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些什么性格特点，然后按照这些特点去展开对话。
比如有一个案件，对方学历比较高，我观察他，发现他说假话的时候都不直接说，而是绕来绕去，那么我认为他是反感说谎，可能他从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些底线。于是，我就从正面做他工作，开导他说：“你看，如果你一直抵赖你做过的某些事情，那么就要用很多的谎言去掩盖，而谎言说多了，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和折磨……”我不去刺激他，给他保留尊严，慢慢的，他就说出来了。
这本书里提出了“九步审讯法”，包括：提出正面指控、展述审讯主题、阻止再次否认、克服异论障碍、攫取对方注意、控制消极情绪、列出选择问题、查明犯罪细节、提取书面供词。刘万业说书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也让他受益匪浅。摸着这本复印“书”，刘万业笑着说：“书确实买不到，只好‘盗版’了。”
刘万业认为，作为一个反贪局长，一定要善用谋略，因为反贪案件的侦破，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反贪对侦查的“品质”要求
《方圆》：听说，你在从事反贪工作之前，在公诉部门，“侦查”与“审查”一字之差，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刘万业：我从事反贪工作13年，之前做了8年的公诉工作。侦查工作和审查工作不同，我是从审查工作转型过来，我感觉，侦查人员的积极主动性要更强，反贪需要你自己主动去找案件。
此外，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做审查起诉工作，要站在中立的角度看一个案子，但是侦查工作，不能中立，因为对一条线索，我们通过初查认为嫌疑人是极有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一种“有罪推定”。当然，你不能一接到线索，就去做这样的判断，必须要基于初查工作，做了一定的调查，有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去支撑了，才可以去这样办案。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对象不同，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角度去办案，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会被对方影响，或者相信了对方的辩解。
侦查工作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不合常理的行为和语言，一定要去怀疑，要进一步的查。但是，如果嫌疑人交代了犯罪事实，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去做有罪推定，要反过来，对他所说的我们要进一步去搜集证据，核查清楚，以免出现冤假错案。
《方圆》：那反贪的侦查和公安的侦查又有什么不同？
刘万业：反贪侦查对人性的挖掘和洞察要更深刻一些，因为反贪主要是跟人打交道。此外，职务犯罪的侦查遇到的干扰和阻力比普通刑事案件要多，所以反贪侦查人员很多時候要有硬朗的品质，要更加恪守公正。
《方圆》：连普通侦查人员都有特殊品质要求，对反贪局长在工作能力上、个人品质上的要求是不是更高？
刘万业：反贪工作发展到现在，在侦查方面，还无法像公安那样，有很多经验可以共享，有些层面还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作为一个反贪局长，要去研究和掌握本地区职务犯罪的情况、规律。
另外，作为反贪局长，足智多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职务犯罪侦查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很少，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所以需要谋略。
作为反贪局长，对品格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反贪局长是被腐败分子腐蚀拉拢的对象之一，所以反贪局长对上对下都要体现硬朗的品格，要更加坚定地公正执法。
同时反贪局长要会带队伍，用自己的行动带动队伍发展，要善于总结，要有意识地培养干警。一个案件结束后，无论结果怎样，都要认真地总结。
善用“囚徒困境”
《方圆》：你多次提到反贪侦查要善用谋略，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反贪侦查的难度？
刘万业：是的。发现线索难，查办案件更难。现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贿赂案件越来越多，这类案件的人证、物证都很少，目前侦破主要就是靠讯问，讯问就是人与人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侦查人员必须要善用谋略。
《方圆》：能否举例说明？
刘万业：比如有个理论叫囚徒困境。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案件，有一个单位在招投标过程中，指定一个公司来办理他们单位招投标业务，经办人从中拿回扣。我们查到其中一个经办人，已经查出他有问题，那个公司将回扣款打到他一个亲戚的账户上。我们找他来讯问，他坚决否认，说没有收钱。
见打不开突破口，我们找来另一个参与此事的经办人，在问他之前，我们不经意的透露之前的一个经办人已经交代了，后来他很快就承认了犯罪事实，最后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反过来问第一个人，他也很快承认了。
实际上这是博弈论中很简单的一个理论。但是有些侦查人员只想着从一个人身上先突破，往往会事倍功半。
《方圆》：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刘万业：记得是查办北海市中级法院法官黄某受贿案。我们是在查处某个涉及信用社的案件时，提取了该信用社的小金库记录。
记录中一个歪歪扭扭的“王生”的签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签名领取了14万元。后来向信用社的小金库经办人了解，此人是市中级法院的黄某。经过初查，发现黄某曾在中院做财务工作，当时中院存款在该信用社，信用社为了感谢黄某，给了14万元的好处费。我们考虑到此人的特殊性，估计他不会轻易承认，并且签名是故意伪造的，极有可能鉴定不出来，如果一开始就从黄某突破，案子就可能成不了。
经过协商，我们决定做好行贿方的工作，从行贿方处得到了一份录音，录音中他不仅承认了犯罪事实，还提到他当时那个“王生”的签名，就是为了应对司法机关的鉴定，故意歪曲着写字。有了这份后，我们再讯问黄，他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最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
反贪需要对人性进行挖掘
《方圆》：你认为反贪侦查需要对人性进行挖掘，为什么？
刘万业：在讯问之前，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讯问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些什么性格特点，然后按照这些特点去展开对话。
比如有一个案件，对方学历比较高，我观察他，发现他说假话的时候都不直接说，而是绕来绕去，那么我认为他是反感说谎，可能他从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些底线。于是，我就从正面做他工作，开导他说：“你看，如果你一直抵赖你做过的某些事情，那么就要用很多的谎言去掩盖，而谎言说多了，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和折磨……”我不去刺激他，给他保留尊严，慢慢的，他就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