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参加“红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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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红包既像是礼物,又像是奖金。我们的红包像礼物一样带有祝福与期待,但是又不像礼物那样富有个性而专属个人。红包与奖金一样都是真金白银,但是我们收到红包并不像收到奖金那样欣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临时的保管员。我们发红包是为了有一天收回它,收回它又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发出去。红包背后的义务、人情、关系也冲淡了那一份“现金在手,天下我有”的满足与踏实。
  红包是各种节庆和典礼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婚宴到乔迁,从生日到过年,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人生变化都有红包的助兴与见证。这有点像西方人的礼物,但是我们的红包里包裹着的人情、关系和面子,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


  人情、关系和面子就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如果说我们有理想,那么理想就是人情厚、关系广、面子大,而滋润这个理想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就是红包。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没有散尽的红包。红包作为亲朋好友的情感润滑剂,婚礼、新居等仪式上的助兴催化剂,以及利益交换的工具,其中包着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儒家文化的伦理秩序,商业文化的互惠互利,权力规训的等级秩序。红包创造、维持和强化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事实上,红包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红包的大小、流向和数量背后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变迁。传统的中国人并不太热衷于发红包,红包的普遍流行是因为上世纪中期的土改和破四旧运动之后,传统庆典和繁复礼节被取缔之后,红包成为一个替代性的简化版的礼物。红包从最初的注重象征意义到慢慢注重交换价值,红包越来越丰厚。改革开放以后,红包从家族性的人情成为社交性的利益工具。今天的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交模式,红包也迎来一次新革命。
  红包的前世
  今天的红包其实并不传统,旧时的年节、庆典上的传统礼物其实更加繁复、精致和多样,各地的文化差异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种种传统礼物。我们在节庆和典礼上派送的往往是自家亲手制作的小礼物:书画、刺绣、服饰、文房用品……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传统的庆典仪式被视为与新时代精神冲突的封建迷信活动,主持庆典活动的地方精英和宗族长辈也被视为对中央政府的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新政权认为农民花费太多精力和财力在各种庆典礼仪中,会耽误正常的劳作。各种乡村的节庆礼仪纷纷被取缔,精致多样的传统礼物也随之消逝。


  没有了传统的风俗礼仪和庆典仪式,自然也没有了过节的礼物,再没有私人定制的全手工礼物,也没有账房先生用毛笔在红纸上记录的人情债。繁复的礼节与精致的礼物经过“土改”和“破四旧”的洗礼,变得粗糙而直接,真金白银的红包取代了传统的风俗礼物,礼物背后的各地多样性文化也被全部统一成货币。我们可以说,红包是庙堂与民间的权力博弈的产物。
  传统的节庆越来越少,但是红包却越来越多。土地改革让富农和地主失去土地所有权,阶级关系取代了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权力结构发生巨变。土改等政治运动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等级秩序。精英与贫农的资产与地位互换,上层与下层的生活差距戏剧性地缩小。阶层的混乱让每个人都产生了平等的感觉,既然人人平等,不再有精英,那么当然人人都可以操办宴席,并且通过宴席的丰盛程度来彰显自我的地位,农村里的各种祭祀、庙会等公众文化活动消失了,但是私人宴席却有增无减,宴席上的红包自然必不可少。阶层的模糊化造成了乡村权力与声望的真空地带,而私宴和红包则试图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个体面的家庭庆典成为每户人家的追求,从寿宴到婚宴,从乔迁到出殡,仪式越盛大,越能体现一个家庭的地位,红包也随之越来越丰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沉重。
  80年代土地承包制之后,红包也逐渐与权力挂钩,农民给村干部的红包大概是除了生儿子之外的最受欢迎的投资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红包的观念逐渐被商业化,农民需要与乡村与家族之外的人打交道,小市民也需要走后门,在正常渠道不顺畅的时候,红包的“交易成本”更低。


  红包最初是节庆的祝福和典礼的助兴,这是事关“人情和面子”的情感表达,当红包与权力挂钩之后,又添加了“关系”的元素,成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利益工具,其实都不是出于人们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交换与契约,接受馈赠和随后回礼都是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一个人没有遵循礼尚往来的义务,或者收受了红包而没有利用手中权力给予好处,那就是不给面子、不懂人情,不等旁人把你踢出社交圈,你自己都会感到羞愧的压力。
  原本是亲朋好友的情感润滑剂的红包慢慢被工具化,越来越多的红包在追逐短期利益,而不是构建长期的情感。红包越来越与地位、名誉、权力和财富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交流与美好祝福。
  平等的互联网红包
  近两年的微信和阿里等发起的“电子红包”,正在重新定义着传统红包。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80.8亿个,QQ红包42亿个,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微信共有4.2亿人收发红包,QQ仅在“刷一刷”抢红包活动中就吸引到3.08亿人参与。
  电子红包取代传统红包并不困难,因为传统红包其实并不传统,真正传统的多样化的“礼物文化”早已在上世纪中期被清洗干净,现代中国人的“礼物精神”是处于真空状态的,我们的红包固然有祝福,但是更多的是人情的回报、面子的大小和关系的维护。


  电子红包取代传统红包改变了支付的方式,又不仅限于此。与传统红包相比,今天流行的“电子红包”更接近于西方文化中的“礼物”,没有太多的利益纠葛,也没有强制与义务,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一种自愿的赠予。   电子红包既继承了传统红包的社交功能,又没有人情债的负担,没有预期的回报,没有短期功利目的。发红包与收红包的人没有长幼尊卑之分,红包游戏中的地位和权力都趋于平等。
  “红包”从传统的责任和义务,变为互联网时代的游戏和交流。我们之所以在微信上放心地坐拥一两千朋友,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不会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宴、寿宴和乔迁之喜,他们也不会把收到或发出的红包记录在电子账本上。今天我们说“电子红包”颠覆了“传统红包”构建的人情、关系、面子的人际关系结构,尚且为时过早,但至少电子红包是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


  如果说传统红包围绕着人情、面子和关系做文章,那么电子红包的最大原则就是有趣和欢乐。电子红包与传统红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责任,一个是游戏。传统红包的责任意味着负担、压力、回报。而电子红包则并没有被迫的压力,也没有回报的预期,“抢红包”的过程充满了专注、竞争、欢乐、激情、满足感、成就感。相比起传统红包承载的象征意义与交换价值,电子红包更像一个游戏。互联网时代,红包由一种义务、人情与交换的工具,化身为平等、轻松的集体狂欢游戏。
  电子红包的吉祥数字比传统红包的整数更“吉祥”,更多选择。最受欢迎的红包金额依次是8.88元、6.66元、5.2元、9.99元、88.88元、13.14元、66.66元、8.8元、20.16元。
  电子红包让虚拟平台上的社交更具互动性,除夕夜的“红包照片”共产生2900万张红包照片,互动总次数超过1.92亿。“红包照片”增加了红包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电子红包还迎合着中国人独特的“分享精神”,看看聚会的时候,中国男人们散烟点火就能理解此种独特的分享精神。
  电子红包让我们随时随地体验到群体的温暖,尽管只是发生在虚拟空间里。如果说传统红包让我们感受到社交网络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那么电子红包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不用上门,不用预约,只要动动手指,马上能够得到一堆夸张的感谢,同时也激活了沉闷无言的聊天群。
  电子红包改变着人际关系。在朋友圈的群里,精英与普通人的现实地位的差距戏剧性地缩小,现实中不会互发红包的人也在互抢得不亦乐乎。


  电子红包象征着互联网的文化特征:分享、互动、平等、游戏。电子红包脱离了传统红包的最基本的元素:人情、面子和关系。电子红包让传统的礼物和礼节更加粗糙、直接、简单,也更加随意而休闲,轻松而自然。
  当然,任何一种改变都会带来批评。专家说:“抢红包看似免费的午餐,但实际上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与得到的并不对等。”——电子红包作为一个游戏,快乐就是目的。时刻算计着时间精力的投入回报率,不是股民综合征就是把电子红包当作传统红包。
  专家又说:“电子红包虽然给春节注入了些许娱乐性和趣味性,但其利用的是大众贪便宜、博运气的心理,也印证了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年代。”——其实是大家只是沉醉于抢红包过程中的“惊喜、懊恼、失望、满足、分享”的游戏快感,相比起传统红包的强制义务、回报预期和利益交换,电子红包是有史以来最“纯洁”的红包。
  还有的人批评“抢红包”掩盖了吃团圆饭、看春晚等传统的过年守岁的活动,年轻人把团聚交流的时间消耗在“抢红包”上。——其实问题不在于“抢红包”,而在于本来也无话可说,“抢红包”也许还能掩盖尴尬,还能给无话可说一个借口。
  而在我看来电子红包最大的遗憾在于,没有了仪式感和文化象征。虚拟平台上的红包没有了现实中一送一收的仪式感,没有了过年时,长辈的期待与晚生的恭谦,也没有了宴席上,账房先生用毛笔在红纸上郑重其事记下的人情债。电子红包的瞬间发放犹如快餐一样充满廉价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100年前的中国人的风俗远比今天更加丰富繁复,传统礼仪的凋零,让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既然我们没法真正回归传统,奉上红布包裹的全手工私人礼物,那么我们大概也没有资格抱怨电子红包的“简单粗暴”。
  资本的诱惑
  电子红包从一开始就是商家赚钱的噱头,从来没有移风易俗的文化意义上的考虑,无论是阿里发放的红包还是微信打造的红包平台,都是一场人工制造的消费盛宴。商家旨在通过红包来积累线下的商户资源,激活粉丝的互动和社交,进而培养人们移动支付的习惯,培养人们网上消费的习惯。


  电子红包与许多互联网游戏一样,虽然欢乐却也摆脱不了俗气、廉价、浅薄的味道。但是相比起传统红包,至少电子红包是我们的自主选择,没有传统红包的义务,也没有被强行推广的压力,或沉迷或唾弃,任君选择,而不至于“不发不是中国人”。
  从古代的精致繁复的礼物到新时代的现金红包;从阶层等级模糊化之后,为了彰显地位而互相攀比的宴席红包;再到土地承包制和改革开放之后,红包与权力的挂钩,红包从来都离不开权力之手的操控。承载着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和面子的红包,也从来都不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今天的电子红包当然也是资本对我们的诱惑与操纵,但是至少它还披着温情脉脉的外衣。如果我们的生活注定要在权力的操控与资本的诱惑之间摇摆,那么我宁愿接受后者,至少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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