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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台湾的最初几年，我居无定所，因此经常随喜帮助别人。有人兴学，我帮忙教书；有人办杂志，我协助编务；有人讲经，我帮他招募听众；有人建寺院，我助其化缘……更有些老法师发表言论，怕开罪别人，都叫我出面，我则义之所在，从不推辞。因此，一些同道们都笑我说：我总是被人利用来打前锋，当炮灰。
一直到1965年，我自行创办佛学院，年近80的唐一玄老师在课余闲聊时，和我说道：“给人利用才有价值啊！”这种迥异世俗的言论，无疑道尽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我引以为知音，并且在日后的数十载岁月里，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愿地与人为善，被人“利用”，无形中为我的人生开拓了无限的“价值”。
记得初来台时，为了弘扬佛教法义，我义务为《人生月刊》担任编辑，不但为撰文照排伤神，为改稿润笔熬夜，还得自付交通费，倒贴邮票钱。前后约6年的时间过去了，发行人反而要我感谢他，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而出了名。”这个世界上，谁“利用”谁，真是很难定夺啊！
刚开始到宜兰传教时，我办了各种接引年轻人的活动。有些青年不喜欢枯燥的定期共修法会及佛经讲座，常常借故缺席，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佛歌教唱、国文导读等课程。旁人常劝我不要白费心机，并且跟我说：“这些青年没有善根，只是贪图有歌可唱，或想免费补习国文，预备将来考学校而已。他们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里想：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成就他们，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日后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纷纷皈依佛门，到了今天，他们都成了佛教界的翘楚。《金刚经》云：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乐歌唱，只要运用得当，也不失其度众的“价值”。马鸣菩萨不就“利用”一曲自编的《赖吒和罗》，而使得华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时悟道出家吗？
1956年，我计划举办活动，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又有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大专生只会糟蹋道场，损坏设备，又没有定性，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活动度假罢了！这种花钱不讨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当时身无分文，还是力排众议，在台北借用别人的地方，举行大专青年学佛营。结果，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了因缘。
从过去到现在，台北普门寺每周所办的“佛光山朝山团”，从1968年每人的收费200元到现在的300元，都包括了车费及两宿五餐，以物价来计算，根本不敷支用。经办人乃至信徒屡次向我反应调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一些囿于时间或经济因素不能来山的北部人，“利用”这一点方便，种下得度因缘，未尝不是功德无量啊！果然，许多人就因此皈投三宝，甚至披剃出家，这种慧命的“价值”可谓山高海深，不可限量。
我在高雄开创佛光山，没有多久，山下就有一家名叫“佛光”饮食店的店面开张了。那时，有人就跟我说：“师父！为什么我们佛光山的名字给他们拿去当招牌用？我们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否则外人都误会佛光山在做生意。”我也感到非常无奈，但是想到“佛光”能普照大地，不正表示佛教法力无边吗？
不久，佛光新村、佛光砂石场、佛光旅行社、佛光大旅社、佛光加油站等，都一一出现了，甚至台北、嘉义等地还有以我“星云”来做为大楼名称者。徒众更埋怨了，在开会中纷纷表示抗议。我告诉他们：“诸佛菩萨连身体脑髓都要布施了，一个名字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名字能够给人去利用一番，也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啊！”
许多人看到佛光山卖汽水、销售纪念品，便诟病佛光山商业化。其实外人只看到佛光山要钱，却没有看到佛光山不要钱的地方。佛光山的一切收入，可说是非佛不作，不但用来弘扬佛教，还要供应3000名僧俗四众食宿生活，乃至教育福利等费用，更要用来办理其他各种佛教事业。其中，约有600名佛学院学生“利用”这些收入学佛修道，近百名育幼院院童“利用”这些收入长养身心，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约200余名无依老人“利用”这些收入安养颐年，还有其他行政单位“利用”这笔收入办理活动，净化人心……我们没有恒产，却能自给自足，应付这些庞大的开销，可说是把十方的钱财高度“利用”，发挥了十方信施的“价值”。
创建佛光山至今，经历不少困难，天灾洪水固然可怕，山下悍民更是难缠，以铁牛车围山，以棍棒打出家人，那种无法理喻，叫人难以置信。可是，令人讶异的是：乡民们每逢春节，都扶老携幼来山联谊；冬令救济时，也携家带眷来领赈济品。
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能释怀，往往向我抗议，说道：“这些人没有良心，他们只会来拿红包，取赠品，利用完了以后，就过河拆桥，既不说好话，又需求无度。”我总是劝他们：“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乡民中也有好人，更何况行菩萨道，应该不念旧恶，施不望报。看到他们能欢欢喜喜来山，和佛菩萨结个善缘，我们应该为他们祝福才对。”我们应该以自己拥有“价值”非凡的功德法财，能给人多多“利用”，来作为自我期许。
有些出版界人士，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大陆等地，未经同意，擅自刊登我的文章著作。上焉者保持原貌，下焉者将我的名字删除，尤有甚者，还补上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擅改标题，以耸动的文字来吸引读者。我那些从事文化事业的徒众，常为此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些人剽窃智能财产，竟然也冒犯到神圣的宗教界来！”我则为现代人的不尊重别人、不看重过去而感慨万分，因为历史是人类演进的过程，我们抹煞了过去的纪录，又将如何计划未来？只是往好的一方面来想，我的著述能被这么多人青睐，大概尚有可取之处。文字般若的功用就在于它能无远弗届，深入人心，但愿大家都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利用”这项“价值”，就能使佛法流通更广。
为了炒热新闻，促进销路，一些报章杂志以攻讦毁谤佛光山或我的名节声誉为能事，信徒们看到这些不实的言论报道得太过分者，往往利用各种管道（编者注：即“渠道”），要求这些刊物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启事。 记得有一次，名作家刘枋居士看了一篇暗骂我的文章，怒气冲天，老远从台湾打电话到西来寺找我，说要联合多人发起护师运动，我连说：“不必！”个人荣辱不足为念，承蒙信众厚爱，个人铭感五内。想起《西游记》里，大家都想吃一口唐僧肉，不禁自我消遣：能被这些刊物“利用”，让其分得一杯羹，也未尝不是助人多利啊！
有感于过去从事佛教文化事业的辛苦，我对于一些文人都比较照顾，凡是有求于我者，我都给予资助，有时还作不请之友，自动伸出援手，甚至在自己经济情况也不好的情况之下，一样以诚意关心协助那些过去对我不怀善意的文友。我不是滥慈悲，假仁义，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只是觉得：我能有这份能力，“利”他人之所需，使其“用”来周转，表示我的境况还是比他好一点，何必吝于喜舍呢？一些小型佛教出版事业要求帮忙，我也尽力纾困，以寄望其“利用”这一点助缘，而增益佛教对世道人心的贡献。
过去，佛光山沙弥学园曾经招收过二三十名沙弥，我们不辞辛劳，将他们抚育成人后，有些沙弥竟被父母强行带了回去。许多徒众为我难过，他们认为：那些父母只不过是“利用”佛光山把孩子们养大，因此要求我不要再接受沙弥来山，但我还是照单全收。因为我觉得：即使沙弥们全都被父母带走，他们从小在法水里涵泳浸润，至少长大后就能知因果，明善恶，即使踏入红尘，也不会为非作歹，这种教育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了方便信徒，我设立朝山会馆供应食宿，一些游览公司的导游有时订了数十桌素席，临走时，只付个五元、十元。柜台员工不齿这种无德的行为，遂向前和他解说，却遭反唇相讥：“寺庙不都是随喜添油香的吗？”馆长因屡赔不赚，不能帮忙补贴常住而忧心。我常安慰他：“没有关系！自己吃亏一点，被别人利用占便宜，正可以广结善缘啊！”
别分院的典座行堂法师也常来和我抱怨：每次法会活动，总有许多志在赶斋的人，抢先到斋堂占位子吃饭，却让那些真正来寺听经闻法、礼佛拜忏的虔诚信徒没有位置，饭菜不够。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防止之道。我说：“不但不必防止，而且各住持当家以后要多备桌椅饭菜。因为建立寺庙，就是要普门大开，广度众生。何况这正表示寺院的饭菜煮得好吃，所以才有人利用啊！”
我经常碰到素昧平生的社会人士或竞选公职的政客专程拜访，并且要求合照，徒众常在一旁“警告”我：“师父！您要小心啊！他们是利用您来打知名度的。”一些新成立的公司行号或建屋工地，也常在传播媒体上大做不实广告，说我“莅临剪彩”，因而常有信徒特地打电话来为我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些人利用您的名字招徕顾客，别人不知道，更要说您是企业和尚了！”
甚至，我也曾应邀至灵骨塔寺主持开光，弟子们为此心疼，他们说：我很傻，南北舟车劳顿，从未收取一文钱，却不知自己已经被人“利用”去大赚其钱了。近闻有人为了促销佛像法物，而对外宣称他们的货品被我加持过，更是荒诞无稽。不过，没有关系，如果这样能使他们名利双收，除了为他们的因果业力可惜以外，也是我一种利他的菩萨道吧！
十年前，经济情况还很拮据。有一天，掌管会计的弟子拿着一叠请款收据，说道：“师父！最近住众患牙病的人很多，常住尽量给大家方便，但是牙病的医药费很高，他们领了常住的恩惠，却常常对人乌鸦嘴，不说好话。依我看来，实在不必为他们出这笔冤枉钱。”但我坚持为他们换上好牙，因为我宁可他们不说好话，也不能不给他们一口好牙，以便他们将来“利用”来开口说法时，能令信徒欢喜，得到无上“价值”的法宝。
经常到了选举时期，候选人频频造访拜托，弟子们常说：“这些人平常不来护持，到了选举才来利用我们僧团的人多势众。”为了善尽国民责任，佛光山人众总是包车到选举地点投票，第二天，便有照片文字上报，标题竟是：“佛光山热衷政治”。徒众拿了报纸给我看，并且生气地说：“这些记者利用我们制造新闻。”我想：如果这样能宣示政府民主宪政的成功与佛教僧团的力量，也未尝不是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会讲经？”其实说来惭愧，刚开始弘法时，我不但不能讲得差强人意，连上台都会发抖，蒙信徒们厚爱支持，能够让我不断实习，我才能够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及至今日，我虽然已是退居和尚，仍不辞劳苦，应邀至四处开示。徒众心中不忍，常劝我多休息，他们哪里知道：我正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报答大众的恩德啊！
佛光山一向提倡福慧双修、解行并重，所以佛学院设有出坡作务的课程，以藉此锻炼学生们的身心。一些不知情的香客上山看到，往往说道：“这些学生好可怜唷！竟被寺庙利用来做工呢！”有一天，一名机灵的学生欢欢喜喜地反答道：“我们是利用这些工作来修行呢！”同一件事情，却有着两种说法，说明了各人心中的“价值”不同，自然苦乐也就有所差异。
在社会上讲经弘法久了，经常接触到各界人士，其中不乏政治人物前来请示佛法，因而引人侧目，招来“政治和尚”之讥。起初我很不以为然，久而久之，心中也泰然了。想想：佛陀频频出入王宫，与大臣贵胄说法，岂不也成了“政治佛陀”吗？而玄奘大师为皇帝建言国事，以及历代国师的辅弼朝政，又怎么说呢？中国佛教历经多次教难而能如浴火凤凰般再生，在上位者全心全力地拥护佛教，实在是功不可没。此外，国家社会也因为佛法的复兴昌隆而政清人和，这些世所共睹的史实，无非说明了：“利用”不但不一定只具有负面的意义，而且还能造成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谁利用谁，因为世间一切事相都是互相缘起，而愿与众人一齐享有互相利用的成果，就能发挥“利用”的最高“价值”了。
一直到1965年，我自行创办佛学院，年近80的唐一玄老师在课余闲聊时，和我说道：“给人利用才有价值啊！”这种迥异世俗的言论，无疑道尽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我引以为知音，并且在日后的数十载岁月里，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愿地与人为善，被人“利用”，无形中为我的人生开拓了无限的“价值”。
记得初来台时，为了弘扬佛教法义，我义务为《人生月刊》担任编辑，不但为撰文照排伤神，为改稿润笔熬夜，还得自付交通费，倒贴邮票钱。前后约6年的时间过去了，发行人反而要我感谢他，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而出了名。”这个世界上，谁“利用”谁，真是很难定夺啊！
刚开始到宜兰传教时，我办了各种接引年轻人的活动。有些青年不喜欢枯燥的定期共修法会及佛经讲座，常常借故缺席，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佛歌教唱、国文导读等课程。旁人常劝我不要白费心机，并且跟我说：“这些青年没有善根，只是贪图有歌可唱，或想免费补习国文，预备将来考学校而已。他们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里想：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成就他们，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日后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纷纷皈依佛门，到了今天，他们都成了佛教界的翘楚。《金刚经》云：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乐歌唱，只要运用得当，也不失其度众的“价值”。马鸣菩萨不就“利用”一曲自编的《赖吒和罗》，而使得华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时悟道出家吗？
1956年，我计划举办活动，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又有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大专生只会糟蹋道场，损坏设备，又没有定性，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活动度假罢了！这种花钱不讨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当时身无分文，还是力排众议，在台北借用别人的地方，举行大专青年学佛营。结果，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了因缘。
从过去到现在，台北普门寺每周所办的“佛光山朝山团”，从1968年每人的收费200元到现在的300元，都包括了车费及两宿五餐，以物价来计算，根本不敷支用。经办人乃至信徒屡次向我反应调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一些囿于时间或经济因素不能来山的北部人，“利用”这一点方便，种下得度因缘，未尝不是功德无量啊！果然，许多人就因此皈投三宝，甚至披剃出家，这种慧命的“价值”可谓山高海深，不可限量。
我在高雄开创佛光山，没有多久，山下就有一家名叫“佛光”饮食店的店面开张了。那时，有人就跟我说：“师父！为什么我们佛光山的名字给他们拿去当招牌用？我们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否则外人都误会佛光山在做生意。”我也感到非常无奈，但是想到“佛光”能普照大地，不正表示佛教法力无边吗？
不久，佛光新村、佛光砂石场、佛光旅行社、佛光大旅社、佛光加油站等，都一一出现了，甚至台北、嘉义等地还有以我“星云”来做为大楼名称者。徒众更埋怨了，在开会中纷纷表示抗议。我告诉他们：“诸佛菩萨连身体脑髓都要布施了，一个名字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名字能够给人去利用一番，也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啊！”
许多人看到佛光山卖汽水、销售纪念品，便诟病佛光山商业化。其实外人只看到佛光山要钱，却没有看到佛光山不要钱的地方。佛光山的一切收入，可说是非佛不作，不但用来弘扬佛教，还要供应3000名僧俗四众食宿生活，乃至教育福利等费用，更要用来办理其他各种佛教事业。其中，约有600名佛学院学生“利用”这些收入学佛修道，近百名育幼院院童“利用”这些收入长养身心，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约200余名无依老人“利用”这些收入安养颐年，还有其他行政单位“利用”这笔收入办理活动，净化人心……我们没有恒产，却能自给自足，应付这些庞大的开销，可说是把十方的钱财高度“利用”，发挥了十方信施的“价值”。
创建佛光山至今，经历不少困难，天灾洪水固然可怕，山下悍民更是难缠，以铁牛车围山，以棍棒打出家人，那种无法理喻，叫人难以置信。可是，令人讶异的是：乡民们每逢春节，都扶老携幼来山联谊；冬令救济时，也携家带眷来领赈济品。
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能释怀，往往向我抗议，说道：“这些人没有良心，他们只会来拿红包，取赠品，利用完了以后，就过河拆桥，既不说好话，又需求无度。”我总是劝他们：“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乡民中也有好人，更何况行菩萨道，应该不念旧恶，施不望报。看到他们能欢欢喜喜来山，和佛菩萨结个善缘，我们应该为他们祝福才对。”我们应该以自己拥有“价值”非凡的功德法财，能给人多多“利用”，来作为自我期许。
有些出版界人士，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大陆等地，未经同意，擅自刊登我的文章著作。上焉者保持原貌，下焉者将我的名字删除，尤有甚者，还补上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擅改标题，以耸动的文字来吸引读者。我那些从事文化事业的徒众，常为此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些人剽窃智能财产，竟然也冒犯到神圣的宗教界来！”我则为现代人的不尊重别人、不看重过去而感慨万分，因为历史是人类演进的过程，我们抹煞了过去的纪录，又将如何计划未来？只是往好的一方面来想，我的著述能被这么多人青睐，大概尚有可取之处。文字般若的功用就在于它能无远弗届，深入人心，但愿大家都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利用”这项“价值”，就能使佛法流通更广。
为了炒热新闻，促进销路，一些报章杂志以攻讦毁谤佛光山或我的名节声誉为能事，信徒们看到这些不实的言论报道得太过分者，往往利用各种管道（编者注：即“渠道”），要求这些刊物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启事。 记得有一次，名作家刘枋居士看了一篇暗骂我的文章，怒气冲天，老远从台湾打电话到西来寺找我，说要联合多人发起护师运动，我连说：“不必！”个人荣辱不足为念，承蒙信众厚爱，个人铭感五内。想起《西游记》里，大家都想吃一口唐僧肉，不禁自我消遣：能被这些刊物“利用”，让其分得一杯羹，也未尝不是助人多利啊！
有感于过去从事佛教文化事业的辛苦，我对于一些文人都比较照顾，凡是有求于我者，我都给予资助，有时还作不请之友，自动伸出援手，甚至在自己经济情况也不好的情况之下，一样以诚意关心协助那些过去对我不怀善意的文友。我不是滥慈悲，假仁义，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只是觉得：我能有这份能力，“利”他人之所需，使其“用”来周转，表示我的境况还是比他好一点，何必吝于喜舍呢？一些小型佛教出版事业要求帮忙，我也尽力纾困，以寄望其“利用”这一点助缘，而增益佛教对世道人心的贡献。
过去，佛光山沙弥学园曾经招收过二三十名沙弥，我们不辞辛劳，将他们抚育成人后，有些沙弥竟被父母强行带了回去。许多徒众为我难过，他们认为：那些父母只不过是“利用”佛光山把孩子们养大，因此要求我不要再接受沙弥来山，但我还是照单全收。因为我觉得：即使沙弥们全都被父母带走，他们从小在法水里涵泳浸润，至少长大后就能知因果，明善恶，即使踏入红尘，也不会为非作歹，这种教育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了方便信徒，我设立朝山会馆供应食宿，一些游览公司的导游有时订了数十桌素席，临走时，只付个五元、十元。柜台员工不齿这种无德的行为，遂向前和他解说，却遭反唇相讥：“寺庙不都是随喜添油香的吗？”馆长因屡赔不赚，不能帮忙补贴常住而忧心。我常安慰他：“没有关系！自己吃亏一点，被别人利用占便宜，正可以广结善缘啊！”
别分院的典座行堂法师也常来和我抱怨：每次法会活动，总有许多志在赶斋的人，抢先到斋堂占位子吃饭，却让那些真正来寺听经闻法、礼佛拜忏的虔诚信徒没有位置，饭菜不够。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防止之道。我说：“不但不必防止，而且各住持当家以后要多备桌椅饭菜。因为建立寺庙，就是要普门大开，广度众生。何况这正表示寺院的饭菜煮得好吃，所以才有人利用啊！”
我经常碰到素昧平生的社会人士或竞选公职的政客专程拜访，并且要求合照，徒众常在一旁“警告”我：“师父！您要小心啊！他们是利用您来打知名度的。”一些新成立的公司行号或建屋工地，也常在传播媒体上大做不实广告，说我“莅临剪彩”，因而常有信徒特地打电话来为我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些人利用您的名字招徕顾客，别人不知道，更要说您是企业和尚了！”
甚至，我也曾应邀至灵骨塔寺主持开光，弟子们为此心疼，他们说：我很傻，南北舟车劳顿，从未收取一文钱，却不知自己已经被人“利用”去大赚其钱了。近闻有人为了促销佛像法物，而对外宣称他们的货品被我加持过，更是荒诞无稽。不过，没有关系，如果这样能使他们名利双收，除了为他们的因果业力可惜以外，也是我一种利他的菩萨道吧！
十年前，经济情况还很拮据。有一天，掌管会计的弟子拿着一叠请款收据，说道：“师父！最近住众患牙病的人很多，常住尽量给大家方便，但是牙病的医药费很高，他们领了常住的恩惠，却常常对人乌鸦嘴，不说好话。依我看来，实在不必为他们出这笔冤枉钱。”但我坚持为他们换上好牙，因为我宁可他们不说好话，也不能不给他们一口好牙，以便他们将来“利用”来开口说法时，能令信徒欢喜，得到无上“价值”的法宝。
经常到了选举时期，候选人频频造访拜托，弟子们常说：“这些人平常不来护持，到了选举才来利用我们僧团的人多势众。”为了善尽国民责任，佛光山人众总是包车到选举地点投票，第二天，便有照片文字上报，标题竟是：“佛光山热衷政治”。徒众拿了报纸给我看，并且生气地说：“这些记者利用我们制造新闻。”我想：如果这样能宣示政府民主宪政的成功与佛教僧团的力量，也未尝不是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会讲经？”其实说来惭愧，刚开始弘法时，我不但不能讲得差强人意，连上台都会发抖，蒙信徒们厚爱支持，能够让我不断实习，我才能够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及至今日，我虽然已是退居和尚，仍不辞劳苦，应邀至四处开示。徒众心中不忍，常劝我多休息，他们哪里知道：我正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报答大众的恩德啊！
佛光山一向提倡福慧双修、解行并重，所以佛学院设有出坡作务的课程，以藉此锻炼学生们的身心。一些不知情的香客上山看到，往往说道：“这些学生好可怜唷！竟被寺庙利用来做工呢！”有一天，一名机灵的学生欢欢喜喜地反答道：“我们是利用这些工作来修行呢！”同一件事情，却有着两种说法，说明了各人心中的“价值”不同，自然苦乐也就有所差异。
在社会上讲经弘法久了，经常接触到各界人士，其中不乏政治人物前来请示佛法，因而引人侧目，招来“政治和尚”之讥。起初我很不以为然，久而久之，心中也泰然了。想想：佛陀频频出入王宫，与大臣贵胄说法，岂不也成了“政治佛陀”吗？而玄奘大师为皇帝建言国事，以及历代国师的辅弼朝政，又怎么说呢？中国佛教历经多次教难而能如浴火凤凰般再生，在上位者全心全力地拥护佛教，实在是功不可没。此外，国家社会也因为佛法的复兴昌隆而政清人和，这些世所共睹的史实，无非说明了：“利用”不但不一定只具有负面的意义，而且还能造成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谁利用谁，因为世间一切事相都是互相缘起，而愿与众人一齐享有互相利用的成果，就能发挥“利用”的最高“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