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新手机能对你的健康情况做出记录。谷歌现在可以搜集相关信息，计算出你该出门前往机场的最佳时间。亚马逊则可以告诉你，你需要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日用品，你可能会喜欢的电影——还出售能让你订购到这些东西的平板电脑。当你快要到家时，家里的灯光会打开，房子也会自动调节到你选择的适宜温度。
　　这些综合性的数字服务和硬件都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更方便而设计，这一点无可置疑。不过，我们是否问过自己和这些我们交付了信任的企业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对这种方便而舒适的生活给予足够的考虑，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的成本是不是我们给得起的？
　　每当我们增加一个新的电子设备，我们都会“舍弃”掉自己的一小部分。通常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都会对这自我的一部分交给了谁不甚了了，而对自己是否对其道德守则和价值观加以认同，更一无所知。可能表面上，我们会“心里有数”这些企业拿到我们的数据后会做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只能见到它们的营销策略，而背后经营这些机构的人，却是无名无姓，难见庐山真面。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他们却对我们了如指掌。
　　早在上一代人的时候，意识到某些企业会知道我们在哪，我们看了什么，或者掌握我们的医疗记录，这一点就已经让人抓狂了。但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不同信息是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知情者”那里：银行知道一些，我们的医生知道一些，税收部门也知道一些。但现在，苹果和谷歌知道了我们资料的全部，并将其储存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当然方便，不过，如果这些企业决定用某种我们并不那么首肯的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些企业在使用信息时的判断做出质疑。前段时间，脸书使用人们的新闻订阅信息来测试是否阅读新闻会对其情绪造成影响，引起公众强烈抗议，就是一例。事实上我并不记得有这样一个选项，表明脸书这样做是正确的。去年10月，网站Snapchat被黑客攻击，大量用户的私密照片泄露——而这个网站的主要使用者是年轻人，在使用网站时均承诺看到别人发布的照片后“阅后即焚”。
　　同样地，医疗数据总是被视为隐私，因此病人会对他们的医生如实透露信息。现在，医疗和科技产业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一些“可穿戴设备”和软件的制造商就正在游说政府，让他们的产品不被列为医疗用品——由此就可以游离于各种对信息保护的监管条例之外。
　　隐私仅仅是关于数据拥有权、数据垄断、安全、竞争等问题的大范围讨论的其中一部分。讨论还包括控制权的问题，大数据未来的问题。也关于选择权，和如何决定人们的数据被使用，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数据的问题。
　　一些更成熟的企业已经进入使用正式协议的阶段，会有专人处理道德守则问题，会成立风险委员会，还会监管数据如何收集和使用——尽管并不总能成功监管（事实上也常常需要试错）。一些新兴的小公司可能既没有如此正式的协议也没有人力来处理如此问题，可能也没有独立的董事会成员来专门管理此事。如果真的发生严重的问题，很多消费者就不再会使用他们的服务，无论他们的商业模式多么前景无限。
　　我们都喜欢尝试新的应用，因此会把我们的脸书或推特账号作为其他应用的入口，这样等于不加思考地把个人信息从监管比较严格的大公司转移到没那么严谨管理和限制的小公司。消费者都相信或期待某处会有某个人来管理这些事情，但事实上，这个人是谁却无从知晓。
　　在欧洲，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并不复杂，而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哪怕连这样初级的法例也阙如。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短期来说，对于道德问题，年轻的企业不应该仅仅将之作为营销元素，而是作为一个核心考虑。政府的立法者应该进行自我教育，同时对公众进行教育，并实行更强有力的监管。就像许多国家几十年前监管汽车安全带的使用一样，应当发起公共安全教育，连同立法一起解释和推广两步验证登录机制（two-step verification）。
　　长远来看，随着我们会有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接入点，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愿意把自我交出去多少？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马库斯创业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