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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唐代大诗人杜甫曾途经五溪地区，看到当地少数民族穿在身上的绚丽衣服，不禁感叹“五彩衣裳共云天”。
这句诗已成为形容西南少数民族独特服饰的千古绝句。通常的解读，指的是人们的服饰就像天上云霞一样美丽；但笔者认为，“共云天”的诗句别有意味，似乎还有弦外之音。对于杜甫，来自正值盛唐的长安，那是世界文明汇集的地方，他应是见怪不怪了：但他仍然为这里的服饰感到震惊，这足已说明西南少数民族的“五彩衣裳”是多么的独具特色。直到今天，这些服饰仍然如此，不仅凸显了精美的手工制作，而且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语言：那些衣服上面的图形符号似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充满了巨大的能量。
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有诸多谜团待解：自己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至今不断有考古史料证明：西南地区保留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除了史前的青铜器及玉器外，西南可被视为考证史前文化的活化石库；那些上古时期的宗教印记，那些史前文献的神秘符号，那些神话传说的不凡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而这里人们的服饰，就是很重要的依据。
西南地区的服饰，形制尚古，工艺精美，这和当地落后的生产力很不匹配。以贵州为例，贵州的山地环境其实并不适于大面积耕作，但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以农为业。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当地的绣花织布工艺异常发达：奇怪的是，这些服饰的精美图案和工艺并不是她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严格遵循祖传图样承袭而来，由家族中的女性代代相传。据当地人讲，最初的纹样图式由当地的鬼师掌握。从现存的大量古彝族经卷来看，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掌握经卷的恰恰就是彝族的祭司——毕摩；所以，民族服饰的很多图案和经卷中的符号完全一致。
但也有特例：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他们擅长织绣，其服饰图案精美成熟，制作工艺水准很高，这又何以为因？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把时间追溯到古代民歌所描述的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从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等角度进行跨界分析，以试一探究竟。
神秘的八角纹
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种八角纹，当地人通常把这叫做“八角花”（图1-4）。这个图形的独特之处，是图案的每一个角都有特定指向；因为其造型和代表太阳的图形极为相似，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专家学者误认为是当地人崇拜太阳的标志。研究一下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就会发现，这里有的民族是崇拜月亮和火，但鲜有崇拜太阳者。在苗族的古代民歌里，还有姜央射日的故事；试想，如果人们崇拜太阳，怎么可能射日呢？由此可见，八角纹是崇拜太阳之标志的说法并不准确。
对于结构较为复杂的八角图形来说，其形成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发展过程的；那么，最终形成这样的图形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985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村，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玉器。其中有一件玉龟（图5），龟壳内放着一块玉板，上面的图形正是这种八角纹（图6）；另一件鹰形鸟兽玉雕（图7），有两个八角纹同时现于兽身，上面的纹样截然不同，显然各有所指。我们在近代众多的考古遗迹中发现，“鸟和日”的纹样总是同时出现：其中玉鸟身上的八角纹就是代表太阳。在国外其他地方，这个图形也是同样寓意。
这个八角纹代表什么呢？中国古代一直流传一个有关人类文明的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六七千年前，有龙马跃出黄河，身负河图；有神龟浮出洛水，背呈洛书。由此看来，那个传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研究者把八卦图和上述的八角纹联系到一起，其中究竟有何含义呢？谜题最终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冯时先生破解：八角纹正是洛书的图像（冯时《中国天文考学》第八章）；八角纹特指的八个方向，正是四方五位图和八方九宫图叠加后所得到的八个方位（图8）——新石器时期的八角纹表达的正是史前先民们的宇宙观和天数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神秘的八角纹也就是洛书图像，“集中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向北或可延伸到辽河流域。同时，编年分析显示，其延续时间至少在2000年以上”（冯时《中国天文考学》第八章）。
这个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现的八角纹，在春秋时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说明，当时洛书河图究竟什么样已不为人所知；到了秦代晚期，八角纹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最终退出中原文明的历史舞台。如今，这个神秘的图形却在西南地区的妇女服饰中频繁出现，其中某些八角图形已经完全显示出八卦的布局；在这根毛南族的背带中，可以清晰看到洛书图像和八卦的布局关系（图9）。就这样，一个在中原文化中逐渐消亡的符号，被西南少数民族在服饰上代代相传，顽强地保留下来。看来，西南的先民们早已掌握天象术数的运算，显示出他们非凡的智慧。
蛇与龙的图形
在西南地区，龙和蛇是少数民族服饰的常见图形。“蛇”有实物，那么“龙”从何而来？对于“龙”的由来说法众多，其中一种说法是“龙从蛇演变而来”。
真是这样吗？在中原文化的考古遗迹中，往往把蛇与伏羲女娲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相互纠缠的图像。在西方宗教里，蛇与人类的诞生也有关联……那么“蛇”的形象最初的含义何在？
在我国西南地区，有一支文化相对发达的古老民族彝族。这个民族支系众多，对于他们的祖先，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创造了独特的十月太阳历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发达的星象学、天文学和易学理论；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文化元素通过代代世袭的彝族巫师——毕摩，最终流传至今。
彝族经卷《物始纪略》记载：天地未形成之前，人类未出现前，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到处是一片黑沉沉、黑洞洞的迹象。后来宇宙产生清浊二气，不断结合又不断分开，产生两种叫做“哎普”的物质元素：又有“哎普”形成天地和万物。清气的“哎普”形成白色的“米古鲁”：浊气的“哎普”形成黑色的“靡阿那”。“米古鲁”又称“天父、生天、生日、生鹰”，代表阳；“靡阿那”又称“地母、生地、生月、生虎”，代表阴。白色的“米古鲁”和黑色的“靡阿那”相互纠缠的符号称“输必孜”（图10），由它们不断分合变化来产生万物。“米古鲁”和“靡阿那”被画成黑白两条蛇，常常出现在彝族人的服饰上（图11）；而这正是彝族文化的经典图形，很多符号都是在这个图形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输必孜”这个图案使人们自然联想到八卦阴阳图，只是在此特别强调了“蛇”的形象。 关于八卦阴阳图的出处，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公案：自周以来，上古文献中对河图都有所记载：但河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处于消失状态，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宋代，大学者蔡元定在四川彝族地区发现了河图的图形，又私藏至明初才公诸于世——原来所谓“河图”就是大家熟悉的八卦图。
蔡元定从彝族地区带回的那张河图下面写着“天地自然河图”。这句话和彝族经卷中所描绘的创世之初天地交汇生成万物的含义相对应，所以“蛇”的图形在此有着创生万物的含义。在西南地区，“蛇”的形象往往与繁衍生殖、创造生命的观念联系到一起（图12）。在背娃崽的背带上，可以看到蛇的形象与蛙、鱼、凤凰、蝴蝶这些同样能代表繁衍生育的动物形象在一起；还有双蛇纠缠的漩涡状图形，给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能使人感受到具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力。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一阴兮一阳”（屈原《九歌》），这样的美学体验和儒家信奉礼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巫术盛行的西南地区并没有接受这个思想，而是坚信“巫觋通天”。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蛇”和“龙”的呈现有很大区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真实，一个虚幻；“蛇”往往呈盘踞之状，而“龙”的形象则比较丰富，有双头龙、飞龙、蚕龙、鱼龙等几十种。虽然“蛇”和“龙”的形象并存，但人们好像更喜欢“龙”，因此处处见龙。华夏民族号称“龙的传人”，一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臆想之物成为一种文明的图腾，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为什么？龙究竟从何而来？
其实，龙的造型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在距今64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人类活动遗址发掘中，“龙”的形象赫然出现，有角有爪，属非常成熟的造型（如图13）。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墓地与公元前40世纪中叶的四时天象图完全一致。天文学家伊世同就此指出，“发掘出由蚌壳摆砌而成的龙、虎、北斗图像，其方位关系与6000年前天上的龙、虎、北斗等星象相符，上下呼应，是目前华夏大地上所发现的最古天文图”（伊世同《万岁星象》）。
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周天星座分为四个天区，即四宫四象：东宫苍龙，表示东陆春分；南宫朱雀，表示南陆夏至；西宫白虎，表示西陆秋分；北宫玄武（周代以前为鹿的形象），表示北陆冬至；另外，将北天极附近的天区称为“中宫”。在宗教信仰上，北极星表示至上天帝的神位所在（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
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根据墓室的尺寸结构和蚌壳、人骨的位置，完整地推算出中国古代盖天说宇宙论的内容。“龙”，正是四象中的“苍龙星座”，龙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图14）正好和苍龙星座的七个星宿位置排列相符。
中国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蜇，龙抬头。”即我们所谓的“二月二龙抬头”，指的正是农历二月初二这天，苍龙星座的角宿在初昏时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这就意味着万物复苏，春天快到了，农耕要开始了；夏天苍龙星座旦中（正中天），万物正在生长；秋天自西方坠落，收割要开始了；冬天，整个苍龙星座隐于北方地平线下，万物伏藏。这样读来，似乎谜底就能解开了：龙的形象来自于古天象。在刀耕火种的上古时期，古天象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自然规律。古人正是根据观察天象来记录时间、节气和方位的变化，并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而拥有这种观象授时技能的人也就拥有了对人群的绝对领导权，从而后世将其逐渐演变成把“龙”等同于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此需特别强调的是，在组成苍龙星座的七个星宿中，心宿二（天蝎座a）表示龙心，是银河系排名第14位的红超巨星，在天空中如熊熊燃烧之火，故名“大火”，它是如此的醒目，像信号塔一样指引人们找到苍龙星座的位置。在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中，龙总是和一个火球在一起；火球有时甚至会出现在龙腹中（图15）。而中原地区出现的苍龙戏珠的图像，其中龙的形象被描绘得愈发逼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古朴风格，其真正含义已不为人所知。
文章至此，我们发现“河图”、“洛书”、“龙”、“蛇”等这些古老的图像都和古天象学息息相关。上古时期的先民们早就已经掌握了天文历法，那些掌握观象授时技能的巫师在当时被视为具有通天的本领：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这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诠释。几千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而人类几乎所有的科学认知都是在先人创造的基础上建立并继续发展的。承载文明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灰飞烟灭，而最终能够积淀下来留存至今的只有文化，这其中包括艺术和精神。由此可见，西南地区的民族服饰，正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文化基因库。
（谷真真/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这句诗已成为形容西南少数民族独特服饰的千古绝句。通常的解读，指的是人们的服饰就像天上云霞一样美丽；但笔者认为，“共云天”的诗句别有意味，似乎还有弦外之音。对于杜甫，来自正值盛唐的长安，那是世界文明汇集的地方，他应是见怪不怪了：但他仍然为这里的服饰感到震惊，这足已说明西南少数民族的“五彩衣裳”是多么的独具特色。直到今天，这些服饰仍然如此，不仅凸显了精美的手工制作，而且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语言：那些衣服上面的图形符号似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充满了巨大的能量。
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有诸多谜团待解：自己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至今不断有考古史料证明：西南地区保留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除了史前的青铜器及玉器外，西南可被视为考证史前文化的活化石库；那些上古时期的宗教印记，那些史前文献的神秘符号，那些神话传说的不凡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而这里人们的服饰，就是很重要的依据。
西南地区的服饰，形制尚古，工艺精美，这和当地落后的生产力很不匹配。以贵州为例，贵州的山地环境其实并不适于大面积耕作，但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以农为业。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当地的绣花织布工艺异常发达：奇怪的是，这些服饰的精美图案和工艺并不是她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严格遵循祖传图样承袭而来，由家族中的女性代代相传。据当地人讲，最初的纹样图式由当地的鬼师掌握。从现存的大量古彝族经卷来看，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掌握经卷的恰恰就是彝族的祭司——毕摩；所以，民族服饰的很多图案和经卷中的符号完全一致。
但也有特例：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他们擅长织绣，其服饰图案精美成熟，制作工艺水准很高，这又何以为因？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把时间追溯到古代民歌所描述的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从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等角度进行跨界分析，以试一探究竟。
神秘的八角纹
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种八角纹，当地人通常把这叫做“八角花”（图1-4）。这个图形的独特之处，是图案的每一个角都有特定指向；因为其造型和代表太阳的图形极为相似，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专家学者误认为是当地人崇拜太阳的标志。研究一下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就会发现，这里有的民族是崇拜月亮和火，但鲜有崇拜太阳者。在苗族的古代民歌里，还有姜央射日的故事；试想，如果人们崇拜太阳，怎么可能射日呢？由此可见，八角纹是崇拜太阳之标志的说法并不准确。
对于结构较为复杂的八角图形来说，其形成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发展过程的；那么，最终形成这样的图形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985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村，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玉器。其中有一件玉龟（图5），龟壳内放着一块玉板，上面的图形正是这种八角纹（图6）；另一件鹰形鸟兽玉雕（图7），有两个八角纹同时现于兽身，上面的纹样截然不同，显然各有所指。我们在近代众多的考古遗迹中发现，“鸟和日”的纹样总是同时出现：其中玉鸟身上的八角纹就是代表太阳。在国外其他地方，这个图形也是同样寓意。
这个八角纹代表什么呢？中国古代一直流传一个有关人类文明的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六七千年前，有龙马跃出黄河，身负河图；有神龟浮出洛水，背呈洛书。由此看来，那个传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研究者把八卦图和上述的八角纹联系到一起，其中究竟有何含义呢？谜题最终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冯时先生破解：八角纹正是洛书的图像（冯时《中国天文考学》第八章）；八角纹特指的八个方向，正是四方五位图和八方九宫图叠加后所得到的八个方位（图8）——新石器时期的八角纹表达的正是史前先民们的宇宙观和天数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神秘的八角纹也就是洛书图像，“集中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向北或可延伸到辽河流域。同时，编年分析显示，其延续时间至少在2000年以上”（冯时《中国天文考学》第八章）。
这个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现的八角纹，在春秋时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说明，当时洛书河图究竟什么样已不为人所知；到了秦代晚期，八角纹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最终退出中原文明的历史舞台。如今，这个神秘的图形却在西南地区的妇女服饰中频繁出现，其中某些八角图形已经完全显示出八卦的布局；在这根毛南族的背带中，可以清晰看到洛书图像和八卦的布局关系（图9）。就这样，一个在中原文化中逐渐消亡的符号，被西南少数民族在服饰上代代相传，顽强地保留下来。看来，西南的先民们早已掌握天象术数的运算，显示出他们非凡的智慧。
蛇与龙的图形
在西南地区，龙和蛇是少数民族服饰的常见图形。“蛇”有实物，那么“龙”从何而来？对于“龙”的由来说法众多，其中一种说法是“龙从蛇演变而来”。
真是这样吗？在中原文化的考古遗迹中，往往把蛇与伏羲女娲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相互纠缠的图像。在西方宗教里，蛇与人类的诞生也有关联……那么“蛇”的形象最初的含义何在？
在我国西南地区，有一支文化相对发达的古老民族彝族。这个民族支系众多，对于他们的祖先，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创造了独特的十月太阳历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发达的星象学、天文学和易学理论；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文化元素通过代代世袭的彝族巫师——毕摩，最终流传至今。
彝族经卷《物始纪略》记载：天地未形成之前，人类未出现前，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到处是一片黑沉沉、黑洞洞的迹象。后来宇宙产生清浊二气，不断结合又不断分开，产生两种叫做“哎普”的物质元素：又有“哎普”形成天地和万物。清气的“哎普”形成白色的“米古鲁”：浊气的“哎普”形成黑色的“靡阿那”。“米古鲁”又称“天父、生天、生日、生鹰”，代表阳；“靡阿那”又称“地母、生地、生月、生虎”，代表阴。白色的“米古鲁”和黑色的“靡阿那”相互纠缠的符号称“输必孜”（图10），由它们不断分合变化来产生万物。“米古鲁”和“靡阿那”被画成黑白两条蛇，常常出现在彝族人的服饰上（图11）；而这正是彝族文化的经典图形，很多符号都是在这个图形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输必孜”这个图案使人们自然联想到八卦阴阳图，只是在此特别强调了“蛇”的形象。 关于八卦阴阳图的出处，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公案：自周以来，上古文献中对河图都有所记载：但河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处于消失状态，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宋代，大学者蔡元定在四川彝族地区发现了河图的图形，又私藏至明初才公诸于世——原来所谓“河图”就是大家熟悉的八卦图。
蔡元定从彝族地区带回的那张河图下面写着“天地自然河图”。这句话和彝族经卷中所描绘的创世之初天地交汇生成万物的含义相对应，所以“蛇”的图形在此有着创生万物的含义。在西南地区，“蛇”的形象往往与繁衍生殖、创造生命的观念联系到一起（图12）。在背娃崽的背带上，可以看到蛇的形象与蛙、鱼、凤凰、蝴蝶这些同样能代表繁衍生育的动物形象在一起；还有双蛇纠缠的漩涡状图形，给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能使人感受到具有原始野性的生命力。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一阴兮一阳”（屈原《九歌》），这样的美学体验和儒家信奉礼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巫术盛行的西南地区并没有接受这个思想，而是坚信“巫觋通天”。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蛇”和“龙”的呈现有很大区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真实，一个虚幻；“蛇”往往呈盘踞之状，而“龙”的形象则比较丰富，有双头龙、飞龙、蚕龙、鱼龙等几十种。虽然“蛇”和“龙”的形象并存，但人们好像更喜欢“龙”，因此处处见龙。华夏民族号称“龙的传人”，一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臆想之物成为一种文明的图腾，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奇特的现象，这是为什么？龙究竟从何而来？
其实，龙的造型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在距今64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人类活动遗址发掘中，“龙”的形象赫然出现，有角有爪，属非常成熟的造型（如图13）。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墓地与公元前40世纪中叶的四时天象图完全一致。天文学家伊世同就此指出，“发掘出由蚌壳摆砌而成的龙、虎、北斗图像，其方位关系与6000年前天上的龙、虎、北斗等星象相符，上下呼应，是目前华夏大地上所发现的最古天文图”（伊世同《万岁星象》）。
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周天星座分为四个天区，即四宫四象：东宫苍龙，表示东陆春分；南宫朱雀，表示南陆夏至；西宫白虎，表示西陆秋分；北宫玄武（周代以前为鹿的形象），表示北陆冬至；另外，将北天极附近的天区称为“中宫”。在宗教信仰上，北极星表示至上天帝的神位所在（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
天文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根据墓室的尺寸结构和蚌壳、人骨的位置，完整地推算出中国古代盖天说宇宙论的内容。“龙”，正是四象中的“苍龙星座”，龙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图14）正好和苍龙星座的七个星宿位置排列相符。
中国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蜇，龙抬头。”即我们所谓的“二月二龙抬头”，指的正是农历二月初二这天，苍龙星座的角宿在初昏时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这就意味着万物复苏，春天快到了，农耕要开始了；夏天苍龙星座旦中（正中天），万物正在生长；秋天自西方坠落，收割要开始了；冬天，整个苍龙星座隐于北方地平线下，万物伏藏。这样读来，似乎谜底就能解开了：龙的形象来自于古天象。在刀耕火种的上古时期，古天象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自然规律。古人正是根据观察天象来记录时间、节气和方位的变化，并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而拥有这种观象授时技能的人也就拥有了对人群的绝对领导权，从而后世将其逐渐演变成把“龙”等同于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此需特别强调的是，在组成苍龙星座的七个星宿中，心宿二（天蝎座a）表示龙心，是银河系排名第14位的红超巨星，在天空中如熊熊燃烧之火，故名“大火”，它是如此的醒目，像信号塔一样指引人们找到苍龙星座的位置。在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中，龙总是和一个火球在一起；火球有时甚至会出现在龙腹中（图15）。而中原地区出现的苍龙戏珠的图像，其中龙的形象被描绘得愈发逼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古朴风格，其真正含义已不为人所知。
文章至此，我们发现“河图”、“洛书”、“龙”、“蛇”等这些古老的图像都和古天象学息息相关。上古时期的先民们早就已经掌握了天文历法，那些掌握观象授时技能的巫师在当时被视为具有通天的本领：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这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诠释。几千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而人类几乎所有的科学认知都是在先人创造的基础上建立并继续发展的。承载文明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灰飞烟灭，而最终能够积淀下来留存至今的只有文化，这其中包括艺术和精神。由此可见，西南地区的民族服饰，正是一座尚待开发的文化基因库。
（谷真真/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