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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不能违反教育规律
朱永嘉，历史学者，上海市前市委常委。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教育》记者：钱学森批评教育工作部门的领导，拿过去封建官僚系统管理行政官僚的办法来管理和选拔人才了，这对学校教育产生哪些影响？
朱永嘉：钱学森对教育提出两点批评：一是长期以来实行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方法，阻碍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恢复教师职称制度以后，在如何评职称、提级别的方法上有问题，过分强化了职称的高低，实际上借助行政上的等级制度强化了大学教师之间的等级关系。他说：“这是落后阻挡了前进，违反了教育的规律。”
钱老自己写的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曾到一所重点高等院校去听课，听了两节内容相关联的教学课，感到教师讲的太繁琐，连习题也在课堂上讲，有的学生连笔记都不记！课后我找两位教师说，我说两节课改成一节课就行了，留下习题让学生自己思考，教学效果会好些，而上课时间也减少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两位教师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不能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办，因为那样办，有些学生不习惯，是灌惯了改不过来了，就会向教师提批评意见，‘条子’多了，教务部门考察，就会影响教师评职称，提级别！这是落后阻碍了前进，不准前进！”
《教育》记者：什么样的教学才是遵循教育规律？
朱永嘉：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教育必定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就以钱老的成长为例吧。钱老在著作里是这样说的：“从我个人的实践来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但这与我在旧中国24年所受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大学，也有很大关系……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当时这个学校的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作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很深刻和现代化。”
教学的要领在于理解和掌握它的内涵，不在背诵和记忆，这不是说背诵与记忆不重要，这是学习的第一步，但学而不思则罔，思，便是要会分析，会批判，会提出问题，会有不同的视角，唯有那样才能创新。
《教育》记者：我国现今教育现状反映了教育的哪些根本性问题？
朱永嘉：这些年在中学教育也树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就是河北省衡水市的衡水中学，这所中学在历年高考中，屡拔头筹。这是一个寄宿制中学，实行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采取极其严格的班级管理和考核制度。为了争取高考的好成绩，学生在校内的生活以分钟计算，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这是我国教育方针上的失误衍生出来的产品，教育产业化了，学校成了学店，教育也商品化了，从管理上讲，它通过可以量化的办法，是更方便了，但出不了杰出的世界一流人才。
《教育》记者：我国基础教育方针有所偏颇，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哪里需要改进？
朱永嘉：对此，我用钱老自己的感受来回答。钱老讲到读大学时是这样说的：“由于我有这样一个中学的基础，当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年是学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这个大学与师大附中不同，考个80多分不算好学生，得考95分以上才行。所以我的功用在背诵上去了，以应付考试。因此我在上海交大4年中，只有两个学年收益比较大。”钱老在这里提出了大学学制的改革问题，大学的教学方法问题，大学的学制用不到都是四年，可以是两年制的职校，是技术型的人才，四年制应是开发型的人才的培养。
郑也夫——
过度复习带来伤害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吾国教育病理》等。
《教育》记者：您认为我国现行教育有哪些问题？
郑也夫：基础教育摧毁了潜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想象力，靠的是什么：复习。接受新东西是亢奋的，复习是沉闷的，复习超过两遍就不是好事，高三整整一年在复习。拉过一年磨，终生无缘千里马的行列。一切事情都有度，过犹不及，发展教育也不例外；学历通货膨胀比真正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
《教育》记者：高中学生为了能读一所好大学，存在过度复习现象，可是不复习就读不了大学，读不了大学就没有出路，绕来绕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郑也夫：缓解高考竞争似乎有两条途径：扩招和分流，扩招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一部分不参加高考，学别的去了。以英国正在复活的学徒制为例，自2005年至2012年学徒制人员分别为：17.5万，18.5万，22.5万，24万，28万，40万。其间2009年，英国政府服务平台“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成立，向有招收徒工需求的雇主和想成为学徒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帮助。并且国家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标准，为学徒培训岗位提供资助。复活和革新学徒制在中国具有格外的意义，因为更符合中国的重视个人关系的文化传统。
如果非要为了应付考试复习，也要尽量少复习。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以新带旧”的替代方式，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对已学过内容的复习。因为这过程包含新内容，如此不经意的、非专门的复习，不会造成无聊、扼杀好奇心。子曰“温故而知新”，显然也不是指过度复习，因为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不需要为考试而过度复习。此话意思是可以理解为温故可以获得新的理解。上述方法可以说是“求新而温故”，为了读懂新知识才去温习旧的。
我有两位老友，现在其中一位是资深英语教授，另一位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英语就是在黑龙江农场漫漫冬夜中凭强烈好奇心“偷听敌台”（美国之音）打下基础的。
《教育》记者：除了过度复习外，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学生创新的因素？ 郑也夫：打通文学和科学的科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因为它可以让文科的学生喜欢科学，让理科的学生喜欢史学和哲学。科技史对文科学生有极大的好处，很多文科学生对科学不感兴趣是因为微观上他们拙于计算。科技史不是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而是教授他如何理解科技的重大发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李延保——
打破门户、学科壁垒
李延保，数学教授，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教育》记者：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力潜质方面，高校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
李延保：近年来，我国高校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许多研究型大学在构建“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时，注重建设“基于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跨学科的学术环境和人文与创新结合的实践环节”。
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讲，中国大学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是跨学科的广度；第二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鼓励学生彼此挑战，以及挑战老师。当年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就主张“破四堵‘墙’，即破学校与社会、学科与学科、教学与科研、老师与学生这四堵‘墙’，实现‘连通’。”
《教育》记者：在创新领域，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哪些障碍？
李延保：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试图在清华大学培养“未来世界计算机领域的一流科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是，仍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国外计算机前沿的研究都是在交叉学科领域当中，“跨学科交流，跨界培养”是国外当前一流大学发展的趋势。而在我国，传统的门户、学科等壁垒尚未打破，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思辨、交流还未完全畅通。大学学科布局的综合并不等于学科内涵的综合，这都和传统文化观念相关。必须看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广的视野，这是创新型人才必须有的知识基础；要具备创新的勇气、想象力和批判精神，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文化基础；还要有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的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方法论基础。
《教育》记者：您认为国内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思维方式上差别在哪里？
李延保：要进一步营造重视“科学”的校园文化，培养“逻辑和科学分析”的思维方法以及改进教育教学中的“科学方法”。在思维方式上，要把中华文化“整体观”的哲学思想和西方文化讲求“逻辑推理、实证分析”结合起来，正向思维和逆向思辨结合起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思辨能力。
朱永新——
给高校办学自主权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教育》记者：“钱学森之问”已经提出十年了，十年过去，许多高校花费巨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却没有多少起色，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朱永新：我一直在想，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不可谓不高，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的拔尖人才？表面上，这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即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但是，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家办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培养模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把自主权交给他就行了。那么，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学校管得太死。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有声望的教育家，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存在行政化问题，大学校长也没有行政级别。
《教育》记者：同样的土壤，除了行政化对大学的影响，还有别的原因吗？
朱永新：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曾统计过，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频繁被换下，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也没有任期限制。像梅贻琦，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到1948年离开清华到台湾，服务清华大学17年，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有人说，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
《教育》记者：大学实行办学体制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影响？
朱永新：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那时就明确规定，“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更具有制度意义的是，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这次重新确定了“副部级”大学，本意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却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校长是一校之魂”，办好学校，校长是关键。他们以教育为己任，遵从教育规律，首先对学校和学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可是，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教育》记者：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出路在哪里？
朱永新：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准，一切为了做官的思想倾向仍长期存在。在这种官本位意识弥漫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行政权力已经超出它本来应该起作用的范围了，高校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闭、垄断，缺乏竞争与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首先应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这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舍此别无他途。 葛剑雄——
还需要社会土壤配合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教育》记者：您认为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根据《教育改革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根本原因是青年的出路很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教育》记者：社会对没有学历的人发展存在哪些限制？
葛剑雄：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前年，学校图书馆要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教育》记者：现在大家学历普遍提高了，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葛剑雄：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不能违反教育规律
朱永嘉，历史学者，上海市前市委常委。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教育》记者：钱学森批评教育工作部门的领导，拿过去封建官僚系统管理行政官僚的办法来管理和选拔人才了，这对学校教育产生哪些影响？
朱永嘉：钱学森对教育提出两点批评：一是长期以来实行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方法，阻碍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恢复教师职称制度以后，在如何评职称、提级别的方法上有问题，过分强化了职称的高低，实际上借助行政上的等级制度强化了大学教师之间的等级关系。他说：“这是落后阻挡了前进，违反了教育的规律。”
钱老自己写的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也曾到一所重点高等院校去听课，听了两节内容相关联的教学课，感到教师讲的太繁琐，连习题也在课堂上讲，有的学生连笔记都不记！课后我找两位教师说，我说两节课改成一节课就行了，留下习题让学生自己思考，教学效果会好些，而上课时间也减少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两位教师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不能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办，因为那样办，有些学生不习惯，是灌惯了改不过来了，就会向教师提批评意见，‘条子’多了，教务部门考察，就会影响教师评职称，提级别！这是落后阻碍了前进，不准前进！”
《教育》记者：什么样的教学才是遵循教育规律？
朱永嘉：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教育必定是遵循教育规律的，就以钱老的成长为例吧。钱老在著作里是这样说的：“从我个人的实践来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当然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但这与我在旧中国24年所受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大学，也有很大关系……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当时这个学校的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作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很深刻和现代化。”
教学的要领在于理解和掌握它的内涵，不在背诵和记忆，这不是说背诵与记忆不重要，这是学习的第一步，但学而不思则罔，思，便是要会分析，会批判，会提出问题，会有不同的视角，唯有那样才能创新。
《教育》记者：我国现今教育现状反映了教育的哪些根本性问题？
朱永嘉：这些年在中学教育也树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就是河北省衡水市的衡水中学，这所中学在历年高考中，屡拔头筹。这是一个寄宿制中学，实行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采取极其严格的班级管理和考核制度。为了争取高考的好成绩，学生在校内的生活以分钟计算，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这是我国教育方针上的失误衍生出来的产品，教育产业化了，学校成了学店，教育也商品化了，从管理上讲，它通过可以量化的办法，是更方便了，但出不了杰出的世界一流人才。
《教育》记者：我国基础教育方针有所偏颇，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哪里需要改进？
朱永嘉：对此，我用钱老自己的感受来回答。钱老讲到读大学时是这样说的：“由于我有这样一个中学的基础，当我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年是学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这个大学与师大附中不同，考个80多分不算好学生，得考95分以上才行。所以我的功用在背诵上去了，以应付考试。因此我在上海交大4年中，只有两个学年收益比较大。”钱老在这里提出了大学学制的改革问题，大学的教学方法问题，大学的学制用不到都是四年，可以是两年制的职校，是技术型的人才，四年制应是开发型的人才的培养。
郑也夫——
过度复习带来伤害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吾国教育病理》等。
《教育》记者：您认为我国现行教育有哪些问题？
郑也夫：基础教育摧毁了潜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想象力，靠的是什么：复习。接受新东西是亢奋的，复习是沉闷的，复习超过两遍就不是好事，高三整整一年在复习。拉过一年磨，终生无缘千里马的行列。一切事情都有度，过犹不及，发展教育也不例外；学历通货膨胀比真正的通货膨胀还要坏，它浪费了年轻一代的时间和精力，这要比物质资源更宝贵。
《教育》记者：高中学生为了能读一所好大学，存在过度复习现象，可是不复习就读不了大学，读不了大学就没有出路，绕来绕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郑也夫：缓解高考竞争似乎有两条途径：扩招和分流，扩招只是将竞争推迟，分流才是釜底抽薪，即一部分不参加高考，学别的去了。以英国正在复活的学徒制为例，自2005年至2012年学徒制人员分别为：17.5万，18.5万，22.5万，24万，28万，40万。其间2009年，英国政府服务平台“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成立，向有招收徒工需求的雇主和想成为学徒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帮助。并且国家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标准，为学徒培训岗位提供资助。复活和革新学徒制在中国具有格外的意义，因为更符合中国的重视个人关系的文化传统。
如果非要为了应付考试复习，也要尽量少复习。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以新带旧”的替代方式，在学习新内容的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对已学过内容的复习。因为这过程包含新内容，如此不经意的、非专门的复习，不会造成无聊、扼杀好奇心。子曰“温故而知新”，显然也不是指过度复习，因为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不需要为考试而过度复习。此话意思是可以理解为温故可以获得新的理解。上述方法可以说是“求新而温故”，为了读懂新知识才去温习旧的。
我有两位老友，现在其中一位是资深英语教授，另一位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英语就是在黑龙江农场漫漫冬夜中凭强烈好奇心“偷听敌台”（美国之音）打下基础的。
《教育》记者：除了过度复习外，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学生创新的因素？ 郑也夫：打通文学和科学的科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因为它可以让文科的学生喜欢科学，让理科的学生喜欢史学和哲学。科技史对文科学生有极大的好处，很多文科学生对科学不感兴趣是因为微观上他们拙于计算。科技史不是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而是教授他如何理解科技的重大发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李延保——
打破门户、学科壁垒
李延保，数学教授，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教育》记者：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力潜质方面，高校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
李延保：近年来，我国高校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许多研究型大学在构建“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时，注重建设“基于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跨学科的学术环境和人文与创新结合的实践环节”。
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讲，中国大学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是跨学科的广度；第二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鼓励学生彼此挑战，以及挑战老师。当年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就主张“破四堵‘墙’，即破学校与社会、学科与学科、教学与科研、老师与学生这四堵‘墙’，实现‘连通’。”
《教育》记者：在创新领域，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哪些障碍？
李延保：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试图在清华大学培养“未来世界计算机领域的一流科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是，仍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国外计算机前沿的研究都是在交叉学科领域当中，“跨学科交流，跨界培养”是国外当前一流大学发展的趋势。而在我国，传统的门户、学科等壁垒尚未打破，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思辨、交流还未完全畅通。大学学科布局的综合并不等于学科内涵的综合，这都和传统文化观念相关。必须看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广的视野，这是创新型人才必须有的知识基础；要具备创新的勇气、想象力和批判精神，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文化基础；还要有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的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方法论基础。
《教育》记者：您认为国内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思维方式上差别在哪里？
李延保：要进一步营造重视“科学”的校园文化，培养“逻辑和科学分析”的思维方法以及改进教育教学中的“科学方法”。在思维方式上，要把中华文化“整体观”的哲学思想和西方文化讲求“逻辑推理、实证分析”结合起来，正向思维和逆向思辨结合起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思辨能力。
朱永新——
给高校办学自主权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教育》记者：“钱学森之问”已经提出十年了，十年过去，许多高校花费巨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却没有多少起色，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朱永新：我一直在想，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不可谓不高，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的拔尖人才？表面上，这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即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但是，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家办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培养模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农民知道该怎么种地，把自主权交给他就行了。那么，为什么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学校管得太死。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有声望的教育家，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存在行政化问题，大学校长也没有行政级别。
《教育》记者：同样的土壤，除了行政化对大学的影响，还有别的原因吗？
朱永新：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曾统计过，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频繁被换下，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也没有任期限制。像梅贻琦，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到1948年离开清华到台湾，服务清华大学17年，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有人说，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
《教育》记者：大学实行办学体制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影响？
朱永新：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那时就明确规定，“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更具有制度意义的是，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这次重新确定了“副部级”大学，本意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却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校长是一校之魂”，办好学校，校长是关键。他们以教育为己任，遵从教育规律，首先对学校和学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可是，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教育》记者：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出路在哪里？
朱永新：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准，一切为了做官的思想倾向仍长期存在。在这种官本位意识弥漫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行政权力已经超出它本来应该起作用的范围了，高校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闭、垄断，缺乏竞争与活力，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首先应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这才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所在，舍此别无他途。 葛剑雄——
还需要社会土壤配合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教育》记者：您认为中国冒不出杰出人才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葛剑雄：根据《教育改革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根本原因是青年的出路很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教育》记者：社会对没有学历的人发展存在哪些限制？
葛剑雄：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前年，学校图书馆要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教育》记者：现在大家学历普遍提高了，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葛剑雄：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