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其救济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慈幼，如育婴堂、育婴善会、孤儿院等所开展的活动；二、养老，如养济院和普济堂等所开展的活动：三、疾病救助，如施药局和传教士所开办的免费的诊所、医院等所开展的活动；四、助葬，如设立的殡舍、义冢等；五、寡妇救助，如清节堂、恤嫠会等所开展的活动；六、贫困救助，如常设的栖流所、粥厂等所开展的活动。它涵盖了生老病死等各种人生所能遇到的困难，主要以堂和会的方式存在。相对而言，善会多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大多没有固定的会所，而善堂则比较固定，有堂、局、公所等设施，内设专职管理人员。到了晚清，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慈善事业也开始近代化。
　　慈善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思想领域，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西方国家间的接触和交流，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封建士大夫逐渐认识西方的社会慈善事业。随郭嵩焘赴英的翻译官张德彝的介绍英国的慈善医院，其“各项经费，率为绅富集款。间有不足，或辟地种花养鱼，或借地演剧歌曲，纵人往观，收取其费，以资善举”。同时，他还注意到志愿者在慈善医院中的作用，即“各院医生固皆善人，即扶持病人者，亦皆善男信女愿为供奉者”。郑观应也说“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而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
　　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一向以“养”为主，其观念往往是消极的，各慈善机构的设立，并非真正扶助被救济者自食其力，而是一味地救济、施予，容易使被救济者养成依赖的恶习。这时的维新思想家就提出：“凡街市乞丐，无业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艺成足以自养而后令去。不徒养之，而又教之。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当时《申报》上发表《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一文，认为上海已有之善堂，在施衣、施粥、施医、施药、恤嫠、育婴等方面的善举虽无一不备，但“顾犹不免有遗议者”，甚至还遭到某些非议。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善堂“立法尚未尽精洋”，更主要是因所行善举之缺陷而致。泰西诸国善举之特点，在于养与教二者并重，“中国各善堂养则有之，教尚未备”。因此，“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为此，晚清著名慈善家经元善提出，最大的善举莫过于创设课工教艺的工艺院，“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因此，他建议变通一切善堂，逐渐改作工艺院，或者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俾孤儿长成，可谋生成家，孀妇得资，可瞻育后嗣。”
　　清末新政对慈善活动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新设立的民政部设专职管理慈善事业，受新的社会救济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开始重视教养并重。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在实行变法新政时，设立了巡警部，巡警部下设五司和一个习艺所。第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首先从改革中央官制人手，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民政部设置大臣、副大臣等职官，下属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其中民治司置地方行政、地方自治、户籍、保息四科，保息科管理慈善和救灾。
　　早在民政部设立之前，清政府就意识到，游民乞丐充斥社会，“无业可就”，“无以谋生”，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于是就在各地城镇创办工艺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首开工艺局，收养乞丐游民。收留对象为：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辟者为下。”对于这几种人，工艺局要“——一问明来历籍贯，取有切实保人。登注册簿，方可收留。”此外“有孤老幼孩，愿来习艺者，亦准取保挂号挨次传补，衣履不周者由局给”。工艺局聘请数十位教习向他们传授技艺，其内容有书画、数算、镌刻、织布、织绒毯、绣花、珐琅、铜铁、瓦木等。“学徒俗例三年为满师”，然后即可出去自谋职业。在农工商部工艺局的带动下，20世纪初年各省都相继开办了招收贫寒学徒的工艺传习机构。中央及地方各级工艺局所的开办，改变了封建政府传统的救济模式，使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向复合型的、长远性的教养模式转变。
　　独立的工艺局之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政部提出，从前各种慈善机构多重养轻教，致使国家物力支绌，而贫苦无业之民却愈养愈多，因而要求“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慈善机构中附设工艺所。如奉天同善堂，最初是在光绪年间左宝贵创办的，初始只有牛痘局等三部，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经将军依克唐阿总归各类善举，咨部立案，合组同善堂，设有粥厂、栖流所、引种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民政司照准，同善堂停止了八关粥厂，改组贫民习艺所。宣统元年(1909年)，同善堂还收入士绅吕玉书创立的济良所，专收不愿为娼优及受虐之婢女，每日除教授文艺课程外，兼习女工等等，供给食宿衣物。并规定入所三个月后，可以觅其妥保之家，呈领为妻妾。其他各地的慈善机构也都逐渐改造，中国的慈善事业一步步向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