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奥巴马在中东“不做傻事”的策略，避免了消耗战略资源，却在损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软实力。欧盟正酝酿组建“欧盟部队”，中国则开始从“抓住战略机遇”转向“创造战略环境”。
世界是带着危机进入2015年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博科圣地”肆虐……这些在2014年发端或恶化的危机，在2015年一个都没有解决。年尾将至，欧美多地频拉恐袭警报，俄罗斯和土耳其互相指责对方参与黑市石油交易，沙特在出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8个月后，居然自己的国境线遭胡塞武装攻破……
国际秩序紊乱的大环境下，最能体现“乱中有治”的，可能还是中国的外交实践。倡导“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新发展银行等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从“抓住战略机遇”转向“创造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对踏足中东地区反恐始终保持审慎。
2015年6月25日，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战事趋于紧张，库尔德武装和IS武装分子冲突持续，大量叙利亚民众聚集在土叙边境附近。
中东的乱局总不缺乏“负能量”。12月4日，土耳其军队的一个坦克营，以帮助伊拉克志愿者抗击“伊斯兰国”为由，未经伊拉克政府允许进入伊尼尼微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土军发出限期撤离的最后通牒。俄外交部表态称，土耳其的行为“非法、不可接受”。土耳其则辩称行动知会了美国，已暂停增兵。
相比“民族国家”之间的口水战，中东更大的危机，则是民族国家解体的危机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
伊拉克已经“一分为三”，其疆域分别由伊拉克阿巴迪政府、伊北部的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更是被“一分为五”，巴沙尔政权、反对派武装、库尔德人、“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各据一方。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实体”都或多或少地以教派、种族为界限，进行“统治”或治理辖区。比如，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广受赞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其收容的约148万难民，对象仅限于库尔德人、基督教徒以及雅兹迪人（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对逊尼派穆斯林则关闭大门。
中东冲突区对“身份政治”的凸显，事实上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中心学者玛哈·叶海亚认为，这些冲突所体现的日益突出的教派特征，正在摧毁基于社会多元的民族国家理念。“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方的战争，目标正逐渐对准基于教派和种族身份的个人和群体。”
中东宗教、教派、种族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以此为唯一标准来重建国家或重划国界几无可能。但中东的现实却是，伊拉克、叙利亚很难再回到危机前的疆域状态。多年以后，如今的中东某些国家，是否会成为历史名词或者地理概念？
与中东“民族国家认同”趋于瓦解相反，金融危机以来逐渐抬头的民粹主义，让欧盟成员国中“民族国家认同”的市场日益扩大。由中东乱局引发的难民危机、恐怖威胁，正为这种认同增添助力。巴黎恐袭后法国举行的首次地方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大幅领先其他政党。这个反移民、反欧盟一体化的政党，去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在法国区以25%的得票率一举夺魁。该党领袖勒庞在选举后说：“法国人民已经声明他们要收回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不想把命运交给欧盟的不只有法国的国民阵线，欧盟内部多国反欧盟一体化的政党，在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都表现不俗。
欧盟作为政治工程不太可能解体，但反欧盟一体化政治势力的崛起，对欧洲外交的影响则可能真实存在。勒庞从不掩饰其与俄罗斯合作的意愿，她甚至赞誉普京是保护西方免受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的“唯一领导人”。可以想见，如果勒庞赢得2017年法国大选，法国肯定会升级与俄罗斯的关系。而且，勒庞并不孤独。匈牙利智库“政治资本研究所”去年做过一项调查，有15个欧盟成员国的极右翼政党，公开表示在外交上支持俄罗斯的政策和立场。欧洲政治越“向右转”，外交就越可能“向东看”。如此一来，冷战后形成的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结构将面临重构。
东亚离危机较远，但暗潮更汹涌。中国今年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筹组亚投行、入围SDR，美国却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对中国“发信号”，某种程度上在让整个东亚“被危机”。奥巴马政府在中东“不做傻事”的策略，避免了美国消耗战略资源，却在损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软实力。
伊拉克、叙利亚不可能回到过去，还得往前走。12月9日，根据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此前达成的协议，反对派武装开始从中部城市霍姆斯撤离。联合国参与了撤离行动的监督事宜。这或许会是叙利亚危机转圜的开端。
2015年10月，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维也纳国际会议，为叙利亚政治转型绘制了路线图。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由十几个国家20方参与的会议，没有邀请目前叙利亚包括巴沙尔政府和反对派在内的任何“政治实体”。也就是说，叙利亚局势的转机，直接由“外力”促成。“外力”之所以能形成，原因在于包括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等相关国家间有限的妥协，至少是默契。
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冒险行为，伤及的只是双边关系，没有对已经起步的叙利亚“政治转型”进程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也是一种“默契”，至少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投棋布子，主要针对的是美国。10月底，美俄双方就避免战机在叙利亚遭遇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这种合作即便不能获益，也能“止损”。美国战机在叙利亚上空一旦与俄战机“接近”，视而不见会损及美国威信，开火击落则可能是灾难。在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马克·加莱奥蒂看来，俄罗斯更希望与美国结成“默契联盟”，就像美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与伊朗的关系那样，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上若即若离地合作，但不对外公开。 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阻止了西方在叙利亚复制军事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模式”，但西方却没能阻止俄罗斯在叙利亚复制“乌克兰模式”，即冻结危机，然后把危机引向外交斡旋。无论怎么评价俄罗斯的动机，莫斯科出兵叙利亚的确为打破僵局发挥了作用。历史上中东的政治版图，很大程度上由上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划定。伊拉克、叙利亚的未来命运，也不可避免受到“外力”的作用。只不过，复杂的地缘政治较量，使域外势力已不可能像当时的欧洲殖民者那样“随性”。中东局势从乱到治，将经历一个复杂、动态的博弈过程。这就注定了局势的改善只可能是碎步向前，甚至反反复复。
2015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组建“欧盟部队”，并得到了德国防长冯德莱恩的支持。容克对媒体表示：“这样的部队将有助于我们建立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承担欧洲在世界的责任。”欧洲在中东向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难民潮让欧洲尝到了盲目追随美国外交的苦果。欧盟“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或许也意味着与美国脱钩或者拉开距离的开始。此前为了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在美国压力下，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17个提高了2015年的军事预算，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4个大国的实际军费却在下降，这里面除了经济原因，还体现了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
东亚“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看似依然稳固，但变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比作美国在东亚的“辐轴体系”，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加大对经济实力的投注来扩张地区影响力。韩国智库峨山研究院学者李宰贤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打造自身的“辐轴体系”。在他看来，美国的体系以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为特征，中国的“辐轴体系”反映的却是后冷战时代的现实，建立在诸如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等联系基础上。
“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君子，周边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依然会对中国感到焦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外交事务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沃马克道出了东亚国家在适应中国崛起方面的困境。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能很好解释为何中国在外交上不再“低调”。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前美国外交官切斯特·克罗克，在今年初一篇分析国际体系失序的文章中，提出“系统过载”的观点。他认为如今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危机，所以领导人们需要学习合作的艺术，即使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差异甚大时，也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他在文中还尤其提到应避免强化“志同道合联盟”。毫无疑问，中国的做法与克罗克的观点契合，奥巴马政府却正在做他建议避免的事情。通过排斥亚投行，美国错过了一个证明其“不寻求遏制中国”诚意的机会，而欧盟成员国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关键盟友在内的14国加入亚投行，体现了美国的自我孤立。
在美国专注“亚太再平衡”时，中国经营的则是欧亚大战略。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北京依然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但与此同时它也在促成和资助新的“平行体系”，中国外交政策正在寻求让新的国际组织和外交平台适应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时也适应美欧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中国与欧洲已在相互适应。针对2015年3月英国带头引发欧盟多国加入亚投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蒂姆·萨默斯认为，这反映的是欧盟缺乏协调，并非中国试图分化欧盟。“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在回应中国外交创新与权力分布变化上，展现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东是中国石油重要进口来源地，在2014年中国前五大石油进口来源国（沙特、安哥拉、俄罗斯、阿曼、伊拉克）中，有3个位于中东。中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在中东不断拓展商业足迹，但政治和安全介入相对有限。截至目前，中国本届政府最高层的外访安排中，中东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被列入清单。这显示了中国中东外交的谨慎。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能源独立”以及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中东产油国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买方市场。
网络上有一些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在安理会授权下派兵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争论，不管后者针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中国要将杀害我公民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愿望有多么强烈，都要考虑到中国正在调整中的军队尚需时日才能跨越数千公里向海外内陆地区投送作战兵力的现实。中国的反恐首先立足于周边地区，对其他地区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情报等手段应对，这一战略还不到调整的时候。
世界是带着危机进入2015年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博科圣地”肆虐……这些在2014年发端或恶化的危机，在2015年一个都没有解决。年尾将至，欧美多地频拉恐袭警报，俄罗斯和土耳其互相指责对方参与黑市石油交易，沙特在出兵也门打击胡塞武装8个月后，居然自己的国境线遭胡塞武装攻破……
国际秩序紊乱的大环境下，最能体现“乱中有治”的，可能还是中国的外交实践。倡导“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新发展银行等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从“抓住战略机遇”转向“创造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对踏足中东地区反恐始终保持审慎。
2015年6月25日，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战事趋于紧张，库尔德武装和IS武装分子冲突持续，大量叙利亚民众聚集在土叙边境附近。
旧秩序趋于瓦解
中东的乱局总不缺乏“负能量”。12月4日，土耳其军队的一个坦克营，以帮助伊拉克志愿者抗击“伊斯兰国”为由，未经伊拉克政府允许进入伊尼尼微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土军发出限期撤离的最后通牒。俄外交部表态称，土耳其的行为“非法、不可接受”。土耳其则辩称行动知会了美国，已暂停增兵。
相比“民族国家”之间的口水战，中东更大的危机，则是民族国家解体的危机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
伊拉克已经“一分为三”，其疆域分别由伊拉克阿巴迪政府、伊北部的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控制。叙利亚更是被“一分为五”，巴沙尔政权、反对派武装、库尔德人、“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各据一方。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实体”都或多或少地以教派、种族为界限，进行“统治”或治理辖区。比如，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广受赞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其收容的约148万难民，对象仅限于库尔德人、基督教徒以及雅兹迪人（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对逊尼派穆斯林则关闭大门。
中东冲突区对“身份政治”的凸显，事实上在瓦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中心学者玛哈·叶海亚认为，这些冲突所体现的日益突出的教派特征，正在摧毁基于社会多元的民族国家理念。“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方的战争，目标正逐渐对准基于教派和种族身份的个人和群体。”
中东宗教、教派、种族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以此为唯一标准来重建国家或重划国界几无可能。但中东的现实却是，伊拉克、叙利亚很难再回到危机前的疆域状态。多年以后，如今的中东某些国家，是否会成为历史名词或者地理概念？
与中东“民族国家认同”趋于瓦解相反，金融危机以来逐渐抬头的民粹主义，让欧盟成员国中“民族国家认同”的市场日益扩大。由中东乱局引发的难民危机、恐怖威胁，正为这种认同增添助力。巴黎恐袭后法国举行的首次地方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大幅领先其他政党。这个反移民、反欧盟一体化的政党，去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在法国区以25%的得票率一举夺魁。该党领袖勒庞在选举后说：“法国人民已经声明他们要收回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不想把命运交给欧盟的不只有法国的国民阵线，欧盟内部多国反欧盟一体化的政党，在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都表现不俗。
欧盟作为政治工程不太可能解体，但反欧盟一体化政治势力的崛起，对欧洲外交的影响则可能真实存在。勒庞从不掩饰其与俄罗斯合作的意愿，她甚至赞誉普京是保护西方免受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的“唯一领导人”。可以想见，如果勒庞赢得2017年法国大选，法国肯定会升级与俄罗斯的关系。而且，勒庞并不孤独。匈牙利智库“政治资本研究所”去年做过一项调查，有15个欧盟成员国的极右翼政党，公开表示在外交上支持俄罗斯的政策和立场。欧洲政治越“向右转”，外交就越可能“向东看”。如此一来，冷战后形成的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结构将面临重构。
东亚离危机较远，但暗潮更汹涌。中国今年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筹组亚投行、入围SDR，美国却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对中国“发信号”，某种程度上在让整个东亚“被危机”。奥巴马政府在中东“不做傻事”的策略，避免了美国消耗战略资源，却在损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软实力。
新秩序已在酝酿
伊拉克、叙利亚不可能回到过去，还得往前走。12月9日，根据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此前达成的协议，反对派武装开始从中部城市霍姆斯撤离。联合国参与了撤离行动的监督事宜。这或许会是叙利亚危机转圜的开端。
2015年10月，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维也纳国际会议，为叙利亚政治转型绘制了路线图。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由十几个国家20方参与的会议，没有邀请目前叙利亚包括巴沙尔政府和反对派在内的任何“政治实体”。也就是说，叙利亚局势的转机，直接由“外力”促成。“外力”之所以能形成，原因在于包括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等相关国家间有限的妥协，至少是默契。
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冒险行为，伤及的只是双边关系，没有对已经起步的叙利亚“政治转型”进程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也是一种“默契”，至少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投棋布子，主要针对的是美国。10月底，美俄双方就避免战机在叙利亚遭遇达成协议。对美国来说，这种合作即便不能获益，也能“止损”。美国战机在叙利亚上空一旦与俄战机“接近”，视而不见会损及美国威信，开火击落则可能是灾难。在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马克·加莱奥蒂看来，俄罗斯更希望与美国结成“默契联盟”，就像美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与伊朗的关系那样，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上若即若离地合作，但不对外公开。 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阻止了西方在叙利亚复制军事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模式”，但西方却没能阻止俄罗斯在叙利亚复制“乌克兰模式”，即冻结危机，然后把危机引向外交斡旋。无论怎么评价俄罗斯的动机，莫斯科出兵叙利亚的确为打破僵局发挥了作用。历史上中东的政治版图，很大程度上由上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划定。伊拉克、叙利亚的未来命运，也不可避免受到“外力”的作用。只不过，复杂的地缘政治较量，使域外势力已不可能像当时的欧洲殖民者那样“随性”。中东局势从乱到治，将经历一个复杂、动态的博弈过程。这就注定了局势的改善只可能是碎步向前，甚至反反复复。
2015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组建“欧盟部队”，并得到了德国防长冯德莱恩的支持。容克对媒体表示：“这样的部队将有助于我们建立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承担欧洲在世界的责任。”欧洲在中东向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难民潮让欧洲尝到了盲目追随美国外交的苦果。欧盟“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或许也意味着与美国脱钩或者拉开距离的开始。此前为了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在美国压力下，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17个提高了2015年的军事预算，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4个大国的实际军费却在下降，这里面除了经济原因，还体现了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
东亚“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看似依然稳固，但变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比作美国在东亚的“辐轴体系”，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加大对经济实力的投注来扩张地区影响力。韩国智库峨山研究院学者李宰贤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打造自身的“辐轴体系”。在他看来，美国的体系以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为特征，中国的“辐轴体系”反映的却是后冷战时代的现实，建立在诸如非传统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等联系基础上。
中国应对拿捏有度
“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君子，周边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依然会对中国感到焦虑。”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外交事务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沃马克道出了东亚国家在适应中国崛起方面的困境。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能很好解释为何中国在外交上不再“低调”。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前美国外交官切斯特·克罗克，在今年初一篇分析国际体系失序的文章中，提出“系统过载”的观点。他认为如今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危机，所以领导人们需要学习合作的艺术，即使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差异甚大时，也要学习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他在文中还尤其提到应避免强化“志同道合联盟”。毫无疑问，中国的做法与克罗克的观点契合，奥巴马政府却正在做他建议避免的事情。通过排斥亚投行，美国错过了一个证明其“不寻求遏制中国”诚意的机会，而欧盟成员国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关键盟友在内的14国加入亚投行，体现了美国的自我孤立。
在美国专注“亚太再平衡”时，中国经营的则是欧亚大战略。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北京依然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但与此同时它也在促成和资助新的“平行体系”，中国外交政策正在寻求让新的国际组织和外交平台适应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时也适应美欧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中国与欧洲已在相互适应。针对2015年3月英国带头引发欧盟多国加入亚投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蒂姆·萨默斯认为，这反映的是欧盟缺乏协调，并非中国试图分化欧盟。“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在回应中国外交创新与权力分布变化上，展现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东是中国石油重要进口来源地，在2014年中国前五大石油进口来源国（沙特、安哥拉、俄罗斯、阿曼、伊拉克）中，有3个位于中东。中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在中东不断拓展商业足迹，但政治和安全介入相对有限。截至目前，中国本届政府最高层的外访安排中，中东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被列入清单。这显示了中国中东外交的谨慎。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能源独立”以及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中东产油国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买方市场。
网络上有一些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在安理会授权下派兵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争论，不管后者针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中国要将杀害我公民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愿望有多么强烈，都要考虑到中国正在调整中的军队尚需时日才能跨越数千公里向海外内陆地区投送作战兵力的现实。中国的反恐首先立足于周边地区，对其他地区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情报等手段应对，这一战略还不到调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