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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明的融合与互动——东西方陶艺对话四人展，参展人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陶瓷艺术中心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大学陶艺系教授温·海比格，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国际陶艺协会主席、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教授雅克·考夫曼，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清水六兵卫八代。开幕式后，紧接着是东西方陶艺对话的学术讨论会，参会者来自各个不同的艺术领域，有本市的，外埠的；国内的，国外的，济济一堂，对东西方陶艺展开“对话”。与会者发言热烈踊跃，有20人发言，讨论持续到18点，内容丰富多彩，但限于篇幅，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发言。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昨天我已经提前看了展览。漫步在展览的空间，我深深感到这个展览是一个在视觉上让人感到震撼，在精神上让人感到兴奋的展览。四位艺术家用他们长期的探索和巨大的劳动所创造的杰作，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博大的当代陶瓷艺术的世界，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真诚的敬意！
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文化条件下的发展，是东西方艺术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和文化组合，对传统的继承与当代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成为新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展览从陶瓷艺术的角度切入，为我们感受全球文化的变迁和思考东、西方的交融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体验。
毫无疑问，这四位艺术家在创作上有许多共性，他们都是在对陶瓷艺术传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陶瓷艺术置放于更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一种物理形态的空间——也就是将陶瓷艺术带入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使陶瓷艺术成为当代公共艺术品；另一方面，他们所向往的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空间，那就是要使陶瓷艺术更多的介入社会的文化生活，为人们提供新的感知与体验。他们的创新从陶瓷艺术的本体和新的文化意义两个角度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相信，这个展览将会载入艺术的史册。
我们也有极大的兴趣来欣赏这四位艺术家不同的个性，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对他们创造的支持，在朱乐耕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将极为朴素的陶瓷语言和极为高雅的人文气象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强悍的生命力量，也营造了典雅的文人意境。他用极为丰富的细节所构筑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视觉节奏和形式韵律，就像仰望浩瀚的星空，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在考夫曼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物质材料的独特体验，他用极为单纯的材质进行“形而上”的表达，在巨大的作品中透溢出强烈的精神性，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超越形式”的典范。清水先生的作品呈现出东方美学经验与当代创造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在我看来，他将对现代都市的体验带入到陶瓷世界，用一种结构性的形态将工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的感受呈现出来，他作品中的日本陶瓷传统也十分鲜明，透溢出极为纯粹和宁静的美学意境。作为美国艺术家，温·海格比先生发展了现代艺术的抽象传统，赋予抽象形式更多的文化内涵。他对东方艺术有极大的兴趣，用“天人合一”的观念重新阐释和点化了陶瓷材料的自然属性，赋予它们以新的文化内涵。在前两天我们见面时，他说道：“陶瓷应该是开放的，可以兼容音乐、影像等不同的语言。”我要感谢他对中央美术学院陶瓷项目长期的支持，也对他的创作和教学理念深表赞同。实际上，这四位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们对陶瓷艺术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一方面重新发现陶瓷物质媒介的价值及其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陶瓷艺术的社会性、文化性有新的追求。这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
我还想说的是，这个展览的成功也要归功于方李莉博士的研究与策划，她是资深的陶瓷艺术家，她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陶瓷的研究，以及从跨文化的视觉研究东、西方陶瓷的交流，使这个展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相信，这个展览和今天的研讨会，都将进一步深化东西方陶艺的对话，从而推动当今世界文明的融合与互动。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本次策展人）：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一座古老的城市——京都，有一群年轻的陶瓷艺术家们，他们不甘愿将自己的技艺限制在实用的器物之中，他们将要在陶瓷艺术领域发起一场革命，以向当代艺术领域进军。他们组织了一个陶瓷艺术群体叫“走泥社”，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叫八木一夫。无独有偶，在与日本遥遥相对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有一所叫奥蒂斯的艺术与设计学院成立了陶艺系，在这所院校工作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开始了冲破传统陶瓷艺术的实用性，将其推向当代艺术的系列实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叫彼得·沃克斯。但当代陶艺最早的先驱者，并不是日本的艺术家，也不是美国的艺术家，而是欧洲的毕加索、马蒂斯、德加、雷诺阿、高更、米罗等。在20世纪初，他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当代陶艺实验，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们影响了日本和美国的当代陶艺的出现。在不同区域的当代陶艺革命中，当时的中国在场吗？当时的中国，在场也不在场。说其不在场，那是因为5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中国没有参与西方的现代艺术发展；说其在场，那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和美国发起的现代陶艺的变革，是以西方的当代艺术形式，来吸收东方的哲学精神，包括中国唐宋陶瓷艺术中的审美理念所发起的一场革命。“走泥社”的名字就是缘起于宋钧瓷中的“蚯蚓走泥痕”（那是由于瓷胎的釉所产生的自然龟裂，烧成后在瓷器上形成了犹如蚯蚓在泥土上行走的痕迹）。这些中国式的哲学追求被日本人发展到极致，转而影响到美国，发展出追求肌理美、残缺美以及拓展陶瓷材质的多种可能性的当代陶艺语言。这种新的表达语言最终将陶瓷艺术从传统的工艺品，拓展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并将其从博古架上和室内陈设中解放出来，走向更大的建筑空间、公共环境空间，成为让人震撼的、耳目一新的公共艺术或装置艺术。因此，风靡国际的当代陶艺，一方面是现代的、前卫的，但另一方面却连接着东方文明的某些古老的内在生命力，反过来其又在深刻地影响着东方当代陶艺的新的追求。当代陶艺发展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给予了现代艺术发展的丰富源泉。为了诠释这一理念，本次展览邀请来的陶艺家有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的教授、原国际陶艺副主席温·海格比，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陶艺系主任、教授、国际陶艺协会主席雅克·考夫曼（法国籍），日本京都大学造型系教授清水六兵卫八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四位陶艺家分别代表了美国、欧洲地区、日本、中国，这都是以上提到的产生当代陶艺或影响过当代陶艺发展的重要国家和地区，而且这四位被邀请的陶艺家都是在本国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陶艺家、大学教授，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当代陶艺交流、发展和传承的代表性人物。 在这四位陶艺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特点，也看到了在交通极其便利的今天，地球已经成为没有障碍物的平坦之地，由全球化的1.0时代进入了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的时代），艺术家们活动的跨度已经贯穿东西半球，不同文明之间艺术家们的相互学习和理解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
在高科技、互联网、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面临巨大的转折，包括城市的功能和意义也在迅速地改变。在工业化时代，城市往往是工业中心、生产中心，但在后工业社会中，城市将成为消费中心、文化中心。人们到一个城市不仅消费物质也消费知识与景观，因此，今后的公共艺术将会成为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陶艺家和艺术家参与城市环境空间的建设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题目，也正因为如此，这次邀请来的四位陶艺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做的都是大型的、与建筑环境空间相关的公共艺术性的当代陶艺，或装置艺术性的当代陶艺。策展人认为，这也许是未来陶艺，甚至是未来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且泥土对于人类来说是最亲切、最富生命感的材质，其形成一半是人工一半是火工，这是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陶艺也许会成为构成现代城市景观的最重要的、最人性化的艺术表现之一。
东西方陶艺家们合力，共同学习与对话，是整个当代陶艺发展的趋势，同样也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时代，不仅是东方文明在学习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也在学习东方文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艺术等，都是东西方文明融合与互动的结果。而当代陶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那是西方艺术界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走向亲近自然、追求理解生命本质的开始，可以说是最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芽。所以说，催生当代陶艺发展的并不是古老的传统，而是人类对现代化、对工业文明自我反思的结果。这种自我反思到今天还在继续，当代陶艺的概念也还在不断地有新的界定。人类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全球性的互动和东西方陶艺家们的交流与对话也会一直在继续，这样的过程，一定会激发我们产生出更多新的想法和新的创造力。
张守智（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教授、著名陶艺家）：主持人说我是陶艺家，其实我这一辈子是搞生活陶瓷，搞日用瓷的，但是我喜欢陶艺。我特别关注中国陶艺的发展，我也喜欢看世界各国的陶艺，那有他们的文脉，而且是有个性，有时代感的陶艺。我退休快20年了，如果从1951年在中央美院学陶瓷专业开始算起，到现在是63年了。我觉得世界陶瓷的变化、发展、创新非常快，陶瓷这个材料，伴随着人类历代的生活，人从来没有离开它。任何新材料的出现，都没有把陶瓷这个材料从人类的生活方式当中排除出去，而且在全世界，都在弘扬发展这个材料。
今天这个展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看到了东方、西方四位陶瓷家的作品，看了他们的图片。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的作品融入到了环境空间中去，甚至融入到了环境空间里面的材料空间。这一点，给我启发很大。
我出国交流不多，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韩国，还有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国外的老陶艺家、教授们一起，就住在他们的家里，尽可能不住宾馆。我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一个感觉，“二战”前后，欧洲的很多家庭有餐柜，有成套的餐具。当90年代，我到美国去的时候，老陶瓷家里还都有。可是我到年轻的陶艺师家里去的时候，特别现在，生活方式开始变了。过去三代同堂，用九十二套餐具。没过十年，六个人用四十五套餐具，再过两年，就变成四个人用二十套餐具了。现在的生活方式变了，家庭已经变成隐私的地方，不是会客的地方了。包括我们搞陶瓷的，也很少家里摆花瓶欣赏，搞许多餐具享受。现在的欧洲，家里也不再有餐柜摆餐具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跑到社会空间来了。但，小件作品，独立的作品，在博物馆，在美术馆，在画廊里，终归还是要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要思考，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发展，陶瓷材料如何在公共环境空间里丰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我觉得这很重要，今天四位的展览对我有启发。
作为一个陶瓷大国，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提供到社会上去，我们要思考，现在的生活方式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陶艺家，来自不同的地域，有自己本土的文脉，特别是他们作品的时代感，我觉得很重要。在公共环境空间里面的一些装饰艺术，比如我们首都机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公园里，地铁里，有不少的的环境装饰艺术。可是我感觉太具象了，有的是主题性的东西，不适合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长期的存在下去。所以经过十年二十年，最后就被撤掉了。
我们的很多艺术，是表现陶瓷语言当中的材料、质地，甚至装饰空间的诠释。考夫曼先生在公共厅里头的那两块皇帝的金砖是苏州做的，放上水以后不吸水，最后他放了碧玺，龙泉清瓷。我觉得都是启发，其实我们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早已经把我们的材料，用在了我们的环境装置艺术当中来了。今天怎么按照时代的需求去装置我们的新空间，把作品做得更好值得思考。我更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要向大众宣传，让大家都理解这些东西。刚刚开完的APEC会议，在雁栖湖上，我们用软脂材料表现的行为艺术已经用上了。如果我们用陶瓷材料去表现我们的现代生活空间，在这样的会场，有这么好的青山绿水，再融入进去我们的艺术，将更丰富多彩。
吕品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展览，是少有的一个陶艺界的高水准的，聚集了当今国际顶级艺术家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能做这样的展览，尤其是对从事陶艺的人来说，的确很不容易。这四位艺术家我都熟悉。这个展览，我觉得有两个特点：第一，四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东方精神和东方意识。尽管展厅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但是他们的创作思维，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的交流中，已经融到一块去了。当今陶瓷的这种融合，是超越一切的。
第二，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寻求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就是在寻求空间的突破，走出原来的架上体系，从更宽、更广的角度介入当下社会，展示了陶瓷艺术家们为拓展文化艺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这是个了不起的，重要的出发点。所以要感谢方李莉博士，为了策划这个展览，做了很多理论性的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四位艺术家我都非常熟悉。美国的海格比先生，他24年前第一天踏人中国，在北京，我们就一见如故。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喝咖啡。那个时候我们的当代陶瓷艺术刚刚起步，但是温先生带来了很多西方的新资讯和新理念，让中国的艺术家，了解到了西方当代陶艺的现状。所以1991年的国际陶艺研讨会，对中国的艺术家，对中国的陶艺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温·海格比先生的艺术，也是让我非常钦佩的。我感觉，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后来我邀请他到中央美院来上课，之后又把与阿尔弗雷德的合作项目引进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有一件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峡谷》，这件作品在那个时候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对细节的处理，对空间的处理，包括色彩肌理，以及那种对唯美风景的把握，错落形体的有机统一，非常的抒情。其实他告诉过我们，他一直在表现，他有很强烈的家乡情节，在表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的风景。他近期做的这些作品，也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他延续了原来的东西，他的这种结构，以及他所表现的他心目中的山水，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视觉印象，特别是与环境融为一体。
另外一位艺术家考夫曼先生，我们几次在MIC会议上都有接触，他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东方哲理。他的装置艺术，十分重视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独特的空间形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因为在他的作品里已经超越陶瓷材料。他用陶瓷材料，也用很多的现成品，如竹子、青瓦等来构架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我觉得陶瓷的工艺和技术，以及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面，已经淡化了陶瓷这种概念，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属性和历史的形象更加突出。这次展览我又看到他一件新作，让我的心灵更加震撼，就是他那件粗大的、白色、巨型的陶瓷雕塑。这件作品，他把这种几乎是实心的胚体进行高温烧制，这个科技的难度极大，但作品的线条非常硬朗，给我们传达了一种非常具有实在感的效果。虽然非常简单、简洁，但是这种视觉震撼，真是太棒了！
朱乐耕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这些年非常勤奋、刻苦，做了很多的作品。他出生于陶瓷世家，对景德镇陶瓷的技术、工艺都非常熟悉，一直在寻求突破自己。原来搞五彩，釉上青花等等，他现在突破到了装饰，突破到了雕塑，景观的营造上面。尤其是他在韩国做的这一系列，为音乐厅所做的这些大型公共空间的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瓷艺术品，无论从视觉审美，还是它的实用，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现在朱乐耕把这种空间的理念带到中国美术馆，与这么多大师在一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
清水先生的作品，我看完以后，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沉静。毫无疑问，他是具有很浓郁的东方精神，他的东西非常理性，理性里面透露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精神。他的作品现在都往空间里面发展。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能够到这里来看到这几位大师的作品，我想这个展览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之中。
周光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会理事中方代表）：今天的这个东西方陶艺对话展览，就像大家都看到的，是陶瓷产业在不同艺术领域的运用。不仅仅在家庭生活中，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被更多的应用。我出生在上海，最近二十多年时间里，大多时间是在中美两地来回跑，与中国陶艺应该说是同步成长。我想就国内的一些现象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与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问题。在我从事中外陶艺交流的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国内的朋友，他们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进伦敦大英博物馆，第一件事情只是寻找中国陶瓷艺术，而对其他国家的艺术品视而不见。这些朋友可能没有想到中国陶瓷艺术跟其他国外的陶瓷艺术的血缘关系。这些中国朋友，可能也不知道，中国陶瓷在宋代就已经为世界陶瓷工艺奠定了基础。他们可能也不会知道，中国陶瓷艺术的历史，对世界陶瓷艺术的影响和贡献。对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喜欢A就否定B，我们在欣赏中国景德镇的陶瓷艺术的时候，同时应该关心，比方说国内各大院校学院派的艺术，关心国外陶瓷艺术科技的发展，还有当代艺术风格的动向。特别是陶瓷艺术跟环境艺术，公共艺术，装饰艺术，甚至行为艺术等等这些当代艺术的关系。我们知道陶瓷作为一个材料，它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的问题。在国内的陶艺市场，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媒体，往往把拍卖价格作为判断艺术品好坏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艺术家成就的高低。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传统陶瓷艺术品，可能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跟装饰功能，当代艺术往往不具备这些功能。比方说装饰艺术，它可能是短暂的，它成立的时间就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它也不可能被购买或者被收藏，装饰艺术也没有办法放在客厅里面做装饰，或者被普通人收藏，更加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拍卖公司。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国内有许多优秀的学院派的陶瓷艺术家，没有被我们社会大众所接受，也没有被市场认可，我相信，朱老师是个特例。
通常来说，拍卖价格跟博物馆的收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杆体系。也可以说，艺术品的拍卖价格跟艺术成就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学术标杆，实际上取决于它是不是有一种生命力，是不是可以进入顶尖的博物馆，是否可以进入高等院校课堂的教科书，这才是证明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学术价值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需要一个成熟的陶瓷艺术的批评家群体。我们特别感谢方老师，她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陶瓷大国，我们今天缺少一个具有知名度，具有权威性的当代陶瓷艺术博物馆。我相信中国能够创建一家世界陶瓷艺术博物馆，收藏世界陶瓷，展示世界陶瓷艺术史。
4月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明的融合与互动——东西方陶艺对话四人展，参展人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陶瓷艺术中心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大学陶艺系教授温·海比格，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国际陶艺协会主席、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教授雅克·考夫曼，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清水六兵卫八代。开幕式后，紧接着是东西方陶艺对话的学术讨论会，参会者来自各个不同的艺术领域，有本市的，外埠的；国内的，国外的，济济一堂，对东西方陶艺展开“对话”。与会者发言热烈踊跃，有20人发言，讨论持续到18点，内容丰富多彩，但限于篇幅，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的发言。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昨天我已经提前看了展览。漫步在展览的空间，我深深感到这个展览是一个在视觉上让人感到震撼，在精神上让人感到兴奋的展览。四位艺术家用他们长期的探索和巨大的劳动所创造的杰作，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博大的当代陶瓷艺术的世界，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真诚的敬意！
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文化条件下的发展，是东西方艺术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和文化组合，对传统的继承与当代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成为新的趋势。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展览从陶瓷艺术的角度切入，为我们感受全球文化的变迁和思考东、西方的交融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体验。
毫无疑问，这四位艺术家在创作上有许多共性，他们都是在对陶瓷艺术传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陶瓷艺术置放于更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一种物理形态的空间——也就是将陶瓷艺术带入更广阔的公共空间，使陶瓷艺术成为当代公共艺术品；另一方面，他们所向往的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空间，那就是要使陶瓷艺术更多的介入社会的文化生活，为人们提供新的感知与体验。他们的创新从陶瓷艺术的本体和新的文化意义两个角度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相信，这个展览将会载入艺术的史册。
我们也有极大的兴趣来欣赏这四位艺术家不同的个性，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对他们创造的支持，在朱乐耕先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将极为朴素的陶瓷语言和极为高雅的人文气象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强悍的生命力量，也营造了典雅的文人意境。他用极为丰富的细节所构筑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视觉节奏和形式韵律，就像仰望浩瀚的星空，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在考夫曼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物质材料的独特体验，他用极为单纯的材质进行“形而上”的表达，在巨大的作品中透溢出强烈的精神性，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超越形式”的典范。清水先生的作品呈现出东方美学经验与当代创造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在我看来，他将对现代都市的体验带入到陶瓷世界，用一种结构性的形态将工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的感受呈现出来，他作品中的日本陶瓷传统也十分鲜明，透溢出极为纯粹和宁静的美学意境。作为美国艺术家，温·海格比先生发展了现代艺术的抽象传统，赋予抽象形式更多的文化内涵。他对东方艺术有极大的兴趣，用“天人合一”的观念重新阐释和点化了陶瓷材料的自然属性，赋予它们以新的文化内涵。在前两天我们见面时，他说道：“陶瓷应该是开放的，可以兼容音乐、影像等不同的语言。”我要感谢他对中央美术学院陶瓷项目长期的支持，也对他的创作和教学理念深表赞同。实际上，这四位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们对陶瓷艺术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一方面重新发现陶瓷物质媒介的价值及其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陶瓷艺术的社会性、文化性有新的追求。这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
我还想说的是，这个展览的成功也要归功于方李莉博士的研究与策划，她是资深的陶瓷艺术家，她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陶瓷的研究，以及从跨文化的视觉研究东、西方陶瓷的交流，使这个展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相信，这个展览和今天的研讨会，都将进一步深化东西方陶艺的对话，从而推动当今世界文明的融合与互动。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本次策展人）：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一座古老的城市——京都，有一群年轻的陶瓷艺术家们，他们不甘愿将自己的技艺限制在实用的器物之中，他们将要在陶瓷艺术领域发起一场革命，以向当代艺术领域进军。他们组织了一个陶瓷艺术群体叫“走泥社”，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叫八木一夫。无独有偶，在与日本遥遥相对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有一所叫奥蒂斯的艺术与设计学院成立了陶艺系，在这所院校工作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开始了冲破传统陶瓷艺术的实用性，将其推向当代艺术的系列实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叫彼得·沃克斯。但当代陶艺最早的先驱者，并不是日本的艺术家，也不是美国的艺术家，而是欧洲的毕加索、马蒂斯、德加、雷诺阿、高更、米罗等。在20世纪初，他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当代陶艺实验，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们影响了日本和美国的当代陶艺的出现。在不同区域的当代陶艺革命中，当时的中国在场吗？当时的中国，在场也不在场。说其不在场，那是因为5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中国没有参与西方的现代艺术发展；说其在场，那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和美国发起的现代陶艺的变革，是以西方的当代艺术形式，来吸收东方的哲学精神，包括中国唐宋陶瓷艺术中的审美理念所发起的一场革命。“走泥社”的名字就是缘起于宋钧瓷中的“蚯蚓走泥痕”（那是由于瓷胎的釉所产生的自然龟裂，烧成后在瓷器上形成了犹如蚯蚓在泥土上行走的痕迹）。这些中国式的哲学追求被日本人发展到极致，转而影响到美国，发展出追求肌理美、残缺美以及拓展陶瓷材质的多种可能性的当代陶艺语言。这种新的表达语言最终将陶瓷艺术从传统的工艺品，拓展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并将其从博古架上和室内陈设中解放出来，走向更大的建筑空间、公共环境空间，成为让人震撼的、耳目一新的公共艺术或装置艺术。因此，风靡国际的当代陶艺，一方面是现代的、前卫的，但另一方面却连接着东方文明的某些古老的内在生命力，反过来其又在深刻地影响着东方当代陶艺的新的追求。当代陶艺发展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给予了现代艺术发展的丰富源泉。为了诠释这一理念，本次展览邀请来的陶艺家有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的教授、原国际陶艺副主席温·海格比，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陶艺系主任、教授、国际陶艺协会主席雅克·考夫曼（法国籍），日本京都大学造型系教授清水六兵卫八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四位陶艺家分别代表了美国、欧洲地区、日本、中国，这都是以上提到的产生当代陶艺或影响过当代陶艺发展的重要国家和地区，而且这四位被邀请的陶艺家都是在本国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陶艺家、大学教授，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当代陶艺交流、发展和传承的代表性人物。 在这四位陶艺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特点，也看到了在交通极其便利的今天，地球已经成为没有障碍物的平坦之地，由全球化的1.0时代进入了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的时代），艺术家们活动的跨度已经贯穿东西半球，不同文明之间艺术家们的相互学习和理解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
在高科技、互联网、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面临巨大的转折，包括城市的功能和意义也在迅速地改变。在工业化时代，城市往往是工业中心、生产中心，但在后工业社会中，城市将成为消费中心、文化中心。人们到一个城市不仅消费物质也消费知识与景观，因此，今后的公共艺术将会成为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陶艺家和艺术家参与城市环境空间的建设在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题目，也正因为如此，这次邀请来的四位陶艺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做的都是大型的、与建筑环境空间相关的公共艺术性的当代陶艺，或装置艺术性的当代陶艺。策展人认为，这也许是未来陶艺，甚至是未来艺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且泥土对于人类来说是最亲切、最富生命感的材质，其形成一半是人工一半是火工，这是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陶艺也许会成为构成现代城市景观的最重要的、最人性化的艺术表现之一。
东西方陶艺家们合力，共同学习与对话，是整个当代陶艺发展的趋势，同样也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学习的时代，不仅是东方文明在学习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也在学习东方文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艺术等，都是东西方文明融合与互动的结果。而当代陶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那是西方艺术界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走向亲近自然、追求理解生命本质的开始，可以说是最早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芽。所以说，催生当代陶艺发展的并不是古老的传统，而是人类对现代化、对工业文明自我反思的结果。这种自我反思到今天还在继续，当代陶艺的概念也还在不断地有新的界定。人类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全球性的互动和东西方陶艺家们的交流与对话也会一直在继续，这样的过程，一定会激发我们产生出更多新的想法和新的创造力。
张守智（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教授、著名陶艺家）：主持人说我是陶艺家，其实我这一辈子是搞生活陶瓷，搞日用瓷的，但是我喜欢陶艺。我特别关注中国陶艺的发展，我也喜欢看世界各国的陶艺，那有他们的文脉，而且是有个性，有时代感的陶艺。我退休快20年了，如果从1951年在中央美院学陶瓷专业开始算起，到现在是63年了。我觉得世界陶瓷的变化、发展、创新非常快，陶瓷这个材料，伴随着人类历代的生活，人从来没有离开它。任何新材料的出现，都没有把陶瓷这个材料从人类的生活方式当中排除出去，而且在全世界，都在弘扬发展这个材料。
今天这个展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看到了东方、西方四位陶瓷家的作品，看了他们的图片。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的作品融入到了环境空间中去，甚至融入到了环境空间里面的材料空间。这一点，给我启发很大。
我出国交流不多，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韩国，还有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国外的老陶艺家、教授们一起，就住在他们的家里，尽可能不住宾馆。我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一个感觉，“二战”前后，欧洲的很多家庭有餐柜，有成套的餐具。当90年代，我到美国去的时候，老陶瓷家里还都有。可是我到年轻的陶艺师家里去的时候，特别现在，生活方式开始变了。过去三代同堂，用九十二套餐具。没过十年，六个人用四十五套餐具，再过两年，就变成四个人用二十套餐具了。现在的生活方式变了，家庭已经变成隐私的地方，不是会客的地方了。包括我们搞陶瓷的，也很少家里摆花瓶欣赏，搞许多餐具享受。现在的欧洲，家里也不再有餐柜摆餐具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跑到社会空间来了。但，小件作品，独立的作品，在博物馆，在美术馆，在画廊里，终归还是要发展下去。我们现在要思考，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发展，陶瓷材料如何在公共环境空间里丰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我觉得这很重要，今天四位的展览对我有启发。
作为一个陶瓷大国，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提供到社会上去，我们要思考，现在的生活方式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陶艺家，来自不同的地域，有自己本土的文脉，特别是他们作品的时代感，我觉得很重要。在公共环境空间里面的一些装饰艺术，比如我们首都机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公园里，地铁里，有不少的的环境装饰艺术。可是我感觉太具象了，有的是主题性的东西，不适合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长期的存在下去。所以经过十年二十年，最后就被撤掉了。
我们的很多艺术，是表现陶瓷语言当中的材料、质地，甚至装饰空间的诠释。考夫曼先生在公共厅里头的那两块皇帝的金砖是苏州做的，放上水以后不吸水，最后他放了碧玺，龙泉清瓷。我觉得都是启发，其实我们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早已经把我们的材料，用在了我们的环境装置艺术当中来了。今天怎么按照时代的需求去装置我们的新空间，把作品做得更好值得思考。我更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要向大众宣传，让大家都理解这些东西。刚刚开完的APEC会议，在雁栖湖上，我们用软脂材料表现的行为艺术已经用上了。如果我们用陶瓷材料去表现我们的现代生活空间，在这样的会场，有这么好的青山绿水，再融入进去我们的艺术，将更丰富多彩。
吕品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展览，是少有的一个陶艺界的高水准的，聚集了当今国际顶级艺术家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能做这样的展览，尤其是对从事陶艺的人来说，的确很不容易。这四位艺术家我都熟悉。这个展览，我觉得有两个特点：第一，四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东方精神和东方意识。尽管展厅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但是他们的创作思维，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的交流中，已经融到一块去了。当今陶瓷的这种融合，是超越一切的。
第二，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寻求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就是在寻求空间的突破，走出原来的架上体系，从更宽、更广的角度介入当下社会，展示了陶瓷艺术家们为拓展文化艺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这是个了不起的，重要的出发点。所以要感谢方李莉博士，为了策划这个展览，做了很多理论性的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四位艺术家我都非常熟悉。美国的海格比先生，他24年前第一天踏人中国，在北京，我们就一见如故。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喝咖啡。那个时候我们的当代陶瓷艺术刚刚起步，但是温先生带来了很多西方的新资讯和新理念，让中国的艺术家，了解到了西方当代陶艺的现状。所以1991年的国际陶艺研讨会，对中国的艺术家，对中国的陶艺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温·海格比先生的艺术，也是让我非常钦佩的。我感觉，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后来我邀请他到中央美院来上课，之后又把与阿尔弗雷德的合作项目引进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有一件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峡谷》，这件作品在那个时候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对细节的处理，对空间的处理，包括色彩肌理，以及那种对唯美风景的把握，错落形体的有机统一，非常的抒情。其实他告诉过我们，他一直在表现，他有很强烈的家乡情节，在表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的风景。他近期做的这些作品，也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他延续了原来的东西，他的这种结构，以及他所表现的他心目中的山水，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视觉印象，特别是与环境融为一体。
另外一位艺术家考夫曼先生，我们几次在MIC会议上都有接触，他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东方哲理。他的装置艺术，十分重视历史、文化现象的思考，独特的空间形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因为在他的作品里已经超越陶瓷材料。他用陶瓷材料，也用很多的现成品，如竹子、青瓦等来构架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我觉得陶瓷的工艺和技术，以及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面，已经淡化了陶瓷这种概念，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属性和历史的形象更加突出。这次展览我又看到他一件新作，让我的心灵更加震撼，就是他那件粗大的、白色、巨型的陶瓷雕塑。这件作品，他把这种几乎是实心的胚体进行高温烧制，这个科技的难度极大，但作品的线条非常硬朗，给我们传达了一种非常具有实在感的效果。虽然非常简单、简洁，但是这种视觉震撼，真是太棒了！
朱乐耕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他这些年非常勤奋、刻苦，做了很多的作品。他出生于陶瓷世家，对景德镇陶瓷的技术、工艺都非常熟悉，一直在寻求突破自己。原来搞五彩，釉上青花等等，他现在突破到了装饰，突破到了雕塑，景观的营造上面。尤其是他在韩国做的这一系列，为音乐厅所做的这些大型公共空间的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瓷艺术品，无论从视觉审美，还是它的实用，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现在朱乐耕把这种空间的理念带到中国美术馆，与这么多大师在一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
清水先生的作品，我看完以后，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沉静。毫无疑问，他是具有很浓郁的东方精神，他的东西非常理性，理性里面透露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精神。他的作品现在都往空间里面发展。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能够到这里来看到这几位大师的作品，我想这个展览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之中。
周光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会理事中方代表）：今天的这个东西方陶艺对话展览，就像大家都看到的，是陶瓷产业在不同艺术领域的运用。不仅仅在家庭生活中，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被更多的应用。我出生在上海，最近二十多年时间里，大多时间是在中美两地来回跑，与中国陶艺应该说是同步成长。我想就国内的一些现象提出两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与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问题。在我从事中外陶艺交流的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国内的朋友，他们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进伦敦大英博物馆，第一件事情只是寻找中国陶瓷艺术，而对其他国家的艺术品视而不见。这些朋友可能没有想到中国陶瓷艺术跟其他国外的陶瓷艺术的血缘关系。这些中国朋友，可能也不知道，中国陶瓷在宋代就已经为世界陶瓷工艺奠定了基础。他们可能也不会知道，中国陶瓷艺术的历史，对世界陶瓷艺术的影响和贡献。对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喜欢A就否定B，我们在欣赏中国景德镇的陶瓷艺术的时候，同时应该关心，比方说国内各大院校学院派的艺术，关心国外陶瓷艺术科技的发展，还有当代艺术风格的动向。特别是陶瓷艺术跟环境艺术，公共艺术，装饰艺术，甚至行为艺术等等这些当代艺术的关系。我们知道陶瓷作为一个材料，它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的问题。在国内的陶艺市场，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媒体，往往把拍卖价格作为判断艺术品好坏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艺术家成就的高低。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传统陶瓷艺术品，可能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跟装饰功能，当代艺术往往不具备这些功能。比方说装饰艺术，它可能是短暂的，它成立的时间就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它也不可能被购买或者被收藏，装饰艺术也没有办法放在客厅里面做装饰，或者被普通人收藏，更加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拍卖公司。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国内有许多优秀的学院派的陶瓷艺术家，没有被我们社会大众所接受，也没有被市场认可，我相信，朱老师是个特例。
通常来说，拍卖价格跟博物馆的收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杆体系。也可以说，艺术品的拍卖价格跟艺术成就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学术标杆，实际上取决于它是不是有一种生命力，是不是可以进入顶尖的博物馆，是否可以进入高等院校课堂的教科书，这才是证明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学术价值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需要一个成熟的陶瓷艺术的批评家群体。我们特别感谢方老师，她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陶瓷大国，我们今天缺少一个具有知名度，具有权威性的当代陶瓷艺术博物馆。我相信中国能够创建一家世界陶瓷艺术博物馆，收藏世界陶瓷，展示世界陶瓷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