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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谊”是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简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第一个公开成立的文艺青年团体。
“文谊”最初属于“学委”系统，到1946年，我父亲丁景唐征得“学委”领导人同意，将他的组织关系，包括和父亲直接联系的党员，转至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即“文协”的指导，作为公开合法的文艺青年群众团体开展文学、艺术的活动。
1946年2月10日，“文谊”借南京路劝工大楼开成立大会。
“文谊”成立时，仅有父亲、郭明、袁鹰、江沨四位党员，最盛时期，党员人数达23位，会员有一百多人。
由父亲主编的“文谊”会刊《文艺学习》，共出过三期。为了提高文艺青年的水平，“文谊”编辑设法与文学名家联系，约请他们来给青年开讲座。为此，父亲、杨志诚（陆以真）、高梁去拜访了茅盾和郭沫若，还写了两篇文章。高梁的《郭沫若先生访问记》刊在《文艺学习》二期，陆以真的《和茅盾先生在一起》刊在三期上。
写于几十年前的这两篇文章，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益群出版社拜识郭沫若
1946年5月24日上午，高梁冒着蒙蒙细雨，跨入群益出版社。有人进去通报后，楼上传来脚步声，他看见青年人崇拜的导师郭沫若先生穿着拖鞋，缓步地从楼上走下来。哇，他好年青，出乎意料之外的年青！不久，高梁就察觉到，郭先生年青的气息是从他健康的体魄中，充满活力的谈吐中无形地散播出来的。
宾主围着小圆桌坐下后，高梁向郭先生介绍了“文谊”组织和宗旨，接着拿出《文艺学习》创刊号给郭先生看。郭先生看了看，笑着说：“《文艺学习》？我看到过……”
为了不浪费郭先生的宝贵时间，高梁开门见山地了提了好几个问题：您在日本怎么从学医转到从事文学的？您怎样开始写作的？写作应该注意那一些事？怎样充实生活？对于高梁连珠炮般的提问，郭先生都耐心地一一回答。
郭先生说：日本的教法与中国是两样的，着重于阅读。学医还要学习德语和英语。日本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很多语言教材是外国著名作品，如歌德的作品等。三年预科下来，大大增加了我对文艺的涉猎和喜爱。进了医科后，因为听觉不便，觉得自己不适合搞医，所以两年后便搞文艺了。起初我用白话写些诗，没有拿出来发表。在五四时期，中国大地的新文化蓬勃发展，提倡白话文，于是我将以往的诗投出去，登出来，这样便开始了写作生活。我到沪才十几天，发现上海的刊物很多，但是从事写作的人圈子狭小得很，而且读者购买力薄弱，书报刊物的销量不多，文艺界应该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
在高梁告辞之前，郭沫若答应为“文谊”第二届文艺晚会做演讲，题目为《文艺与科学》。
后来，郭沫若曾为父亲题诗。1965年，父亲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沪，某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的陈同生打来电话，说郭沫若来沪，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练字，约父亲同往观赏。
那天飘着细雨，文史馆的客厅里光线似乎不够明亮，但显得柔和温暖。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正站在一张长桌两端，各自挥毫作书。陈同生向郭沫若介绍父亲后，父亲就站在桌旁观赏。郭老挥毫入神，兴致甚高。在他写了两三张条幅后，陈同生要父亲把名字写在纸上，递请郭老，为父亲代求一张四尺宣纸的字幅。郭老欣然同意，父亲帮着把宣纸铺平，郭老即落笔书写。但见上面写的是：
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咲。
本来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
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奉和毛主席卜算子咏梅
书为景唐同志
郭沫若
郭老书写的原件无标点。上面抄件中的标点是父亲依据郭老收入《东风集》中的《卜算子·咏梅》添上的。这首诗是郭老作于1962年1月30日海南岛崖县鹿回头。郭老为父亲书写的字幅右端盖有“乾坤赤”阴文长方印，他在簽名后盖上白文姓名章。“乾坤赤”三字，取自郭老《满江红·1963年元旦书怀》结句：“迎春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满江红》词亦见《东风集》。
原件中的“咲”是“笑”的异体字。《鲁迅诗稿》第54页，1931年9月7日，鲁迅书赠欧阳炯《南乡子》词给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和内山松藻夫妇，在这份手稿中，也把“笑”写作“咲”，如“咲倚春风相对语”。
对于书画作品，父亲很少收藏，郭老字幅是他留存的几幅书法艺术作品中的一件珍品，除欣赏他的遒劲俊逸的书艺外，尚可吟味诗意。
经叶以群的介绍拜访茅盾
1946年五六月间，茅盾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父亲和“文谊”会员得到这个消息后，都渴望能见到茅盾。在叶以群的介绍下，父亲和杨志诚去拜访他，并请他与“文谊”会员见面。
那天，父亲与杨志诚一起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六号二楼，离鲁迅住的九号很近。来客敲了门后，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迎了出来，像长辈一样把父亲和杨志诚领进房间，招呼他们坐下。先生住的房间很小，放了卧床、沙发、桌子、写字台，回旋的余地很少。楼下的人家正在生煤炉，浓烟一阵阵飘上来，弥漫在房间里，先生习以为常地与他们坐在桌前谈话。
先生询问了“文谊”的情况，谈起文学青年的问题，感慨地说：“在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人是那么的多，他们是文艺阵地中的小士兵，而作家呢，在中国也不少，他们好像是部队里的军长和师长。但是，缺少的是连排长啊！没有连排长，师长和小兵之间就脱了节。这军队还怎样去作战？”这个生动而又浅显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先生鼓励“文谊”要多做连排长的工作，还特别强调，文艺青年的学习很重要，要学政治，也要学艺术技巧，平时要多读别人的作品，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怎样才能学得生动活泼呢？先生建议他们办文学讲座，召开座谈会，多多练习写作，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年青人既要尊重老一辈作家，但也不能盲从，重要的是自己研究，真理总是一点一滴的研究中获得的。
父亲他们拿出两份《文艺学习》，上面除约请的叶圣陶、魏金枝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外，刊登的都是会员习作。 由于长期写作，茅盾视力已经衰退，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刊物翻了一遍，说：“为了培植文艺新军，光是刊登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还是不够的，它应该对这作品作个简单批评，并且收集读者的意见，在第二期上刊登出来。同时刊物还可以选刊各种优良的文学作品，并且把它们好好地解释：它的内容是怎样，它的修辞是怎样……一个刊物的编者，还应该尽可能地回答读者询问的大小问题。”在翻到刊物中《心得交流》专栏，那上面刊登的是各地通讯，他说：“通讯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社会意义的，你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文学青年团结起来。”
在茅盾的娓娓谈话中，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父亲知道先生很忙，他刚到沪不久，白天文化界来访的朋友络绎不断，只好利用晚上工作。每天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报纸、刊物、书籍很多，信箱里塞不下，丢落在地上。靠写字台一边的墙上，是插得满满的信袋。夜深人静后，先生才靠着放大镜，阅读报刊上的文章，用红笔圈圈点点，看完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报刊放进橱里，以备将来参考。
临别之际，父亲请先生为“文谊”题词。先生听后呵呵一笑，当即乘兴挥毫，在他们带去的米色纸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不能籍（借）口于‘我是用笔来服务于民主’而深居简出，关门做‘民主运动’，他还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参加人民的每一项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亦只有如此，他的生活方能充实，他的生活才是斗争的，而所谓‘与人民紧密拥抱’云者，亦不会变成一句毫无意义的咒语了。”
这份题词，由杨志诚妥为保藏，解放后交给父亲收藏。1990年左联纪念馆成立时，只有两张鲁迅与茅盾的复制品挂在墙上，他们向征集文物时，父亲就代表“文谊”将茅盾的题词捐赠给左联纪念馆。
1981年父亲和杨志诚合写了一文：《茅盾关心文学青年——记三十五年前的一次会见》，刊登在1981年8月出版的《青年一代》第4期。
在父亲几人拜访茅盾先生后，“文谊”响应会员的需求，借育才中学召开欢迎会。茅盾欣然到会，朗里用宁波方言朗诵《欢迎茅盾先生》的献词。会员们表演短小的文艺节目，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茅盾随即发表演说，从青年的学习、生活，谈到青年的创作，让青年们获益匪浅。
因瞿秋白研究再次拜访茅盾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与世长辞，读着报上的讣告，父亲思绪万千。
父亲1946年拜访过茅盾先生，后来又一直致力于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自然就对这位鲁迅和瞿秋白的朋友也颇为了解。
茅盾写过几篇悼念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在他晚年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满怀激情地、系统地回顾他与瞿秋白的友谊，高度评价瞿秋白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杰出的贡献。他特别提到瞿秋白在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打击之后，和鲁迅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所取得的成績。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茅盾认为这个决议标志着左联趋向成熟期，基本上摆脱“左”的桎梏，开始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而促成这转变的主要是瞿秋白，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茅盾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谈到瞿秋白在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特殊作用。这在以前是大家不敢触及的“禁区”。茅盾却在《我走过的道路》（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率真地用史笔写了下来。他说：“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因此，茅盾又指出：“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32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1930、1931年是更为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必须补充一句，推动1931年左联工作的转变的，还有左联成员中的一批坚决信任和支持鲁迅和秋白的同志，这些同志中间就有冯雪峰、夏衍和丁玲。”
在回忆中，茅盾既实事求是地承认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主流是正确的，成绩是辉煌的，同时也指出，1932年以后的左联并非一点缺点都没有，它仍旧要继续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毛病。
茅盾和鲁迅、瞿秋白不仅有着亲密的同志友谊，经历左翼文化运动的共同历程，并且还由于茅盾经历了瞿秋白、鲁迅逝世以后的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伟大历史变革和革命文学新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又长期担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领导工作，他有更好的条件回顾和思考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他对鲁迅、瞿秋白的评价更具有历史的权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恢复了瞿秋白研究活动。1980年9月底，他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国庆后，我跟父母到北京大学看望孙玉石，拍了很多照片，茅盾的内侄女孔海珠访北大，知道我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就和孙玉石结伴来看望父亲。父亲早有意向茅公请教关于瞿秋白寄寓他家中，和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与茅盾在郑振铎家中商量编《海上述林》的两件事。父亲嘱海珠问问茅公和其子韦韬，希望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能前往访谈。海珠把电话留给父亲，以便他能与韦韬通话联系。
1980年11月2日，按照事先与海珠、韦韬相约，是日上午，父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看望王仰晨、蒋锡金、包子衍、朱正、王锡荣。他们几个正在倾注全力注释新的《鲁迅全集》。中午和大伙一起在出版社的大食堂用餐后，父亲和包子衍同往茅公寓所访谈。 那天，室内有暖气相当的热，但茅公身上仍穿着较多衣服。父亲向茅公问候后，就提出两个问题：一、瞿秋白当年住在您家里的情况。二、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主持编印瞿秋白《海上述林》，是否约您一起到郑振铎家中开会相商？
这两个问题，父亲事先已请韦韬转达，所以，茅公略作思考后即予回答。他说：有些情况，孔另境在回忆瞿秋白一文中曾写到过，可以参考。现在他正在写回忆录，将在回忆左联和写作《子夜》的篇章中，写到他和瞿秋白的交往。对于第二个问题，茅公说：事隔多年，一时记不清，还要回忆回忆。
茅盾儿子转赠其遗作手稿
父亲发觉茅公说话时有些气喘，为了不妨碍他休息，随即起身告辞。临别之前，父亲对茅公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邀请您演讲过，我也曾到大陆新村访问过您，并承您为文艺青年联谊会题词，至今我仍珍藏着。建国以后，我从事鲁迅、瞿秋白的研究。很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为我写一首关于纪念秋白同志的诗，作为永久的纪念。”茅公欣然答应父亲的请求，随手在一张纸上记下他的名字。
此后，茅公病情日益严重，多次住医院紧急治疗。翌年3月，终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使父亲感到意外且感激的是，茅公逝世以后，韦韬在整理茅公的遗物时，在一本笔记本上发现1980年11月茅公在病中为父亲写下的纪念瞿秋白和鲁迅的七言绝句的手稿页。韦韬根据茅公生前的遗愿，于1981年10月将手稿寄赠与父亲，作为纪念。韦韬在信中说：“这首诗大概写在去年11月中，是我父亲写的最后两首旧体诗之一（另一首是赠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的）。本来他打算写成条幅送给您的，但入冬后气喘愈演愈烈，条幅终于未能写成。现在留下的手迹因为是草稿，所以没有署名。”
茅公手稿的原文是：
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赠丁景唐
这页手稿是这样的：这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的那种64开笔记本的一页。印有灰色行格，共13行，蓝黑墨水直行书写，6行字，每行6字或4字不等。虽用钢笔，但仍见起、落笔颇具中国传统书法的情趣，俊逸中显出苍劲。通篇用了不少简化字，有标点符号。父亲捧读这份手稿，百感交集。这首七言绝句固然是应他请求而作，而实际上却是茅公对鲁迅、瞿秋白在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同时，他又是多么热心关怀鼓励父亲他们对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瞿秋白、鲁迅作深入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取得新的成绩。
茅公晚年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对鲁迅、瞿秋白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作了很好的历史总結，是后辈学习的典范。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都是后人所尊敬的文坛前辈，他们的文学遗产丰富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精神宝库。
父亲也十分感谢韦韬以兄弟之忱，将茅公这幅手稿交他保存。在感激之余，父亲也因自己的提问引起茅公的重新回忆，对其写作回忆录有一点细微的助益而感到欣慰。茅公当时说要再回忆回忆，他逝世后，根据茅公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回忆录》第18章《1935年纪事》中，经过茅公的反复思考回忆并查证有关材料，终于写明，得知瞿秋白牺牲消息的半个月后，鲁迅曾约茅盾到郑振铎家中去商量编瞿秋白遗作的事，详细交换了编选范围、筹集资金、联系印刷厂等意见。“最后决定，由鲁迅与杨之华商定遗作编选的范围，并由鲁迅负编选的全责。由郑振铎去联系印刷所，等有了着落，再由振铎出面设一次家宴，把捐款人请来，既作为老朋友聚会对秋白表示悼念，也就此正式议决编印秋白的遗作。”
茅盾在《回忆录》中，还详细记下那次在郑振铎家中聚会的珍贵史实。《回忆录》上写道：“（1935年）8月6日，郑振铎在家中设便宴，到12人，都是当年商务、开明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是秋白的老朋友，记得有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徐调孚、傅东华等。大家回忆起瞿秋白当年的音容笑貌，没免凄然。”
看来，茅公在父亲1980年那次访问之后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查阅不少资料，终于使模糊的往事逐渐地清晰起来，最后在回忆录中留下珍贵的篇章。茅公的回忆充分说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好友对秋白的深切悼念。《海上述林》的出版，在当时当地为秋白同志树立了“诸夏怀霜”的丰碑。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的时候，父亲写过一篇文章《记茅盾悼念瞿秋白的一首诗》。此文曾寄给韦韬斧正。1985年5月21日得他来信，他说：
“您的回忆阐述了先父与秋白同志的友谊，读来亲切感人，使人难忘。……
“先父赠您的七绝，是对您长年不懈研究秋白同志的赞扬。有人对第四句理解错了，以为‘何人’是指秋白和鲁迅，其实只要一看题目《赠丁景唐》就明白了。所以您的这篇大作对于匡正这种谬误也很必要。
“赠老舍夫人的诗也是一首七绝，现在就抄在下面：《师老舍夫人——为胡絜青夫人作》：
老张哲学赵子曰，
祥子悲剧谁怜恤？
茶馆龙沟感慨多，
君蝉唇舌生花笔。
1980年11月
“这首诗和赠您的那首诗已编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的《茅盾诗词集》中，当然也将编入《茅盾全集》第10卷。”
为了配这篇文章，编辑嘱咐我多找一些照片，至于郭沫若和茅盾赠父亲的诗原稿，已捐给有关单位。
“文谊”最初属于“学委”系统，到1946年，我父亲丁景唐征得“学委”领导人同意，将他的组织关系，包括和父亲直接联系的党员，转至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即“文协”的指导，作为公开合法的文艺青年群众团体开展文学、艺术的活动。
1946年2月10日，“文谊”借南京路劝工大楼开成立大会。
“文谊”成立时，仅有父亲、郭明、袁鹰、江沨四位党员，最盛时期，党员人数达23位，会员有一百多人。
由父亲主编的“文谊”会刊《文艺学习》，共出过三期。为了提高文艺青年的水平，“文谊”编辑设法与文学名家联系，约请他们来给青年开讲座。为此，父亲、杨志诚（陆以真）、高梁去拜访了茅盾和郭沫若，还写了两篇文章。高梁的《郭沫若先生访问记》刊在《文艺学习》二期，陆以真的《和茅盾先生在一起》刊在三期上。
写于几十年前的这两篇文章，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益群出版社拜识郭沫若
1946年5月24日上午，高梁冒着蒙蒙细雨，跨入群益出版社。有人进去通报后，楼上传来脚步声，他看见青年人崇拜的导师郭沫若先生穿着拖鞋，缓步地从楼上走下来。哇，他好年青，出乎意料之外的年青！不久，高梁就察觉到，郭先生年青的气息是从他健康的体魄中，充满活力的谈吐中无形地散播出来的。
宾主围着小圆桌坐下后，高梁向郭先生介绍了“文谊”组织和宗旨，接着拿出《文艺学习》创刊号给郭先生看。郭先生看了看，笑着说：“《文艺学习》？我看到过……”
为了不浪费郭先生的宝贵时间，高梁开门见山地了提了好几个问题：您在日本怎么从学医转到从事文学的？您怎样开始写作的？写作应该注意那一些事？怎样充实生活？对于高梁连珠炮般的提问，郭先生都耐心地一一回答。
郭先生说：日本的教法与中国是两样的，着重于阅读。学医还要学习德语和英语。日本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很多语言教材是外国著名作品，如歌德的作品等。三年预科下来，大大增加了我对文艺的涉猎和喜爱。进了医科后，因为听觉不便，觉得自己不适合搞医，所以两年后便搞文艺了。起初我用白话写些诗，没有拿出来发表。在五四时期，中国大地的新文化蓬勃发展，提倡白话文，于是我将以往的诗投出去，登出来，这样便开始了写作生活。我到沪才十几天，发现上海的刊物很多，但是从事写作的人圈子狭小得很，而且读者购买力薄弱，书报刊物的销量不多，文艺界应该将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
在高梁告辞之前，郭沫若答应为“文谊”第二届文艺晚会做演讲，题目为《文艺与科学》。
后来，郭沫若曾为父亲题诗。1965年，父亲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沪，某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的陈同生打来电话，说郭沫若来沪，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练字，约父亲同往观赏。
那天飘着细雨，文史馆的客厅里光线似乎不够明亮，但显得柔和温暖。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正站在一张长桌两端，各自挥毫作书。陈同生向郭沫若介绍父亲后，父亲就站在桌旁观赏。郭老挥毫入神，兴致甚高。在他写了两三张条幅后，陈同生要父亲把名字写在纸上，递请郭老，为父亲代求一张四尺宣纸的字幅。郭老欣然同意，父亲帮着把宣纸铺平，郭老即落笔书写。但见上面写的是：
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咲。
本来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
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
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奉和毛主席卜算子咏梅
书为景唐同志
郭沫若
郭老书写的原件无标点。上面抄件中的标点是父亲依据郭老收入《东风集》中的《卜算子·咏梅》添上的。这首诗是郭老作于1962年1月30日海南岛崖县鹿回头。郭老为父亲书写的字幅右端盖有“乾坤赤”阴文长方印，他在簽名后盖上白文姓名章。“乾坤赤”三字，取自郭老《满江红·1963年元旦书怀》结句：“迎春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满江红》词亦见《东风集》。
原件中的“咲”是“笑”的异体字。《鲁迅诗稿》第54页，1931年9月7日，鲁迅书赠欧阳炯《南乡子》词给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和内山松藻夫妇，在这份手稿中，也把“笑”写作“咲”，如“咲倚春风相对语”。
对于书画作品，父亲很少收藏，郭老字幅是他留存的几幅书法艺术作品中的一件珍品，除欣赏他的遒劲俊逸的书艺外，尚可吟味诗意。
经叶以群的介绍拜访茅盾
1946年五六月间，茅盾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父亲和“文谊”会员得到这个消息后，都渴望能见到茅盾。在叶以群的介绍下，父亲和杨志诚去拜访他，并请他与“文谊”会员见面。
那天，父亲与杨志诚一起到山阴路的大陆新村六号二楼，离鲁迅住的九号很近。来客敲了门后，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迎了出来，像长辈一样把父亲和杨志诚领进房间，招呼他们坐下。先生住的房间很小，放了卧床、沙发、桌子、写字台，回旋的余地很少。楼下的人家正在生煤炉，浓烟一阵阵飘上来，弥漫在房间里，先生习以为常地与他们坐在桌前谈话。
先生询问了“文谊”的情况，谈起文学青年的问题，感慨地说：“在中国，爱好文艺的青年人是那么的多，他们是文艺阵地中的小士兵，而作家呢，在中国也不少，他们好像是部队里的军长和师长。但是，缺少的是连排长啊！没有连排长，师长和小兵之间就脱了节。这军队还怎样去作战？”这个生动而又浅显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先生鼓励“文谊”要多做连排长的工作，还特别强调，文艺青年的学习很重要，要学政治，也要学艺术技巧，平时要多读别人的作品，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怎样才能学得生动活泼呢？先生建议他们办文学讲座，召开座谈会，多多练习写作，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年青人既要尊重老一辈作家，但也不能盲从，重要的是自己研究，真理总是一点一滴的研究中获得的。
父亲他们拿出两份《文艺学习》，上面除约请的叶圣陶、魏金枝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外，刊登的都是会员习作。 由于长期写作，茅盾视力已经衰退，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刊物翻了一遍，说：“为了培植文艺新军，光是刊登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还是不够的，它应该对这作品作个简单批评，并且收集读者的意见，在第二期上刊登出来。同时刊物还可以选刊各种优良的文学作品，并且把它们好好地解释：它的内容是怎样，它的修辞是怎样……一个刊物的编者，还应该尽可能地回答读者询问的大小问题。”在翻到刊物中《心得交流》专栏，那上面刊登的是各地通讯，他说：“通讯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社会意义的，你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文学青年团结起来。”
在茅盾的娓娓谈话中，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父亲知道先生很忙，他刚到沪不久，白天文化界来访的朋友络绎不断，只好利用晚上工作。每天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报纸、刊物、书籍很多，信箱里塞不下，丢落在地上。靠写字台一边的墙上，是插得满满的信袋。夜深人静后，先生才靠着放大镜，阅读报刊上的文章，用红笔圈圈点点，看完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报刊放进橱里，以备将来参考。
临别之际，父亲请先生为“文谊”题词。先生听后呵呵一笑，当即乘兴挥毫，在他们带去的米色纸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不能籍（借）口于‘我是用笔来服务于民主’而深居简出，关门做‘民主运动’，他还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参加人民的每一项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亦只有如此，他的生活方能充实，他的生活才是斗争的，而所谓‘与人民紧密拥抱’云者，亦不会变成一句毫无意义的咒语了。”
这份题词，由杨志诚妥为保藏，解放后交给父亲收藏。1990年左联纪念馆成立时，只有两张鲁迅与茅盾的复制品挂在墙上，他们向征集文物时，父亲就代表“文谊”将茅盾的题词捐赠给左联纪念馆。
1981年父亲和杨志诚合写了一文：《茅盾关心文学青年——记三十五年前的一次会见》，刊登在1981年8月出版的《青年一代》第4期。
在父亲几人拜访茅盾先生后，“文谊”响应会员的需求，借育才中学召开欢迎会。茅盾欣然到会，朗里用宁波方言朗诵《欢迎茅盾先生》的献词。会员们表演短小的文艺节目，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茅盾随即发表演说，从青年的学习、生活，谈到青年的创作，让青年们获益匪浅。
因瞿秋白研究再次拜访茅盾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与世长辞，读着报上的讣告，父亲思绪万千。
父亲1946年拜访过茅盾先生，后来又一直致力于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自然就对这位鲁迅和瞿秋白的朋友也颇为了解。
茅盾写过几篇悼念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在他晚年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满怀激情地、系统地回顾他与瞿秋白的友谊，高度评价瞿秋白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杰出的贡献。他特别提到瞿秋白在受到王明路线排挤打击之后，和鲁迅一起参与左联的领导工作所取得的成績。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茅盾认为这个决议标志着左联趋向成熟期，基本上摆脱“左”的桎梏，开始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而促成这转变的主要是瞿秋白，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茅盾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谈到瞿秋白在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特殊作用。这在以前是大家不敢触及的“禁区”。茅盾却在《我走过的道路》（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率真地用史笔写了下来。他说：“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因此，茅盾又指出：“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32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1930、1931年是更为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必须补充一句，推动1931年左联工作的转变的，还有左联成员中的一批坚决信任和支持鲁迅和秋白的同志，这些同志中间就有冯雪峰、夏衍和丁玲。”
在回忆中，茅盾既实事求是地承认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主流是正确的，成绩是辉煌的，同时也指出，1932年以后的左联并非一点缺点都没有，它仍旧要继续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毛病。
茅盾和鲁迅、瞿秋白不仅有着亲密的同志友谊，经历左翼文化运动的共同历程，并且还由于茅盾经历了瞿秋白、鲁迅逝世以后的1940年代和1980年代的伟大历史变革和革命文学新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又长期担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领导工作，他有更好的条件回顾和思考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他对鲁迅、瞿秋白的评价更具有历史的权威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恢复了瞿秋白研究活动。1980年9月底，他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国庆后，我跟父母到北京大学看望孙玉石，拍了很多照片，茅盾的内侄女孔海珠访北大，知道我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就和孙玉石结伴来看望父亲。父亲早有意向茅公请教关于瞿秋白寄寓他家中，和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与茅盾在郑振铎家中商量编《海上述林》的两件事。父亲嘱海珠问问茅公和其子韦韬，希望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能前往访谈。海珠把电话留给父亲，以便他能与韦韬通话联系。
1980年11月2日，按照事先与海珠、韦韬相约，是日上午，父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看望王仰晨、蒋锡金、包子衍、朱正、王锡荣。他们几个正在倾注全力注释新的《鲁迅全集》。中午和大伙一起在出版社的大食堂用餐后，父亲和包子衍同往茅公寓所访谈。 那天，室内有暖气相当的热，但茅公身上仍穿着较多衣服。父亲向茅公问候后，就提出两个问题：一、瞿秋白当年住在您家里的情况。二、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主持编印瞿秋白《海上述林》，是否约您一起到郑振铎家中开会相商？
这两个问题，父亲事先已请韦韬转达，所以，茅公略作思考后即予回答。他说：有些情况，孔另境在回忆瞿秋白一文中曾写到过，可以参考。现在他正在写回忆录，将在回忆左联和写作《子夜》的篇章中，写到他和瞿秋白的交往。对于第二个问题，茅公说：事隔多年，一时记不清，还要回忆回忆。
茅盾儿子转赠其遗作手稿
父亲发觉茅公说话时有些气喘，为了不妨碍他休息，随即起身告辞。临别之前，父亲对茅公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邀请您演讲过，我也曾到大陆新村访问过您，并承您为文艺青年联谊会题词，至今我仍珍藏着。建国以后，我从事鲁迅、瞿秋白的研究。很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为我写一首关于纪念秋白同志的诗，作为永久的纪念。”茅公欣然答应父亲的请求，随手在一张纸上记下他的名字。
此后，茅公病情日益严重，多次住医院紧急治疗。翌年3月，终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使父亲感到意外且感激的是，茅公逝世以后，韦韬在整理茅公的遗物时，在一本笔记本上发现1980年11月茅公在病中为父亲写下的纪念瞿秋白和鲁迅的七言绝句的手稿页。韦韬根据茅公生前的遗愿，于1981年10月将手稿寄赠与父亲，作为纪念。韦韬在信中说：“这首诗大概写在去年11月中，是我父亲写的最后两首旧体诗之一（另一首是赠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的）。本来他打算写成条幅送给您的，但入冬后气喘愈演愈烈，条幅终于未能写成。现在留下的手迹因为是草稿，所以没有署名。”
茅公手稿的原文是：
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赠丁景唐
这页手稿是这样的：这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的那种64开笔记本的一页。印有灰色行格，共13行，蓝黑墨水直行书写，6行字，每行6字或4字不等。虽用钢笔，但仍见起、落笔颇具中国传统书法的情趣，俊逸中显出苍劲。通篇用了不少简化字，有标点符号。父亲捧读这份手稿，百感交集。这首七言绝句固然是应他请求而作，而实际上却是茅公对鲁迅、瞿秋白在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同时，他又是多么热心关怀鼓励父亲他们对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瞿秋白、鲁迅作深入研究，做出新的贡献、取得新的成绩。
茅公晚年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对鲁迅、瞿秋白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作了很好的历史总結，是后辈学习的典范。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都是后人所尊敬的文坛前辈，他们的文学遗产丰富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精神宝库。
父亲也十分感谢韦韬以兄弟之忱，将茅公这幅手稿交他保存。在感激之余，父亲也因自己的提问引起茅公的重新回忆，对其写作回忆录有一点细微的助益而感到欣慰。茅公当时说要再回忆回忆，他逝世后，根据茅公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回忆录》第18章《1935年纪事》中，经过茅公的反复思考回忆并查证有关材料，终于写明，得知瞿秋白牺牲消息的半个月后，鲁迅曾约茅盾到郑振铎家中去商量编瞿秋白遗作的事，详细交换了编选范围、筹集资金、联系印刷厂等意见。“最后决定，由鲁迅与杨之华商定遗作编选的范围，并由鲁迅负编选的全责。由郑振铎去联系印刷所，等有了着落，再由振铎出面设一次家宴，把捐款人请来，既作为老朋友聚会对秋白表示悼念，也就此正式议决编印秋白的遗作。”
茅盾在《回忆录》中，还详细记下那次在郑振铎家中聚会的珍贵史实。《回忆录》上写道：“（1935年）8月6日，郑振铎在家中设便宴，到12人，都是当年商务、开明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是秋白的老朋友，记得有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章锡琛、徐调孚、傅东华等。大家回忆起瞿秋白当年的音容笑貌，没免凄然。”
看来，茅公在父亲1980年那次访问之后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查阅不少资料，终于使模糊的往事逐渐地清晰起来，最后在回忆录中留下珍贵的篇章。茅公的回忆充分说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好友对秋白的深切悼念。《海上述林》的出版，在当时当地为秋白同志树立了“诸夏怀霜”的丰碑。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的时候，父亲写过一篇文章《记茅盾悼念瞿秋白的一首诗》。此文曾寄给韦韬斧正。1985年5月21日得他来信，他说：
“您的回忆阐述了先父与秋白同志的友谊，读来亲切感人，使人难忘。……
“先父赠您的七绝，是对您长年不懈研究秋白同志的赞扬。有人对第四句理解错了，以为‘何人’是指秋白和鲁迅，其实只要一看题目《赠丁景唐》就明白了。所以您的这篇大作对于匡正这种谬误也很必要。
“赠老舍夫人的诗也是一首七绝，现在就抄在下面：《师老舍夫人——为胡絜青夫人作》：
老张哲学赵子曰，
祥子悲剧谁怜恤？
茶馆龙沟感慨多，
君蝉唇舌生花笔。
1980年11月
“这首诗和赠您的那首诗已编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的《茅盾诗词集》中，当然也将编入《茅盾全集》第10卷。”
为了配这篇文章，编辑嘱咐我多找一些照片，至于郭沫若和茅盾赠父亲的诗原稿，已捐给有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