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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云尚未退居阿里二线的2018年，他总是频繁地在公开场合演讲。其中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说：“互联网这一波以后，下一波就是健康。”
彼时他相信，大数据起来以后，医疗特别是生物科技这一块会有长远的发展。
也在那一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化腾，拿出的提案第一次紧扣医疗数据。作为腾讯的掌门人，他那时已经感受到，医疗数据的价值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壁垒太多。
2018年，互联网医疗烧钱达到约500亿元，是从2014年兴起后的最高点。遗憾的是，有关医疗数字化的企图和信心，也终止在这一年。
此后，这个行业投资锐减到每年不足100亿元，从业者们开始小心翼翼，试图找寻盈利模式而未果。“企业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时机，但投资断崖式的冷了，企业可能账面上资金不多了。”互联网医疗投资人王晓岑看到的是一种资源错配。
总之，再也见不到那样不加掩饰的医疗数字化野心了。
这期间，打车行业跑出了滴滴，外卖有了美团，而烧了差不多1700个亿的互联网医疗行业，究竟跑出什么了？大家游鱼一般进入医疗领域，想捕获数据做点什么，四处碰壁，有的撞在了公立医院的保守上，有的撞到了患者隐私。
医疗，这门残酷的生意，从人类的疾病中寻找商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意外地给这个行业撕开了口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网上看病，医保也终于同意为武汉人不得已的线上问诊举动支付，就是医院之间也因抗疫建立起的友情，愿意就医疗数据做沟通。
行业为此一震。这个口子越撕越大，现在不仅武汉，北京至少已有六家公立医院可以线上问诊医保支付，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上海市也在疫情期间临时把一部分在线问诊纳入医保，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医疗数据流动起来。
海量数据的整合、流动，是开发医疗健康大数据重要的一环。拥有优势资源的医院或技术公司又是一轮争抢、布局，以尽可能地积累患者的健康数据和信息，希望有一天就拿這些数据做基础发展起自己的健康数字商业帝国。然而，马云没有说出来的是，“下一波就是健康”还要多久？
“你见过上世纪40年代的病历吗？手写的。”一位从业者曾对《财经》记者描述说，40年代的人写字好看，纸质病历很漂亮。
医疗数据的从业者，经手过五花八门的病例。一位病人看病的信息被医生记录下来，存放着，到今天进入电子化的时代，以前那些纸质的还算好处理，如果是录音的磁带呢？南方潮湿的气候下，磁带存的年头太长，放久了会发黏，那数据就没了。
不管是纸版还是磁带，都得想办法处理成数据。说是数据，冷冰冰的，显得枯燥无味，但那是每个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个片段。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疾病做抗争，医生就是那个忠实的记录者。
医生问诊患者的信息记录下来了，仅是医疗数据的一小部分。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劲平告诉《财经》记者，一个人在医院做身体检查，比如血常规，会留下若干个数值，CT片、心电图等既有图像数据，也有解读结果。从心电图中，可以看到哪些情况是心律失常，哪些情况显示心动过速，这些解读信息，也是数据。
一名患者仅做一次CT影像检查，数据量就达几十个GB。一个人的住院信息、出院信息，入院时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病情的结局是死亡还是康复了，有没有发生合并症，这些患者信息都是医疗数据。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安诺析思国际咨询公司（Analysis Group，AG）执行董事吴琼曾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有关疾病的记录，事无巨细积累着，每家医院都有很多。这来得太自然了，是一座能自动累积起来的“金矿”，带起一条很长的产业链。
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些医疗数据会因为共享而创造出价值。把海量数据整合联通起来，是这条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统计系教授刘军曾对《财经》记者分析，有些规律单一数据看不出来，但将几类数据融合到一起，就可能得出有意思的新发现。
在数字时代，医院“拥金”自重。怎么从医院手里拿到数据，从业者们想了许多办法。
有的拿到数据，是基于自身的行业地位。因新冠疫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的钟南山院士，其所在的机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最近在尝试获取更多的医疗数据。郑劲平在这里担任副院长，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自己有医疗数据，同时，也想借研究院的影响，吸引更多医疗机构的数据。
郑劲平还在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已建立起呼吸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他也在尝试促成与更多医院之间的数据对接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医院、医疗中心，能与之进行数据的对接和共享，协同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郑劲平还有一个合作方——天鹏大数据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陆广林告诉《财经》记者，要取得医疗数据，公司需要先跟医院的信息科和业务科室沟通，由医院给公司授权，才能开展数据方面的工作。
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一家一家医院去谈判，每家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
因为病历的著作权属于医生，医生的著作权又属于医院的职务行为，所以病历属于职务作品，其中的数据还涉及患者个人隐私。因此，商业机构如果想对医疗数据进行使用开发，就需事先征得医院、患者等多方面的授权同意。
陆广林分析，现在做医疗大数据平台的过程是，先和当地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医院对接，进行数据和应用上的试点和部署，由第三方或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评估和验收。在获得当地卫健部门认可后，再和医院一起去和地方政府做进一步沟通。地方政府会评估项目的可行性，而且由政府牵头推动，项目落地执行会更快。地方政府最终确定后，按照政府采购的流程标准进行。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也非常严谨。”陆广林说，要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患者的信息该不该交出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交出去，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医院显得放松了许多。
疫情之前，人们出门看病，首先想着必须得“靠谱”，因此更愿意去三甲医院。大数医达创始人兼CEO邓侃观察到，疫情之后，由于人们出门变得不方便，于是更多人尝试线上咨询，并且愿意就近治疗。
2020年前三个月，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
三甲医院的医生们，以往每天上班都不缺病人，医院也不怎么担心收入。经历了疫情，医院管理者和一些医生的心态发生变化，与新冠肺炎关系不大的许多科室缺病人，一些医生的收入成问题。
“以前是守株待兔，现在主动出击了。”邓侃说，于是能看到今年很多医院都在做互联网医院，希望吸引更多的患者，有尽可能多的创收。
新冠疫情期间，上海13家公立医院获得了互联网医院的牌照，包括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3月上线互联网诊疗系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可以在线问诊了。
动脉网统计，有146家互联网医院在今年1月-4月建成，其中公立医院有110家，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公立医院以往对数字化、互联网医疗的紧张甚至排斥，不是毫无理由。给人看病的机构，显然不会擅长于信息技术，更不精于信息处理。即使在一家医院内部，也存在信息孤岛的情况，这是由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涵盖诸多子系统，如医院管理信息、医学影像归档和通信、移动护理、临床路径等。
医院内部的每个系统，在市场上都有很多的供应商，一家完成信息化的大医院往往采购了数十家厂商的产品，不同产品之间的数据端口和格式并不统一，难免出现数据不一致、前后系统无法匹配等问题。
医疗数据中，包含患者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联系电话等若干隐私信息。患者的信息安全也是严防紧守的重点。
一旦出现泄露患者隐私的问题，那么负责信息安全保障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医院的还是合作公司的，都会受到问责，承担比较大的压力。与其这样，很多医院索性不提供数据，不做就不会出错了，用这种方式来避免风险。
“大家都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医院比较在意风险，毕竟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王晓岑说。
但这样显然不利于医疗数据的开发和应用。
郑劲平说，医疗数据在实际使用之前，首先必须脱敏，也就是把与患者个人隐私相关的信息全部去掉，这样，医疗数据的分析只针对疾病本身，而不涉及个人隐私。与其他机构合作前，也必须签署协议，明确隐私的边界。
其实，医院进行数字化的动力，和整个医疗行业的运行逻辑一样，是政策驱动。比如疫情期间，推进互联网医疗接入医保等政策许可，让医院胆子大了一点。
在很多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纳入医院院长三年的KPI考核中。有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至少在一些一线城市的医院，已经有这类消息，如果医院以后没有配备互联网医院的相关内容，可能会影响医院的评级。这种行政力度，也促进了互联网医院的普及。
“其实业态没有什么新鲜的，今天的在线诊疗也一样，天底下没有新鲜事。”王晓岑说。与任何一门生意一样，交易双方要么赚到钱，要么得到资源。这一行也是一样。
整个互联网领域大量吸引投资，大概是近十年间的事情。王晓岑分析，十年间，其他行业跑出了很多知名的独角兽企业，但互联网医疗行业同样烧钱却跑不出独角兽，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受到政策反復碾压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多很多。
这些钱烧在了很多地方，尤其是烧在政策的反复调整。2017年之前，政策多鼓励互联网医疗，但其后，出现政策反复，比如要求撤销部分互联网医院、取消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等。
烧钱过后，能盈利的还是几乎没有。唯一一次是，2016年互联网医疗头部企业微医CEO廖杰远宣布公司盈利了，但迅速遭到质疑，被指责公司财务数据不够严谨。
另一家被投资方青睐的是平安好医生，在2016年融资A轮5亿美元，第二年又获软银投资4亿美元，终于在2018年港股上市，然而还是个烧钱企业，逐年亏损。同在港股的阿里健康（00241.HK），也是持续亏损。
2020年，经过新冠疫情，人们重拾对医疗行业的重视，这些线上医疗企业似乎又有了发展时机，但是很多投资人已经离场，没有热钱涌动，即便头部项目也活得很辛苦。
微医上一次融资发生在2018年，Pre-IPO融资5亿美元，估值达到55亿美元。可是，传出上市消息已经不止一次，至今仍徘徊于股市的大门外。
2020年将要过半，其他同类公司获得融资的声音少之又少——这类消息在以往可是大家最乐于分享的。
一些外部公司也尝试加入，但目前还没有溅起水花。诸如字节跳动在2020年5月全资收购了百科名医网;美图在2月上线了互联网医疗项目“美图问医”;搜狗2019年披露过，已经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牌照。
新冠疫情算是一个契机。腾讯旗下的企鹅杏仁集团，疫情期间开通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业务，因此积累很多数据。企鹅杏仁集团CEO王仕锐告诉《财经》记者，借助这些数据，优化算法，可以帮助线下提高确诊效率。
这意味着线上医疗的领地依然有想象空间。
但是在这场利益交换中，医院应该提供多少数据、什么样的数据，一直边界模糊。
多位从业者认为，数据公司可以使用一部分数据，但不拥有数据;医院或患者，谁真正“拥有”医疗数据，全凭从业者依照自己的理解行事。
2016年行业初始时，时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在公开场合说，一个人所有的医疗数据，是属于他的个人信息，国内采取的方式是集体决策，不与患者商量就将数据分享出去。究其原因，如果每份数据都考虑患者个人的意愿，那这个流程就太慢了，数据使用的效果很难实现。
在邓侃的理解中，原始数据，包含患者所有信息，仅限于在医院内使用，不可以外流。“即便是使用医疗数据，场景其实也严格受限。”他说。
去除了患者隐私信息的数据，比如分析咳嗽与肺炎之间的关系、与肺癌的关系，这类与个人信息无关的数据，邓侃认为可以拿到院外使用;比如训练辅助医生的“助手”工具，但前提也是先得到医院的授权。
把到手的医疗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后，还给患者，也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技术活，且有隐患。段涛分析，后续患者一旦出现任何病况，医疗数据可能会给他带来自我恐惧的心理折磨。
从业者们正在摸索规律和共识，哪些是隐私的红线不能触碰，哪些需要先经过医院授权，哪些数据必须得先 “脱敏”，这些都需要一一辨识，逐渐制定出一套规则。
如果规则清晰了，多数人都愿意遵从。不过这个领域争议太多，仍困扰着从业者，而外部世界在短短四五年间，新的业态不断迸发，速荣又速朽，如瑞幸咖啡、共享单车。线上医疗好像不在同一个时空里，走得平稳且犹豫。人们对医疗的需求，是高频还是低频？形成一个走得通的盈利模式了吗？扮演着什么角色？2020年快过半了，从业者们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一如几年前。
彼时他相信，大数据起来以后，医疗特别是生物科技这一块会有长远的发展。
也在那一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化腾，拿出的提案第一次紧扣医疗数据。作为腾讯的掌门人，他那时已经感受到，医疗数据的价值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壁垒太多。
2018年，互联网医疗烧钱达到约500亿元，是从2014年兴起后的最高点。遗憾的是，有关医疗数字化的企图和信心，也终止在这一年。
此后，这个行业投资锐减到每年不足100亿元，从业者们开始小心翼翼，试图找寻盈利模式而未果。“企业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时机，但投资断崖式的冷了，企业可能账面上资金不多了。”互联网医疗投资人王晓岑看到的是一种资源错配。
总之，再也见不到那样不加掩饰的医疗数字化野心了。
这期间，打车行业跑出了滴滴，外卖有了美团，而烧了差不多1700个亿的互联网医疗行业，究竟跑出什么了？大家游鱼一般进入医疗领域，想捕获数据做点什么，四处碰壁，有的撞在了公立医院的保守上，有的撞到了患者隐私。
医疗，这门残酷的生意，从人类的疾病中寻找商机。2020年的新冠疫情，意外地给这个行业撕开了口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网上看病，医保也终于同意为武汉人不得已的线上问诊举动支付，就是医院之间也因抗疫建立起的友情，愿意就医疗数据做沟通。
行业为此一震。这个口子越撕越大，现在不仅武汉，北京至少已有六家公立医院可以线上问诊医保支付，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上海市也在疫情期间临时把一部分在线问诊纳入医保，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医疗数据流动起来。
海量数据的整合、流动，是开发医疗健康大数据重要的一环。拥有优势资源的医院或技术公司又是一轮争抢、布局，以尽可能地积累患者的健康数据和信息，希望有一天就拿這些数据做基础发展起自己的健康数字商业帝国。然而，马云没有说出来的是，“下一波就是健康”还要多久？
捕捉
“你见过上世纪40年代的病历吗？手写的。”一位从业者曾对《财经》记者描述说，40年代的人写字好看，纸质病历很漂亮。
医疗数据的从业者，经手过五花八门的病例。一位病人看病的信息被医生记录下来，存放着，到今天进入电子化的时代，以前那些纸质的还算好处理，如果是录音的磁带呢？南方潮湿的气候下，磁带存的年头太长，放久了会发黏，那数据就没了。
不管是纸版还是磁带，都得想办法处理成数据。说是数据，冷冰冰的，显得枯燥无味，但那是每个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个片段。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疾病做抗争，医生就是那个忠实的记录者。
医生问诊患者的信息记录下来了，仅是医疗数据的一小部分。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劲平告诉《财经》记者，一个人在医院做身体检查，比如血常规，会留下若干个数值，CT片、心电图等既有图像数据，也有解读结果。从心电图中，可以看到哪些情况是心律失常，哪些情况显示心动过速，这些解读信息，也是数据。
一名患者仅做一次CT影像检查，数据量就达几十个GB。一个人的住院信息、出院信息，入院时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病情的结局是死亡还是康复了，有没有发生合并症，这些患者信息都是医疗数据。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安诺析思国际咨询公司（Analysis Group，AG）执行董事吴琼曾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有关疾病的记录，事无巨细积累着，每家医院都有很多。这来得太自然了，是一座能自动累积起来的“金矿”，带起一条很长的产业链。
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些医疗数据会因为共享而创造出价值。把海量数据整合联通起来，是这条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统计系教授刘军曾对《财经》记者分析，有些规律单一数据看不出来，但将几类数据融合到一起，就可能得出有意思的新发现。
在数字时代，医院“拥金”自重。怎么从医院手里拿到数据，从业者们想了许多办法。
有的拿到数据，是基于自身的行业地位。因新冠疫情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的钟南山院士，其所在的机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最近在尝试获取更多的医疗数据。郑劲平在这里担任副院长，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自己有医疗数据，同时，也想借研究院的影响，吸引更多医疗机构的数据。
郑劲平还在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任职。这一中心已建立起呼吸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他也在尝试促成与更多医院之间的数据对接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医院、医疗中心，能与之进行数据的对接和共享，协同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郑劲平还有一个合作方——天鹏大数据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陆广林告诉《财经》记者，要取得医疗数据，公司需要先跟医院的信息科和业务科室沟通，由医院给公司授权，才能开展数据方面的工作。
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需要一家一家医院去谈判，每家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
因为病历的著作权属于医生，医生的著作权又属于医院的职务行为，所以病历属于职务作品，其中的数据还涉及患者个人隐私。因此，商业机构如果想对医疗数据进行使用开发，就需事先征得医院、患者等多方面的授权同意。
陆广林分析，现在做医疗大数据平台的过程是，先和当地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医院对接，进行数据和应用上的试点和部署，由第三方或当地的卫健部门进行评估和验收。在获得当地卫健部门认可后，再和医院一起去和地方政府做进一步沟通。地方政府会评估项目的可行性，而且由政府牵头推动，项目落地执行会更快。地方政府最终确定后，按照政府采购的流程标准进行。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也非常严谨。”陆广林说，要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斡旋
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中，患者的信息该不该交出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交出去，经历了新冠疫情后，医院显得放松了许多。
疫情之前，人们出门看病，首先想着必须得“靠谱”，因此更愿意去三甲医院。大数医达创始人兼CEO邓侃观察到，疫情之后，由于人们出门变得不方便，于是更多人尝试线上咨询，并且愿意就近治疗。
2020年前三个月，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诊疗咨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多倍，处方量增长了近10倍。
三甲医院的医生们，以往每天上班都不缺病人，医院也不怎么担心收入。经历了疫情，医院管理者和一些医生的心态发生变化，与新冠肺炎关系不大的许多科室缺病人，一些医生的收入成问题。
“以前是守株待兔，现在主动出击了。”邓侃说，于是能看到今年很多医院都在做互联网医院，希望吸引更多的患者，有尽可能多的创收。
新冠疫情期间，上海13家公立医院获得了互联网医院的牌照，包括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3月上线互联网诊疗系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可以在线问诊了。
动脉网统计，有146家互联网医院在今年1月-4月建成，其中公立医院有110家，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公立医院以往对数字化、互联网医疗的紧张甚至排斥，不是毫无理由。给人看病的机构，显然不会擅长于信息技术，更不精于信息处理。即使在一家医院内部，也存在信息孤岛的情况，这是由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涵盖诸多子系统，如医院管理信息、医学影像归档和通信、移动护理、临床路径等。
医院内部的每个系统，在市场上都有很多的供应商，一家完成信息化的大医院往往采购了数十家厂商的产品，不同产品之间的数据端口和格式并不统一，难免出现数据不一致、前后系统无法匹配等问题。
医疗数据中，包含患者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联系电话等若干隐私信息。患者的信息安全也是严防紧守的重点。
一旦出现泄露患者隐私的问题，那么负责信息安全保障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医院的还是合作公司的，都会受到问责，承担比较大的压力。与其这样，很多医院索性不提供数据，不做就不会出错了，用这种方式来避免风险。
“大家都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医院比较在意风险，毕竟这个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王晓岑说。
但这样显然不利于医疗数据的开发和应用。
郑劲平说，医疗数据在实际使用之前，首先必须脱敏，也就是把与患者个人隐私相关的信息全部去掉，这样，医疗数据的分析只针对疾病本身，而不涉及个人隐私。与其他机构合作前，也必须签署协议，明确隐私的边界。
其实，医院进行数字化的动力，和整个医疗行业的运行逻辑一样，是政策驱动。比如疫情期间，推进互联网医疗接入医保等政策许可，让医院胆子大了一点。
在很多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纳入医院院长三年的KPI考核中。有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至少在一些一线城市的医院，已经有这类消息，如果医院以后没有配备互联网医院的相关内容，可能会影响医院的评级。这种行政力度，也促进了互联网医院的普及。
重拾机会
“其实业态没有什么新鲜的，今天的在线诊疗也一样，天底下没有新鲜事。”王晓岑说。与任何一门生意一样，交易双方要么赚到钱，要么得到资源。这一行也是一样。
整个互联网领域大量吸引投资，大概是近十年间的事情。王晓岑分析，十年间，其他行业跑出了很多知名的独角兽企业，但互联网医疗行业同样烧钱却跑不出独角兽，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受到政策反復碾压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多很多。
这些钱烧在了很多地方，尤其是烧在政策的反复调整。2017年之前，政策多鼓励互联网医疗，但其后，出现政策反复，比如要求撤销部分互联网医院、取消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等。
烧钱过后，能盈利的还是几乎没有。唯一一次是，2016年互联网医疗头部企业微医CEO廖杰远宣布公司盈利了，但迅速遭到质疑，被指责公司财务数据不够严谨。
另一家被投资方青睐的是平安好医生，在2016年融资A轮5亿美元，第二年又获软银投资4亿美元，终于在2018年港股上市，然而还是个烧钱企业，逐年亏损。同在港股的阿里健康（00241.HK），也是持续亏损。
2020年，经过新冠疫情，人们重拾对医疗行业的重视，这些线上医疗企业似乎又有了发展时机，但是很多投资人已经离场，没有热钱涌动，即便头部项目也活得很辛苦。
微医上一次融资发生在2018年，Pre-IPO融资5亿美元，估值达到55亿美元。可是，传出上市消息已经不止一次，至今仍徘徊于股市的大门外。
2020年将要过半，其他同类公司获得融资的声音少之又少——这类消息在以往可是大家最乐于分享的。
一些外部公司也尝试加入，但目前还没有溅起水花。诸如字节跳动在2020年5月全资收购了百科名医网;美图在2月上线了互联网医疗项目“美图问医”;搜狗2019年披露过，已经取得了互联网医院牌照。
新冠疫情算是一个契机。腾讯旗下的企鹅杏仁集团，疫情期间开通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业务，因此积累很多数据。企鹅杏仁集团CEO王仕锐告诉《财经》记者，借助这些数据，优化算法，可以帮助线下提高确诊效率。
这意味着线上医疗的领地依然有想象空间。
但是在这场利益交换中，医院应该提供多少数据、什么样的数据，一直边界模糊。
多位从业者认为，数据公司可以使用一部分数据，但不拥有数据;医院或患者，谁真正“拥有”医疗数据，全凭从业者依照自己的理解行事。
2016年行业初始时，时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在公开场合说，一个人所有的医疗数据，是属于他的个人信息，国内采取的方式是集体决策，不与患者商量就将数据分享出去。究其原因，如果每份数据都考虑患者个人的意愿，那这个流程就太慢了，数据使用的效果很难实现。
在邓侃的理解中，原始数据，包含患者所有信息，仅限于在医院内使用，不可以外流。“即便是使用医疗数据，场景其实也严格受限。”他说。
去除了患者隐私信息的数据，比如分析咳嗽与肺炎之间的关系、与肺癌的关系，这类与个人信息无关的数据，邓侃认为可以拿到院外使用;比如训练辅助医生的“助手”工具，但前提也是先得到医院的授权。
把到手的医疗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后，还给患者，也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技术活，且有隐患。段涛分析，后续患者一旦出现任何病况，医疗数据可能会给他带来自我恐惧的心理折磨。
从业者们正在摸索规律和共识，哪些是隐私的红线不能触碰，哪些需要先经过医院授权，哪些数据必须得先 “脱敏”，这些都需要一一辨识，逐渐制定出一套规则。
如果规则清晰了，多数人都愿意遵从。不过这个领域争议太多，仍困扰着从业者，而外部世界在短短四五年间，新的业态不断迸发，速荣又速朽，如瑞幸咖啡、共享单车。线上医疗好像不在同一个时空里，走得平稳且犹豫。人们对医疗的需求，是高频还是低频？形成一个走得通的盈利模式了吗？扮演着什么角色？2020年快过半了，从业者们仍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一如几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