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者：您最近参加了杭州廉政文化建设高层论坛，您如何评价这次会议？
任建明：在杭州举办廉政文化论坛，总的来说办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家的争论还在，主要的争论是依靠制度反腐还是文化反腐。我个人的看法，这次会议比较有意义的话题有如下三点：
第一，把文化反腐、廉政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讲了出来，把它与制度相比独特的地方说了出来。并不是讲文化就不要讲制度，反腐败不存在灵丹妙药，它一定需要一个综合的措施，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过去忽视廉政文化的作用，忽视面向全社会的廉洁教育，这已经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反腐败斗争造成了危害。经过这些年的反思，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开始重视查办案件，但后来发现，不解决产生腐败的制度上的原因，是无法根除腐败的。例如，在同一个职位上先后几任领导干部都腐败，这就不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系统的问题了。所以，大致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制度改革得到了重视，通过制度改革以治理腐败。但后来又发现，制度必须得到文化的支持，才可以发生持久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了廉政文化的作用。
第二，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是什么，怎么使文化建设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文化是软性的东西，潜移默化才可以起到作用，不是说讲廉政就廉政了，想廉洁就廉洁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种观念的最终确立，需要我们探讨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即：怎么样才能够使人们认知它、接受它，在这个规律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在学校进行廉政教育，是沿着传统的德育教育思路走，搞灌输或抽象的说教呢？还是探索一些新的教学方式，比如现在浙江的一些做法，我们就比较受鼓舞。廉政文化建设做不好，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比如建一些廉政文化公园、谱廉政文化主题曲之类。所以，应该探讨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而不是搞一些形式主义。
第三，怎样评价、评估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越是软性的东西，越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评估，否则就越容易走形式。在香港，廉政公署是通过委托一个社会机构作跟踪调查，看看公众对腐败的认知、反腐愿望的变化，来评判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我们也要进行类似科学的评估，如：大众对腐败和廉洁的基本态度及其改变程度、对腐败危害的认知程度、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意愿、采取行动的意愿和决心等，通过这些调查来对廉政文化建设进行评估和测量。
记者：关于对目前腐败的程度估计，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就认为是媒体对腐败过度渲染了。您对当前的腐败程度是如何估计的？
任建明：这种看法也未免有失偏颇。关于腐败问题，国内外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一类专门研究就是对腐败的测量问题。这个工作很难，所以下结论往往是比较难的。像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等使用的方法就是用主观数据，即用主观感知的数据来衡量腐败的程度。ＣＰＩ（国家清廉指数）就是一个感知指数，它的测量结果很难说得上准确，但是一般来讲它的数据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从它对中国的打分来看，中国是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列。ＣＰＩ的最高分数是１０分，一般认为，得分在８分以上的国家腐败比较轻微，得分介于８～５分的国家是有一定程度的腐败， 得分介于５～２．５分的国家，腐败就比较严重了。我国这几年的得分是３．５分左右，是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分数段。所以我不同意那种说法—— 认为所谓腐败是别人来妖魔化中国的，或者是媒体反复报道负面事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
记者：您对目前我国腐败的原因是如何看的？
任建明：根据官方的估计，这些年来腐败的大体趋势是这样的：到大概２０００年左右，我们国家腐败发展蔓延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但这只是一个总体的判断。具体到各个领域里，腐败的严重程度是不平衡的。比如海关，改革初期海关走私腐败就比较严重。到１９９７年国家严厉打击海关走私时，海关腐败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大家都是知道的。除了严厉打击，国家还采取了一些体制或技术措施，比如海关的垂直管理，实行“金关”工程和装备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等等，再加上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不断降低海关关税，寻租腐败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海关腐败是明显地减少了。而这些年，我们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干部选拔领域以及司法系统的腐败是严重了。尽管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没有明显的遏制。所以前面的那个判断只是一个总体判断，而公众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是腐败正在社会上泛化。由此来看，腐败的原因也很难简单地讲，或者很难把发生在各个方面的腐败，归纳讲出几个原因。即使讲也是抽象地讲讲，比如监督不力、权力太集中、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成效有限等等，对于实际治理腐败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现在更愿意具体讲每个领域的腐败及其原因，比如医药系统、干部选拔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样的研究和探讨对实际工作更有价值。
记者：就笼统的原因来说，有人认为目前的腐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建明：我们谈廉政文化或者文化反腐，首先需要回答腐败与文化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位美国学者作过研究，他认基督教文化的国家比较廉洁；东方文化，像儒家文化次之；非洲文化的国家排在最后，是容易导致腐败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比如重视人际关系、个人承担对家族的义务、官本位、专制思想，较容易导致腐败。所以客观上讲，中国文化传统是和腐败有一定关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廉政文化建设是必要的。我们最终的反腐成功，也不是看惩办或打击腐败官员的机构的力度有多么大 ，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建立廉政文化氛围。在这方面，同样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和香港，做得就比较好。他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已经形成比较廉洁的社会文化氛围。
记者：您认为建设廉政文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任建明：倡廉必先反腐。这些年来，大众的腐败意识正在快速蔓延。一些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已经习惯“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的官员要提拔任用，除了政绩，跑、送甚至买成了必要的手段，所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顺口溜正是对这种情景的一个写照。而在社会上，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大：八十年代末之前，大众痛恨腐败文化；九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腐败是块臭豆腐，看着臭，吃着香”的顺口溜，表明人们已经不那么痛恨腐败了，而是接受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一有机会，不少人可能都会搞腐败。随后，就出现了腐败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出现了腐败从党政机关的经济工作部门向组织人事部门，向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的发展，从党政机关向社会各个领域，甚至向医院、大学、科研、文化机构工作人员蔓延的趋势；再后来，同情腐败、纵容腐败的趋势出现了，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贪”，“腐败不臭，反腐不香”的小气候。在这种氛围里，廉洁文化如何建？因此，倡廉必先反腐，所谓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在廉政文化建设上是十分恰当的。
记者：很多人认为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应该吸收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传统。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任建明：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挖掘传统清官文化的东西重要不重要？我认为有它的价值，但不应该估计太高，毕竟我们面临的现实生活和古代的差别很大了，很多古代的东西不是简单就能移植过来的，而且很多的古代清官，已经是经过戏剧加工，个个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我个人认为更应该从今天现实生活出发，去思考我们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规范或制度上应该怎么配合，这可能会更有意义。我不是反对去挖掘古代的一些东西，而是说我们今天有更多的东西更亟需总结，有大量腐败教训，还有一些廉洁官员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记者：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腐败高发，肯定是有一些经验的。这些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呢？或者说，我们与西方情况差异比较大，不太容易借鉴？
任建明：是可以利用。我们和西方国家的确存在差异，但这往往是指在宏观层面，比如说国家政治体制不一样。但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大量借鉴国外经验的。在中观层面上，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政策，我们就可以利用。虽然我们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立法，但政府法规公开已经不成问题了。再比如说，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西方国家有大量的经验。国外的利益冲突申报，要求官员主动报告。像这些中观层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没有什么冲突。微观层面上的经验，更是可以毫无顾虑地借鉴。例如，建筑工程是全世界腐败高发的领域，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腐败，有的国家就做得很好，他们那些招标制度、监理制度等，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医疗卫生行业，在全世界也都是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领域，有的国家做得好一点，有的国家做得差一点， 我们自己也正在研究，看看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为什么问题那么严重，如何才能防止腐败。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腐败很严重，可是很多国家要比我们轻微得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司法腐败是比较严重的，但法制比较健全国家的司法系统应该说还是比较廉洁的，像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反腐败的力量主要依靠的就是司法系统，而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说到公务员和司法系统的腐败，这可能涉及到我们政治体制的内容多一些，确实需要逐步改革和完善。但是在大量的微观领域，比如建筑工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经验，而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记者：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已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作为政府如何才能监督自己呢？
任建明：政府可以监督自己，但一定不能是同体监督。在民主理论里面，需要机构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称为横向问责，这个是很重要的。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有动力监督政府，这叫纵向问责。但后来研究发现纵向问责有问题，因为公众与政府的能力和信息不对称，公众在一定意义上是分散的个体，单个的力量太小，监督政府的力量太小。这就需要横向监督来补充，把政府的权力分解，让它的权力不要那么集中，需要政府机构之间有一个权力的配置，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接受这些观念，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推进。例如，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就是具体的例子。
记者：如果新闻媒体对腐败报道的多，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影响社会安定？
任建明：我个人有一个总的主张，国家和社会对新闻监督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新闻监督在美国社会也一直有类似的争论，比如说前段时间就在争论，媒体对反恐的一些报道，会不会最后危害公共安全。其实这里面有个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的问题，从短期来说，媒体报道阴暗面太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引发骚乱，短期内确实可能会面临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就限制媒体对问题的报道，可能会掩盖好多问题，也引不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政府也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最后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面临更大的危机，甚至永远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比如现在对矿难的报道，有一些评论说我们使用的每一块煤里面都粘有矿工的血，这样说法也许有些过分，但是，假如我们限制媒体的报道，最后的问题不是更大吗？现在政府的观念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像松花江污染事件，政府的表现就好多了。“非典”教训之后，政府在信息公开和危机应对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改进。当然，政府的危机管理需要一些技巧，不能隐瞒、谎报、瞒报，但却可以选择什么时间报道，也就是说政府要有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果政府只报道而没有对策，公众当然会恐慌了。如果政府告诉公众已经有对策了，公众就会密切配合政府，或者自己就会采取一些对策，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不管多么严重的问题或危机，都应该让媒体来全面地监督和报道。
记者：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建明：有一些带有严重倾向性的问题，需要亟早克服。这些倾向性问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概念炒作、刮风、搞“形象工程”；倡导廉政文化，忽视反对腐败文化，其结果必然会变成水中捞月，竹篮打水；强调政府作用，忽视群众作用；局限于以文化抓文化，忽视正式制度的配合。下一步我们应该坚持文化的原则，先破后立，先反贪腐观念，把清除腐败文化作为建设廉政文化的前提，坚持社会总动员和全体参与的原则，建设廉政文化辅之以正式制度的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才能够富有成效。
任建明：在杭州举办廉政文化论坛，总的来说办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大家的争论还在，主要的争论是依靠制度反腐还是文化反腐。我个人的看法，这次会议比较有意义的话题有如下三点：
第一，把文化反腐、廉政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讲了出来，把它与制度相比独特的地方说了出来。并不是讲文化就不要讲制度，反腐败不存在灵丹妙药，它一定需要一个综合的措施，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过去忽视廉政文化的作用，忽视面向全社会的廉洁教育，这已经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反腐败斗争造成了危害。经过这些年的反思，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开始重视查办案件，但后来发现，不解决产生腐败的制度上的原因，是无法根除腐败的。例如，在同一个职位上先后几任领导干部都腐败，这就不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系统的问题了。所以，大致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制度改革得到了重视，通过制度改革以治理腐败。但后来又发现，制度必须得到文化的支持，才可以发生持久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终于认识到了廉政文化的作用。
第二，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是什么，怎么使文化建设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文化是软性的东西，潜移默化才可以起到作用，不是说讲廉政就廉政了，想廉洁就廉洁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种观念的最终确立，需要我们探讨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即：怎么样才能够使人们认知它、接受它，在这个规律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在学校进行廉政教育，是沿着传统的德育教育思路走，搞灌输或抽象的说教呢？还是探索一些新的教学方式，比如现在浙江的一些做法，我们就比较受鼓舞。廉政文化建设做不好，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比如建一些廉政文化公园、谱廉政文化主题曲之类。所以，应该探讨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而不是搞一些形式主义。
第三，怎样评价、评估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越是软性的东西，越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评估，否则就越容易走形式。在香港，廉政公署是通过委托一个社会机构作跟踪调查，看看公众对腐败的认知、反腐愿望的变化，来评判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我们也要进行类似科学的评估，如：大众对腐败和廉洁的基本态度及其改变程度、对腐败危害的认知程度、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意愿、采取行动的意愿和决心等，通过这些调查来对廉政文化建设进行评估和测量。
记者：关于对目前腐败的程度估计，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就认为是媒体对腐败过度渲染了。您对当前的腐败程度是如何估计的？
任建明：这种看法也未免有失偏颇。关于腐败问题，国内外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一类专门研究就是对腐败的测量问题。这个工作很难，所以下结论往往是比较难的。像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等使用的方法就是用主观数据，即用主观感知的数据来衡量腐败的程度。ＣＰＩ（国家清廉指数）就是一个感知指数，它的测量结果很难说得上准确，但是一般来讲它的数据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从它对中国的打分来看，中国是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列。ＣＰＩ的最高分数是１０分，一般认为，得分在８分以上的国家腐败比较轻微，得分介于８～５分的国家是有一定程度的腐败， 得分介于５～２．５分的国家，腐败就比较严重了。我国这几年的得分是３．５分左右，是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分数段。所以我不同意那种说法—— 认为所谓腐败是别人来妖魔化中国的，或者是媒体反复报道负面事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
记者：您对目前我国腐败的原因是如何看的？
任建明：根据官方的估计，这些年来腐败的大体趋势是这样的：到大概２０００年左右，我们国家腐败发展蔓延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但这只是一个总体的判断。具体到各个领域里，腐败的严重程度是不平衡的。比如海关，改革初期海关走私腐败就比较严重。到１９９７年国家严厉打击海关走私时，海关腐败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大家都是知道的。除了严厉打击，国家还采取了一些体制或技术措施，比如海关的垂直管理，实行“金关”工程和装备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等等，再加上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不断降低海关关税，寻租腐败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海关腐败是明显地减少了。而这些年，我们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干部选拔领域以及司法系统的腐败是严重了。尽管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没有明显的遏制。所以前面的那个判断只是一个总体判断，而公众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是腐败正在社会上泛化。由此来看，腐败的原因也很难简单地讲，或者很难把发生在各个方面的腐败，归纳讲出几个原因。即使讲也是抽象地讲讲，比如监督不力、权力太集中、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成效有限等等，对于实际治理腐败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现在更愿意具体讲每个领域的腐败及其原因，比如医药系统、干部选拔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样的研究和探讨对实际工作更有价值。
记者：就笼统的原因来说，有人认为目前的腐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建明：我们谈廉政文化或者文化反腐，首先需要回答腐败与文化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位美国学者作过研究，他认基督教文化的国家比较廉洁；东方文化，像儒家文化次之；非洲文化的国家排在最后，是容易导致腐败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比如重视人际关系、个人承担对家族的义务、官本位、专制思想，较容易导致腐败。所以客观上讲，中国文化传统是和腐败有一定关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廉政文化建设是必要的。我们最终的反腐成功，也不是看惩办或打击腐败官员的机构的力度有多么大 ，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建立廉政文化氛围。在这方面，同样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和香港，做得就比较好。他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已经形成比较廉洁的社会文化氛围。
记者：您认为建设廉政文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任建明：倡廉必先反腐。这些年来，大众的腐败意识正在快速蔓延。一些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已经习惯“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的官员要提拔任用，除了政绩，跑、送甚至买成了必要的手段，所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顺口溜正是对这种情景的一个写照。而在社会上，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大：八十年代末之前，大众痛恨腐败文化；九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腐败是块臭豆腐，看着臭，吃着香”的顺口溜，表明人们已经不那么痛恨腐败了，而是接受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一有机会，不少人可能都会搞腐败。随后，就出现了腐败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出现了腐败从党政机关的经济工作部门向组织人事部门，向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的发展，从党政机关向社会各个领域，甚至向医院、大学、科研、文化机构工作人员蔓延的趋势；再后来，同情腐败、纵容腐败的趋势出现了，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贪”，“腐败不臭，反腐不香”的小气候。在这种氛围里，廉洁文化如何建？因此，倡廉必先反腐，所谓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在廉政文化建设上是十分恰当的。
记者：很多人认为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应该吸收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传统。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任建明：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挖掘传统清官文化的东西重要不重要？我认为有它的价值，但不应该估计太高，毕竟我们面临的现实生活和古代的差别很大了，很多古代的东西不是简单就能移植过来的，而且很多的古代清官，已经是经过戏剧加工，个个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我个人认为更应该从今天现实生活出发，去思考我们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规范或制度上应该怎么配合，这可能会更有意义。我不是反对去挖掘古代的一些东西，而是说我们今天有更多的东西更亟需总结，有大量腐败教训，还有一些廉洁官员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记者：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腐败高发，肯定是有一些经验的。这些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呢？或者说，我们与西方情况差异比较大，不太容易借鉴？
任建明：是可以利用。我们和西方国家的确存在差异，但这往往是指在宏观层面，比如说国家政治体制不一样。但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大量借鉴国外经验的。在中观层面上，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政策，我们就可以利用。虽然我们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立法，但政府法规公开已经不成问题了。再比如说，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西方国家有大量的经验。国外的利益冲突申报，要求官员主动报告。像这些中观层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没有什么冲突。微观层面上的经验，更是可以毫无顾虑地借鉴。例如，建筑工程是全世界腐败高发的领域，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腐败，有的国家就做得很好，他们那些招标制度、监理制度等，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医疗卫生行业，在全世界也都是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领域，有的国家做得好一点，有的国家做得差一点， 我们自己也正在研究，看看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为什么问题那么严重，如何才能防止腐败。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腐败很严重，可是很多国家要比我们轻微得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司法腐败是比较严重的，但法制比较健全国家的司法系统应该说还是比较廉洁的，像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反腐败的力量主要依靠的就是司法系统，而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机构。说到公务员和司法系统的腐败，这可能涉及到我们政治体制的内容多一些，确实需要逐步改革和完善。但是在大量的微观领域，比如建筑工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经验，而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记者：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已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作为政府如何才能监督自己呢？
任建明：政府可以监督自己，但一定不能是同体监督。在民主理论里面，需要机构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称为横向问责，这个是很重要的。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有动力监督政府，这叫纵向问责。但后来研究发现纵向问责有问题，因为公众与政府的能力和信息不对称，公众在一定意义上是分散的个体，单个的力量太小，监督政府的力量太小。这就需要横向监督来补充，把政府的权力分解，让它的权力不要那么集中，需要政府机构之间有一个权力的配置，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接受这些观念，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推进。例如，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就是具体的例子。
记者：如果新闻媒体对腐败报道的多，会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影响社会安定？
任建明：我个人有一个总的主张，国家和社会对新闻监督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新闻监督在美国社会也一直有类似的争论，比如说前段时间就在争论，媒体对反恐的一些报道，会不会最后危害公共安全。其实这里面有个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的问题，从短期来说，媒体报道阴暗面太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引发骚乱，短期内确实可能会面临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就限制媒体对问题的报道，可能会掩盖好多问题，也引不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政府也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最后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面临更大的危机，甚至永远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比如现在对矿难的报道，有一些评论说我们使用的每一块煤里面都粘有矿工的血，这样说法也许有些过分，但是，假如我们限制媒体的报道，最后的问题不是更大吗？现在政府的观念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像松花江污染事件，政府的表现就好多了。“非典”教训之后，政府在信息公开和危机应对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改进。当然，政府的危机管理需要一些技巧，不能隐瞒、谎报、瞒报，但却可以选择什么时间报道，也就是说政府要有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果政府只报道而没有对策，公众当然会恐慌了。如果政府告诉公众已经有对策了，公众就会密切配合政府，或者自己就会采取一些对策，把损失减到最低限度。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不管多么严重的问题或危机，都应该让媒体来全面地监督和报道。
记者：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建明：有一些带有严重倾向性的问题，需要亟早克服。这些倾向性问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概念炒作、刮风、搞“形象工程”；倡导廉政文化，忽视反对腐败文化，其结果必然会变成水中捞月，竹篮打水；强调政府作用，忽视群众作用；局限于以文化抓文化，忽视正式制度的配合。下一步我们应该坚持文化的原则，先破后立，先反贪腐观念，把清除腐败文化作为建设廉政文化的前提，坚持社会总动员和全体参与的原则，建设廉政文化辅之以正式制度的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才能够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