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十四岁遇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之所以说“遇到”，是因那时“文革”初起，学校停课，无事乱读书，遇到什么读什么。先是遇到第三册，卷六到卷八。那个小姐姐安多纳德多让人感伤啊！这一卷只有短短八九十页，就把一个富裕幸福家庭受骗破产，父母去世，年轻瘦弱的姐姐如何含辛茹苦，抚养年幼的弟弟，最后因病死去的曲折故事讲完了。当时我还弄不清楚安多纳德与克利斯朵夫之间的细节（在前几卷写的），只是那次演奏会，她为被观众起哄的克利斯朵夫担心到手指抽搐，再就是弟弟拿来克利斯朵夫新作曲谱的印刷品，上面赫然写着“献给那个受我连累的女子”，还有死前她给他的信……让我知道这个内心极为丰富的姑娘，虽然与小说的主人公没什么接触，却神交已久。她差不多就是克利斯朵夫的一部分。
　　从此我把这书奉为至宝，直至今天，还作为“枕边书”，放在容易看到、拿到的地方。中国古代文学，我最喜欢的是庄、陶、李、苏，外国文学我最喜欢四部长篇小说，其中就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喜欢这书还有个原因：也是十四岁那年，我在邻居家听到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唱片，演奏者大卫·奥伊斯特拉赫。说是如痴如醉，也不为过。何况，那时读这样的书，听这样的音乐，有种犯罪感、神秘感，无疑加深了感受。从此，贝多芬和D大调也成为我的最爱，反复倾听不啻千遍。而克利斯朵夫的许多故事正是以贝多芬为原型的。
　　人与书的相遇，和人与人的相遇一样，似乎有缘分在。很难说清，克利斯朵夫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在骨子里。一定有他的影子。几十年来，他像是我的朋友或亲人，忽远忽近总在身边。
　　最近读王元化关于这书的回忆，他说：“这位作者在他本国或国外已经被人越来越淡忘了，然而我想到他，仍感到温暖。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經在我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给我以勇气。”当年王元化二十一岁，他是在寒冷、狭窄、阴暗的小阁楼里读这书的，“忘记了手脚已冻得麻木，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最初他爱读的是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节场》，可是四五十年后再读，最喜欢的是第六卷《安多纳德》：“这似乎是游离在全书之外、可以独立存在的一卷。安多纳德这个人物在前两卷就反复出现过了。这种写法像交响乐。一位教音乐的友人告诉我，这称为主题的再现。安多纳德在上一卷和克利斯朵夫在剧场偶然相遇，接着就消失了。第二次再见，是驶往相反方向的两列火车的车厢窗口，他们认出了，但是来不及相互招呼一下，火车就开走了。过了很久，第三次再见，是在喧嚣、嘈杂的巴黎大街上。他们又偶然见到了，都挣扎着企图走向对方，但被车马人流冲散了，像两个流浪星球似的接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这样的主题出现了三次之后，紧接着，书的第六卷就是《安多纳德》。我读到这一卷所感到的女性美、人性美、人间的爱，是我在前两次读这书时很少感到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前几天重读这一卷，仍然止不住泪。纯洁的女性美、人性美、人间的爱，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无论网络和智能如何发展，只要人还有人性，几千年几百年传下来的文学经典就不会湮灭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断断续续读这部书的另外三册（很难借到）。我迷于里面一连串的爱情故事，那些完全不同的女人，弥娜、萨皮纳、阿达、高丽纳、弗朗索瓦丝、阿娜，一直到葛拉奇亚，当然还有安多纳德。在这些爱情故事中，克利斯朵夫的性情凸显无遗，他的欲望、情感、精神极为强烈。但他的性爱中，总掺和着别的东西。年少时，这东西是友谊，年长后他需要的是知音，因为他一直是孤独的。安多纳德和葛拉奇亚是知音，阿娜也是知音。她们爱他，同时爱他的音乐。他们通过音乐互相吸引。茨威格曾说，那个时代的文学中有很多色情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了很多男女之爱，但没有一点色情的成分，因为他是通过性爱探求人的内心世界。他那样依恋舅舅、寻找哈斯莱、千里迢迢去见苏兹，然后和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亲密无间，现代人会怀疑他们是同性恋！他太需要朋友了——不，这样说不准确、太自私，会贬低他对朋友的本心。他是那种视朋友如生命的人。他的情感暴烈、势如烈火、孤僻，但又极为天真、单纯、善良，如一泓清水。他身上闪耀着艺术家——真正艺术家的光彩。不用说，他的这一切是多么不合时宜。贬斥他的不仅有公爵和艺术宗师，连小城里的市民也不容他。他像一头横冲直撞的牛一样，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当他演奏自己的作品，台下喧声一片，他突然停下来，用一只手弹了首流行小调，站起来对听众说：这才配你们的胃口！说毕扬长而去。
　　罗曼·罗兰认为，衰颓、堕落的欧洲需要一个英雄。“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他宣称要写一位普通人普通的一生，但在潜意识里，却把克利斯朵夫塑造为一个英雄、一个圣人，连主人公的名字也与基督教传说中的圣者克利斯朵夫重合。小说描写克利斯朵夫从生到死的一生：儿时音乐才能的展露，青年时的桀骜不驯以及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中年后事业上的大起大落，最后到达宁静的精神港湾。以情感的线索铺张情节，以音乐和河流的意象笼罩全书，是其非常鲜明的艺术特点。凭借此书，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罗曼·罗兰。
　　莫罗阿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学习人生的“修业小说”；翻译家罗新璋说，这是一部对人的一生，尤其在青年时代，会有重大影响的书。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书中到处可见与命运肉搏的情景，主人公的无畏与顽强对所有读它的人都是一种激励。“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水源。”用这句话概括全书，也很恰切。
　　罗曼·罗兰生于一八六六年，逝于一九四四年。他瘦高身材，看上去弱不禁风，如修道士一般（茨威格的印象）。天生一双惊惧、深邃的眼睛，一张似乎随时发出呻吟声的嘴，以及青筋隐隐的额头。在书中，他写了好几个神经兮兮、表面脆弱，其实坚忍的人，差不多是他自己的写照。他酷爱音乐，尤其爱贝多芬，然后是莎士比亚，再后是托尔斯泰。他对这些人顶礼膜拜。大学时代，他给远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通信，居然得到回信。托尔斯泰的精神洁癖对他有着致命影响。 　　他从一九0二年动笔写克利斯朵夫的故事，整整写了十年。作为一名专家级的艺术教师，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能够写一部关于天才音乐家小说的人。毋庸讳言，他未能摆脱那个时代写小说的风气：不把小说当小说，而是加上大量、冗长的议论。不过，傅雷说得好：“这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只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
　　说到傅雷，他也是一名专家级的艺术教师，酷爱音乐和美术。他二十岁去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开始时精神低落，一个偶然机会，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如此看来，傅雷堪称天赐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不二人选，使这样一部名著能够在中国扎根生活，胜于在它母国。然而，“此译予译者以早期的荣名，中年的困顿，晚年的罹难”。傅雷被划为右派，“文革”中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批斗，想必克利斯朵夫都是重要的事因。刚直的傅雷不堪受辱，夫妻一起自杀殒命。那年正是罗曼·罗兰诞辰一百周年（一九六六）。
　　拥有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是我的梦想。一九八0年五月十六日，得到消息，校新华书店刚进了货，怕失之交臂，我在课间跑步买回。捧到教室，群情激奋。当时我读中文系二年级。这四本一套三十二开一百多万字的大著，如今仍立在书架上。版权页记录，此乃“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印，一次印行三十五万册。后来我又陆续淘到骆驼书店版和平明出版社版。
　　一九九八年夏，我策划出版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五本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书时，听人说他还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过几百幅木刻插图，北大图书馆有藏书。于是托人去找，但终无果。二000年傅敏编的版画插图珍藏本版，收有木刻三百七十幅。这些插图作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间，正在麦绥莱勒创作代表作品《城市》期间，刀法纯熟，才华涌动，杰作频出。他一生为文学作品作了大量插图，和许多作家交往密切。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持反战立场，逃到瑞士，加入罗曼·罗兰的反战组织，两人成为忘年交（罗比他大二十三岁）。罗曼·罗兰很欣赏他的艺术，比之于大画家杜米埃和戈雅。这是很重的推许。鲁迅认为他的木刻作品“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等人的推介，麦绥莱勒对中国木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了这套麦绥莱勒插图本，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收藏算是圆满了。
　　回忆和重读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心里特别温暖。记得当年读到全书末尾那段话，似懂非懂。这次再读，懂了——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整整走了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早祷的钟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