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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次年9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就是近代中国走进20世纪的开端。外国文化强盗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毁坏我国的文书文物，致使我国大量珍贵历史文书、文物流散国外，写下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最痛心的一页。
吐鲁番文书遭窃记——俄、德、日、英瓜分
吐鲁番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壁画艺术十分发达。自公元前48年，历经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大量历史文书、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特别是高昌故城，先后曾是高昌郡和西州都督府的治所，又做过高昌国和高昌回鹘的王都。在这些遗址和古墓中出土了大批的古代文书和文物，大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吐鲁番丰富的文化宝藏早在19世纪就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兴趣。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此后，英、美、日、俄等国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探察”。据粗略统计，1811年到1935年间，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有100多次。189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派出以沙俄考古学会会长克列门慈为首的探察队到达吐鲁番，他们探察了130个佛窟和高昌古城，将一批精致的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1909年，俄国人鄂登堡又带队来到吐鲁番,他们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鄂登堡又进入新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了大量壁画，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剥取丝绸，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回国。
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韦德尔等人，在德国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8月到达吐鲁番，盗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德国又派出了以勒柯克为首的探察队，受到德皇和克虏伯的捐助。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对一些佛窟、佛塔和其他遗址进行搜索，发现了大量的古文书、经卷、钱币、石刻等，并用特制的剪刀剥取了许多洞窟里精美的壁画，这次共盗走200箱，运回柏林。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直到1907年春，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他们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德国人所盗文书、文物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战火，剩余部分现藏于柏林科学院。
继俄、德之后，对吐鲁番文书盗窃最多的是日本人。以大谷光瑞为首的考察队曾先后三次到我国新疆。前两次主要在库车、楼兰、尼雅一带，盗取一些壁画等文物。第三次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其中所窃文书又称“大谷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的汉、回纥、梵、藏、蒙、西夏等文字的文书，以及胡汉合壁文书、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的文书等共7733件。
继日本之后，吐鲁番古墓又遭英国人斯坦因的滥掘。斯坦因是个臭名昭著的文化强盗。他先后四次，历时19年在我国丝绸之路行窃，盗走数以万计的文化珍宝。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字纸，还有一些简牍和羊皮文化书。斯坦因所盗文书、经卷、文物绝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小部分收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
甲骨档案遭窃记——日本“偷“的最多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形成于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方面面，为商史、古文字学、古代自然科学、古代宗教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驻青州传教土库寿龄最早开始收集，并将他们收集到的甲骨文转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几家博物馆，干起了贩卖的勾当。此后，英国人金璋，德国人威尔茨、卫礼贤也收集了一些甲骨文，先后卖给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日本人西村博、林泰辅等也很早就收集甲骨文，林泰辅还亲赴殷墟集。加拿大人明义土收集的最多，他以长老会驻安阳牧师身份，经常骑着一匹老马；在甲骨出土地徘徊。到1926年，他就收集了5万片，其中一部分运到加拿大，现藏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另一部分埋在山东齐鲁大学的校舍内，直到解放后“三反”运动时才挖出，都已腐烂。日寇占领安阳时，曾于1938年春至1943年，多次组团到殷墟盗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至今，日本已收藏甲骨文12443片，此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等珍贵文物，其间盗走的文物难以计数。
敦煌文书遭窃记——第一个下手的是俄国
甲骨文被发现后不久，就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前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又不幸被发现。藏经洞是北宋末年西夏人征服敦煌时，千佛洞僧人准备逃难时封堵的，里面封存有晋至北宋初年近10个朝代的文书、经卷、文物，大约5万多卷(号)。其中宗教经卷约32000多卷(号)，其余为世俗文书，主要是中古时期历代官府的文书。千佛洞的僧人一去不返，藏经洞也封闭了900多年。直到1900年，当时定居在此的道士王圆渌雇人清扫淤沙时，无意中发现。千年宝窟重现于世，立即引来如蝇嗜血的外国文化强盗。
第一个下手的是俄国人，1905年，库库十金从王道士处骗取了两驮各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另一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也用蜡烛骗得了一批文书。1907年5月，斯坦因伪装成唐玄奘的信徒，欺骗收买王道士，亲自入室挑选。他贪婪地挑选了7个夜晚，盗走24箱经卷和文书，还有5箱精美绝伦的绘画和神幡。其中，有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有一丈余长、五六尺宽的唐绣观音像。
1908年4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以向王道士提供捐助为诱饵进入洞内，他说：“我惊得呆若木鸡。”他凭借精通汉学的优势，“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选走了全部精华，送往巴黎。
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又盗走500余卷，俄国人鄂登堡盗走手稿600余卷。美国人来晚了一步，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到敦煌时，文书早已被抢光。但是，当他看到石窟的壁画时，他说：“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别无可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渡重洋，横越两大洲。”他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洞窟的26方壁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
由于外国人的盗窃掠夺，致使敦煌文书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英国藏有1.5万多件；法国藏有近7千件，均为精品；俄国藏有1万多件：日本收藏量也很大，因分散于众多机构和私人手中，无法统计。
明清档案遭窃记——各个列强都有份
明清档案大部分是明清两朝的政务文书，也成为外国列强掠夺之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衙门掠走了2万多件档案，现保存于英国公共档案馆。此外，英军还利用战争之机抢去了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日本在近代侵华战争中也掠走了大批清代档案，其中台湾和东北地区的档案最多，现藏日本国家档案馆。日本东洋文库也保存有我国明代档案和清代满文档案。在荷兰国家档案馆还保存有台湾地方政府的档案，包括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的许多信札。在丹麦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批清代的手稿，单是目录就达150页。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近百年的盗窃、掠夺和破坏，使我国珍贵的文化瑰宝遭到严重流散和毁坏。上述历代文书，除明清代，国内已所剩无几，以致我国学者因研究的需要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查阅，或者只能从外国书刊中收集一点二手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悲哀。
吐鲁番文书遭窃记——俄、德、日、英瓜分
吐鲁番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壁画艺术十分发达。自公元前48年，历经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大量历史文书、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特别是高昌故城，先后曾是高昌郡和西州都督府的治所，又做过高昌国和高昌回鹘的王都。在这些遗址和古墓中出土了大批的古代文书和文物，大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吐鲁番丰富的文化宝藏早在19世纪就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兴趣。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此后，英、美、日、俄等国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探察”。据粗略统计，1811年到1935年间，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有100多次。1897年，俄国彼得堡科学研究院派出以沙俄考古学会会长克列门慈为首的探察队到达吐鲁番，他们探察了130个佛窟和高昌古城，将一批精致的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1909年，俄国人鄂登堡又带队来到吐鲁番,他们搜寻了高昌古城及近百个洞窟遗址，盗走一批古文书、钱币、绘画、佛像和雕刻品。1914年，鄂登堡又进入新疆，在吐鲁番东北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剥走了大量壁画，甚至还从阿斯塔那古墓的干尸身上剥取丝绸，共装了100多箱，取道喀什回国。
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韦德尔等人，在德国大资本家西蒙和克虏伯的资助下，8月到达吐鲁番，盗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德国又派出了以勒柯克为首的探察队，受到德皇和克虏伯的捐助。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对一些佛窟、佛塔和其他遗址进行搜索，发现了大量的古文书、经卷、钱币、石刻等，并用特制的剪刀剥取了许多洞窟里精美的壁画，这次共盗走200箱，运回柏林。1905年12月，格伦韦德尔与勒柯克又合伙组成第三次探察队来到吐鲁番，直到1907年春，共盗去文书、文物204箱。1913年，勒柯克又带队第四次来华，他们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分三批共掠走文书、文物397箱。德国人所盗文书、文物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战火，剩余部分现藏于柏林科学院。
继俄、德之后，对吐鲁番文书盗窃最多的是日本人。以大谷光瑞为首的考察队曾先后三次到我国新疆。前两次主要在库车、楼兰、尼雅一带，盗取一些壁画等文物。第三次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其中所窃文书又称“大谷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的汉、回纥、梵、藏、蒙、西夏等文字的文书，以及胡汉合壁文书、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的文书等共7733件。
继日本之后，吐鲁番古墓又遭英国人斯坦因的滥掘。斯坦因是个臭名昭著的文化强盗。他先后四次，历时19年在我国丝绸之路行窃，盗走数以万计的文化珍宝。其中有8封用粟特语写成的书信，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字纸，还有一些简牍和羊皮文化书。斯坦因所盗文书、经卷、文物绝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小部分收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
甲骨档案遭窃记——日本“偷“的最多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形成于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方面面，为商史、古文字学、古代自然科学、古代宗教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
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驻青州传教土库寿龄最早开始收集，并将他们收集到的甲骨文转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几家博物馆，干起了贩卖的勾当。此后，英国人金璋，德国人威尔茨、卫礼贤也收集了一些甲骨文，先后卖给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日本人西村博、林泰辅等也很早就收集甲骨文，林泰辅还亲赴殷墟集。加拿大人明义土收集的最多，他以长老会驻安阳牧师身份，经常骑着一匹老马；在甲骨出土地徘徊。到1926年，他就收集了5万片，其中一部分运到加拿大，现藏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另一部分埋在山东齐鲁大学的校舍内，直到解放后“三反”运动时才挖出，都已腐烂。日寇占领安阳时，曾于1938年春至1943年，多次组团到殷墟盗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至今，日本已收藏甲骨文12443片，此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等珍贵文物，其间盗走的文物难以计数。
敦煌文书遭窃记——第一个下手的是俄国
甲骨文被发现后不久，就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前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又不幸被发现。藏经洞是北宋末年西夏人征服敦煌时，千佛洞僧人准备逃难时封堵的，里面封存有晋至北宋初年近10个朝代的文书、经卷、文物，大约5万多卷(号)。其中宗教经卷约32000多卷(号)，其余为世俗文书，主要是中古时期历代官府的文书。千佛洞的僧人一去不返，藏经洞也封闭了900多年。直到1900年，当时定居在此的道士王圆渌雇人清扫淤沙时，无意中发现。千年宝窟重现于世，立即引来如蝇嗜血的外国文化强盗。
第一个下手的是俄国人，1905年，库库十金从王道士处骗取了两驮各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另一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也用蜡烛骗得了一批文书。1907年5月，斯坦因伪装成唐玄奘的信徒，欺骗收买王道士，亲自入室挑选。他贪婪地挑选了7个夜晚，盗走24箱经卷和文书，还有5箱精美绝伦的绘画和神幡。其中，有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金刚，有一丈余长、五六尺宽的唐绣观音像。
1908年4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以向王道士提供捐助为诱饵进入洞内，他说：“我惊得呆若木鸡。”他凭借精通汉学的优势，“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选走了全部精华，送往巴黎。
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又盗走500余卷，俄国人鄂登堡盗走手稿600余卷。美国人来晚了一步，1923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到敦煌时，文书早已被抢光。但是，当他看到石窟的壁画时，他说：“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别无可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渡重洋，横越两大洲。”他用一种特殊的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洞窟的26方壁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
由于外国人的盗窃掠夺，致使敦煌文书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英国藏有1.5万多件；法国藏有近7千件，均为精品；俄国藏有1万多件：日本收藏量也很大，因分散于众多机构和私人手中，无法统计。
明清档案遭窃记——各个列强都有份
明清档案大部分是明清两朝的政务文书，也成为外国列强掠夺之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衙门掠走了2万多件档案，现保存于英国公共档案馆。此外，英军还利用战争之机抢去了一些太平天国的档案。日本在近代侵华战争中也掠走了大批清代档案，其中台湾和东北地区的档案最多，现藏日本国家档案馆。日本东洋文库也保存有我国明代档案和清代满文档案。在荷兰国家档案馆还保存有台湾地方政府的档案，包括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的许多信札。在丹麦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批清代的手稿，单是目录就达150页。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近百年的盗窃、掠夺和破坏，使我国珍贵的文化瑰宝遭到严重流散和毁坏。上述历代文书，除明清代，国内已所剩无几，以致我国学者因研究的需要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查阅，或者只能从外国书刊中收集一点二手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