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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依存于地方知识体系中，随社会文化发展，其文化身份经历相应转变，在不同时段分别以“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在纳西族文化传统中得到凸显，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代表。《黑白战争》在纳西族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是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主体参与重构的文化再生产实践，更是文化主体在多种资本博弈下的自主选择。
关键词：《黑白战争》;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叙事传统;文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6 - 0108 - 10
作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部分，《黑白战争》广泛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纳西语称“东埃术埃”，直译为“董术仇斗”，也译作《黑白之战》《东术征战记》等，主要运用于禳灾除秽的仪式。2014年，《黑白战争》作为纳西族英雄史诗列入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依托仪式和纳西族民俗生活得到演唱和传承的《黑白战争》，受社会生活变迁影响，逐渐与仪式和信仰体系分离，以史诗面貌在地方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成为纳西族标志性作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并使之上升为更广泛范围内的共享性文化。从仪式叙事到“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出纳西人对《黑白战争》的认知转向，隐藏着民间叙事传统变迁线索。这不仅是与社会生活变化相适应的自然流变，同时也是多种力量作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文化再生产”理论由布迪厄在20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基于社会结构与主体行为关系的思考，认为结构和行为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二者互通的中介是实践。实践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1]48。社会文化变迁是复杂的多向进程，是结构与行为的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和社会虽然有强大制约力，但其范围是有限度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必然根据主观需要和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从而不断生产出文化“产品”。早期《黑白战争》研究主要借助书面文本，通过对文本内容解读观照纳西族历史源流与文化生活，注重文学性与审美体验，缺少对《黑白战争》演唱语境及流变过程分析[2]。实际上，《黑白战争》传承过程中发生两次身份属性变化，文本逐渐从口头向书面转换，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地位提升，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力量交互作用下，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重构的再生产实践。
一、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的自在状态
《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民间广为流传，韵文演唱与散文讲述并存，主要运用于消灾仪式，是纳西民众熟悉的叙事传统之一。《黑白战争》讲述天地万物形成、黑白两部落来历，描绘了白部落“董”和黑部落“术”之间争夺日月的英雄战争，最后白部在战神帮助下战胜黑部，掃除天地秽恶。
东巴意为“智者”，是纳西族民间宗教祭司，他们熟知各类地方性知识，主持和举行各类仪式，是沟通人、鬼、神的中介。在纳西族传统社会，东巴以村寨为基本活动空间，代表地方知识权威，有着特殊地位。东巴文化是综合性文化知识，它来源于纳西文化传统，经由历代东巴选择、组织，逐渐形成一套与信仰核心相适应的解释系统和知识结构，通过仪式实践实现知识交流与传递。
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讲述活动，指纳西族民间祭司东巴在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它以宗教信仰及行为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仪式及民俗活动为载体，以神话为叙事内容及表现形态，以口头演述与仪式表演互文性，以程式作为叙事表达单元，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的一个传统范例”[3]。东巴立足纳西传统文化体系，借用神话、传说等口头传统，以韵文方式重新组织编排，配合一定曲调唱腔，在仪式中唱诵以解释仪式合理性，仪式实践同样赋予叙事神圣性与权威性。为方便记忆与传承，东巴使用象形文字记录其内容，产生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使叙事传统内容与形式更具稳固性。东巴叙事传统因此兼有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形式，在具体演述情境中，书面文本仅起提示作用，口头演唱是东巴叙事传统的主要表达形式。可以说，东巴叙事传统深嵌在纳西族知识传统中，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东巴叙事传统作为仪式经典具有神圣性和实用功能，主要由纳西族宗教祭司东巴演唱和传承，涵盖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表演性等特征。《黑白战争》的演述语境呈现了东巴叙事传统这一复合特征[4]。
《黑白战争》在仪式叙事中主要与纳西族灵魂观念相联结，运用于“垛肯”仪式，“垛”指代一类鬼，“肯”有消除、禳除之意，“垛肯”即禳除鬼魂、消除厄运，也译作“禳垛鬼”，属消灾类仪式，仅在家中发生重大灾祸时举行。《黑白战争》成为消灾类仪式的主要经典，主要与其叙事情节相关。纳西人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会成为“波”（即“祖先”）返回祖辈居住之地，而非正常死亡者则会成为“茨”（意为“鬼”），他们带来灾祸与厄运，因而人们需要驱赶或超度他们，以求生活平安，《黑白战争》讲述的这场残酷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由此滋生出不同类型的“鬼”，而最终善神到来，则为解决灾祸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垛肯”仪式是东巴仪式中较为大型的一类，通常需要3至5天的时间，唱诵的经书多达十几本，其中《黑白战争》占据主要位置，在仪式中得到完整唱诵，以解释“鬼”的来历、说明如何除鬼及提示仪式进程，举行仪式的东巴根据故事情节发展作出相应象征性行为，最终达到禳除鬼魂、消除厄运目的。
《黑白战争》在仪式唱诵时有严格规定和限制，需要配合特定唱腔以五言韵文形式吟诵，同时配上鼓、锣、铜铃等乐器伴奏，节奏快慢、经书书写疏密都会影响文本演述。此外，仪式道场布置和具体仪程也与文本内容呈对应性，分别布置有神坛和鬼寨，以及代表不同神灵和鬼怪的木偶、面偶、绘画等[5]。仪式中东巴扮演相应角色，随文本演唱做出对应行为，如扮演成吓鬼、戏鬼、撵鬼、与鬼搏斗的样子，紧摇手中法铃、法鼓，舞动法杖，怒目圆睁，口中不断喊着“杀！冲！”，手上拿刀做砍劈状，把仪式场地内“仇人”木偶的脑袋砍掉，象征鬼魂被尽数杀死赶走[6]。除“垛肯”仪式外，《黑白战争》还在其他除秽和消灾仪式中应用，都是通过“模拟战争、迎请善神、扫清秽恶”系列程序，结合与之相关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达到清除污秽、求平安兴旺的功效。但在这些仪式中，叙事往往极为简略，仅为说明灾祸来源，东巴会根据具体情境决定如何演唱。此外，由于东巴主要为本村寨居民服务，因此其传承带有地域性特点，加之传承主体东巴个人特质的差异，造成各地《黑白战争》文本内容、唱腔不同，在仪式核心不变情况下呈现出多形态多异文共存的现象。 长期以来，《黑白战争》在纳西人心中拥有丰富的意涵，是与纳西族东巴信仰观念联结紧密、具有神圣性质的综合仪式实践及叙事传统。在仪式语境下，它以信仰为叙事动力，深嵌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指向与世俗分隔的神圣一面，有着严格的实践场景，以及相应的使用规则和禁忌。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展现出特定实用功能以及与之适应的情感色彩。叙事传统以口头演述为主要形式，文本内容与仪式行为具有互文性，拥有多重异文，在吟誦时具有一定弹性与张力。从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知识结构来说，以《黑白战争》为代表的东巴叙事传统，并非单一的书面文本叙事或口头叙事，而是具有仪式性、韵律性、功能性的综合性纳西族口头传统。
传统并非是完全静止和凝固的，处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决定了它会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流动。社会发展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各社会历史事件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同样发生在纳西族社会中。“改土归流”后流官实行“以夏变夷”政策，东巴信仰从纳西族政治文化中心淡出，东巴活动范围收缩至四周边远地区，生发东巴叙事传统的土壤已经松动。经历风云诡谲的20世纪，东巴信仰进一步退缩至社会场边缘，大部分纳西聚落不再举行东巴仪式，以仪式实践为载体的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失落，叙事传统的实用功能也被不同程度分解，但书面文本的记录为后人了解叙事传统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发展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的加快，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结构。人们享受现代化生活方便快捷的同时，不再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乡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然而，生发于传统农业社会、以熟人社会作为联结机制的东巴叙事传统，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受到强烈冲击，叙事对象和受众逐渐减少，叙事空间被压缩，叙事传统传承条件不再完善。另外，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和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和普及，人们对于信仰的观念和态度都发生极大转变，知识更新和民众心理转变致使以信仰体系为底色的东巴叙事传统失去传承基础，传承动力逐渐减弱。东巴叙事传统扎根于传统社会结构和地方信仰系统，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导致文化语境流失，叙事传统实用功能削弱也造成东巴“角色”的尴尬境地，作为传统知识权威如今不得不面临转型与后继无人的局面。
《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出现在纳西传统社会，是在漫长时间进程中伴随纳西文化发展，逐渐生发、成长，最终稳固嵌入传统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主体在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下主动选择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已经是文化生产的产品。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信仰核心消失，生活方式改变带来传统文化语境流失，这给《黑白战争》传承带来挑战，但得益于东巴叙事书面与口头文本交融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也为《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了机遇。
二、《黑白战争》的史诗化：重塑民族精神
《黑白战争》在现代社会以纳西族“英雄史诗”为人所熟知。纳西族学者认为，《黑白战争》表达了古代纳西族人民矢志不移地追求、捍卫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赞美了他们对光明和正义的追求，以及同恶势力搏斗的不屈精神和民族品格，具有极高文学和审美价值，同时也是反映纳西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7]157。事实上，将《黑白战争》认定为纳西族代表性“史诗”，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价值肯定，既体现了现代学科体系发展进程中对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的重新认识，也反映出国家话语体系下纳西人对民族身份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并实施大量民族政策，开启了民族识别工作。曾经自称为“纳汝”“纳罕”“汝卡”“纳日”“纳西”的族群有了共同的身份——纳西族。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确认自我身份，既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牵动着每一个纳西人的心。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少数民族为调查对象，以抢救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目的”[8]。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尊重，激发了文化精英的民族自觉意识，使民族性成为这时期学科研究的指向，他们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找民族共同的根源，以确立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加强自我认同，这种现象自然也延伸到文学领域。
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提出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肯定。1961年编写工程启动，文学研究所制定了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编选和出版计划，提出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是编写文学史和研究文学的中心问题[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少数民族文化放到传统文学研究范畴中，既是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认可，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因此被赋予了新的价值。1979年开始，历时30年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再一次在国家层面得到肯定，进一步激发起民族自觉意识，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有力实践。
纳西族文化精英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纳西人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自觉对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扬弃。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东巴叙事传统由纳西人长久以来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共同缔造，由东巴经典这一书面文本作为载体传承。东巴经书源于民众的口头传统，又通过东巴的选择与创作，以韵文形式记录了许多神话传说。这些文本内容描述了民族历史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达，因此重新发现纳西族文学和历史就以译介这些经典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黑白战争》因其在东巴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备受关注。《黑白战争》已有多个汉文译本问世，例如，李即善、周汝诚翻译的《懂术战争》（1963年）;和明信翻译的《董神与术神战争之经》（1964年）;和发源翻译的《董术战争》（1976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2001年）第25卷的《董术战争》、第36卷的《董争术斗》、第41卷的《董术征战》等;还有和志武翻译的《东埃术埃》（1994年）、赵银棠翻译整理的《东岩术岩——黑白斗争的故事》（1984年）以及杨世光翻译整理的《黑白之战》（1980年）等。这些译介使《黑白战争》在更为广大的范围流传，并且被人们熟知。 随着科学发展对信仰的“祛魅”，致使在地方文化的书写中，学者们更加关注《黑白战争》的文学特质，放大其审美性，作为单纯的文学文本重新纳入纳西族知识体系，《黑白战争》原先具有的实用功能与仪式演唱语境逐渐消弭，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向文学场流动，开始“史诗化”的过程。随着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及纳西叙事传统和《黑白战争》研究的深入，学人将《黑白战争》与《创世纪》《鲁般鲁饶》并称为“纳西族三大史诗”。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充分肯定了《黑白战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对《黑白战争》的主題思想、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奠定了《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学体系中的地位[7]157。
地方传统的每一次创新、丰富均是在既有的传统基础上完成的，这些传统成为地方民众生活稳定的文化基因[10]。首先《黑白战争》能够再生产为史诗，得益于本身拥有的丰富意涵。《黑白战争》源自东巴叙事传统，以诗体语言在仪式场合中唱诵，叙事内容完整，体量庞大，以战争为主要情节，涉及纳西族社会、信仰等生活场景，在体裁、内容、形式、叙事特点等方面都符合史诗具有的特征，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其次，《黑白战争》以“纳西族三大史诗”之一在文学系统中被凸显，与其在纳西族传统文化结构和叙事传统中的地位相适应。《创世纪》《鲁般鲁饶》和《黑白战争》涉及的都是大型且重要的仪式，文本内容与族源、历史相关，是纳西人认同和聚合的标志，在纳西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另外，“文学和艺术场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场域，因为在这个场域中，文学和艺术所使用的特殊象征性符号系统，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最高级、最细腻和最超越的表达方式，具有特别复杂、曲折、灵活和迂回的性质。在文学和艺术场域中，论述和表达系统所采用的象征符号，是多层次和多意涵的”[1]82 - 83。作为文学体裁的“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宏大叙事的象征符号，包含古老、久远、崇高、辉煌等文化表征，成为民族英雄精神表达，“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11]。《黑白战争》叙述祖先历史，描绘主角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对于一个地理位置与人口数量都处在“边缘”的“小民族”来说[12]，这部“史诗”的出现对于塑造民族共同历史、提升民族自豪感起到积极作用。
《黑白战争》史诗化的过程，得益于其内在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纳西人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文化实践，是在现代学科知识体系下对《黑白战争》的重新认识。“史诗”是民族精神象征和民族文化代表，《黑白战争》因其具有的高度审美性以及内容上“追求光明”的文化意义，与重塑民族精神、加强民族认同的需求不谋而合，成为变动时空中纳西族寻找自我的路标之一。在此基础上，纳西族文化精英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结合时代话语和学科结构，在逐渐深入的学术实践中，将《黑白战争》定位为“史诗”，实现了《黑白战争》的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也导致《黑白战争》文本交流以书面为主，出现了文本同质化现象，演唱语境逐渐收缩，处于叙事传统中心的口头性与多元性受到一定程度消解。但是，“英雄史诗《黑白战争》”这一产品的产出，一定意义上对叙事传统自身也产生反作用力，通过提升其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其文本稳固性，完成了民间叙事传统的经典化，也为文化遗产语境下《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可能。
三、《黑白战争》的资源化：遗产语境下的再生产
“文化遗产制度是国家对事物价值给予认证的品牌构筑体系，同时又是对观光进行‘官方认证’的行为，在观光业中具有重要意义”[13]。文化遗产的评定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全民共享的价值标准，最大范围内代表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基本价值准则，经由选择、论证、申报等过程列入遗产名录，既是遗产的文化主体根据这些标准对自身进行文化阐释，也是通过国家甚至世界的权力资本为遗产赋能的过程。成为遗产后，文化传统在更广阔范围内被共享，得到更丰富理解和阐释，总体价值也得到认知和提升，遗产自身也成为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下，遗产具有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属性，人们可以通过转换遗产资本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获取现实的经济利益[14]，资本转换通常利用遗产旅游实现，遗产成为复兴民族文化的资源，同时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源。
1997年，作为纳西族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随之而来是民众对地方的浪漫想象，丽江成为民众怀旧、乡愁的表达形式，丽江展现在不同“他者”眼中，成为更多人共享的“家乡”，与之相关的纳西东巴文化格外受到关注。与纳西族相关的地方知识不只成为当地居民自我享有的文化，其价值超越了民众日常生活，被推上人类共享的文化。以此为起点，旅游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纳西社会场域中旅游消费场的生发与繁荣，引发纳西文化整体资源化倾向。
随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使遗产观照到更细微的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地方文化传统通过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对话，确立自身合法性与权威性，也生产出更多具体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治体系，意味着地方文化传统和民众生活文化已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以往相比，地方政府力量参与到新一轮文化价值建构，并且作用于文化资源分配。2009年，丽江市非遗保护经费定向拨给该项目保护单位，而且丽江市还将曾经被称为“三大史诗”的三部长诗作品，分别划给三个保护单位：《创世纪》保护单位为市非遗中心，《鲁般鲁饶》保护单位为玉龙县非遗中心，《黑白战争》保护单位为古城区非遗中心。各个非遗保护中心因地方政府工作要求倒致工作重心各有不同，三个文学作品中，《黑白战争》于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进一步被突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使《黑白战争》以民间文学和史诗形态在地方文化体系中被肯定，内容与性质通过国家认可更具稳固性和权威性，价值超越地方知识结构被共享，也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得到彰显，成为超越地方的国家“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地方传统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国家与地方互嵌的形式是对大众富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发和消费遗产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遗产核心活力，即遗产的“地方性”，以保证遗产资源转换顺利进行，实现遗产再生产。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进行遗产资源分配的同时，也同样作用于遗产保护。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单个项目作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随着各学科讨论逐渐深入，“文化空间”[15]“整体性保护”[16]“基因保护”[17]等概念和方案被提出，加之地方遗产保护实践的跟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史诗化阶段《黑白战争》文本的固定化和同质化现象。丽江市于2001年出台《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经多次修订，形成2019年《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条例适用范围从市拓展到省，力图跨越地域限制和行政区域划分，从文化整体层面进行保护。古城区非遗中心通过摄影、摄像等数字手段留存影像资料，对仪式中的《黑白战争》及其演述语境进行综合记录，采录了木琛、杨玉勋、和秀东三位老东巴的完整演唱版本并录制成光盘，以此留存不同唱腔，丰富《黑白战争》的文本形式。作为遗产的《黑白战争》同样激发文化主体对东巴叙事传统自觉回应。2016年成立的“《黑白战争》培训基地”，由《黑白战争》代表性传承人和力民为基地负责人，在与非遗中心合作中开设多期培训班，从仪式实践到教学实践，是对东巴叙事传统语境再造的尝试。 遗产化为《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层面的保障，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资本再生，为东巴叙事传统回归日常、延续多样性带来积极影响。但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旅游消费场强势介入遗产保护，丽江古城随处可见东巴文化符号和表演。作为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具有表演性与故事性，在旅游市场中通常以舞台展演形式出现。当下丽江旅游市场最吸引游客的演出是《丽水金沙》和《印象丽江》，演出故事性由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组合改编而成，《黑白战争》仅占少量篇幅。尽管有舞台展演体现东巴叙事传统的立体性，但碎片化处理方式导致文本严肃性消弭，仪式语境的缺失和舞台面向大众的展演也导致文本意涵被不同程度消解，原本具有神圣性质的仪式实践，成为具有娱乐功能的演出。
以获取经济资本和实际利益为导向，更多相关者参与到遗产资源化过程中，共同构筑遗产语境下传统文化价值的解构与阐释，以期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转换。文化持有者自身也积极投身资源再造中，然而，在旅游消费场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和阐释更多的是外来者——旅游公司、商家、导游、学者和观光者。这种状况，既是消费时代大众普遍地共同追求导致，也是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价值导向所致，其根本出发点是旅游和消费，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消费时代资本的文化“理想”[18]。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政府主导”的原则确立了政府在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遗产在拉动社会经济增長方面的优势，使政府更倾向于迎合市场，从而强势加入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对纳西族《黑白战争》的价值再造。旅游消费场内主体具有快速流动的特点，因此资本也需要尽快转换以达成实际经济效益，导致旅游市场中对东巴文化碎片化和符号化的利用成为主流，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展演性质格外受到关注，而原本具有商品性质的遗产产品由于本身具有经济资本优势也颇受欢迎。种种情况导致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消费场中不可避免被边缘化，造成遗产资源转换不平衡现象。
《黑白战争》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话语对话，并且重构《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为保护和传承《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保障。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变迁，当代民间文化日趋处于多种力量在场的协商和较量中[19]。遗产再生产与史诗化再生产一脉相承，将《黑白战争》提升为更高层次文化，使《黑白战争》成为更具代表性的资本象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与以往相比，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从政府到民众，从自我到他者，共同参与到《黑白战争》再生产过程中，以谋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资本。
四、结 语
民间叙事传统依赖地方文化体系，借助具体语境得到阐释和理解，因而当社会文化变迁时，民间叙事传统也会受到相应影响造成一定变异，这是叙事传统的本质属性之一。透过文化再生产视角，能够更清晰解读不同时段下文化主体如何参与文化生产实践，从而理解当代民间叙事传统传承方向，以及叙事传统的再生产逻辑。
《黑白战争》从综合性民间叙事传统到史诗，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涵和价值得到不同程度解构和重构，自身文化属性也得到一定整合，在文化持有者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应改变，而社会功能也从实用功能逐渐向审美功能流动。史诗化过程是对《黑白战争》的价值提升，追求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以获得民族认同感，重建民族精神。遗产化过程进一步使《黑白战争》成为超越地方时空和文化持有者的共享性文化，为更广阔的人所熟悉，又因为利益的驱动使《黑白战争》陷入更为复杂的话语关系，不同参与者相互博弈，《黑白战争》的文化再生产倾向由经济资本占据主导。总体来说，《黑白战争》史诗化与遗产化过程，完成对地方文化提炼、重构和整合，重新定位其在纳西族文化和国家话语中的地位，其价值一并得到提升。这是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基础上，多种关系和力量作用、多方参与的再生产实践。
《黑白战争》作为史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文化主体在多种力量交织下的自主选择。纳西族民众作为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黑白战争》再生产，或者说再生产也是纳西族民众对民族文化自主调适的结果，因此他们依据时代话语与知识体系架构重新定位以《黑白战争》为核心的文化产品，推动了民族文化价值提升。政治资本是《黑白战争》再生产的强有力参与者，在重新定位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但是，资源化再生产过程，旅游消费场的强势导致《黑白战争》整体场域内各资本力量发生倾斜，《黑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都有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倾向，需要在后续的保护、传承中加以引导。
实现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需要注意对传统核心的尊重与保护。以往对叙事传统的再生产主要以实现民间文学经典化为主，常常陷入对叙事传统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引发叙事传统文本同质化、文本数量收缩等问题。民间叙事传统具有口头性、表演性等特征，依赖演述时的语境得到阐释，因此后续实践中需要注重从整体角度进行叙事传统再生产。同时，在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过程中，还要注意整合不同主体的力量和资本，实现对再生产方向的引导。在当代遗产化语境下，地方文化精英和政府文化单位占据主要的话语权，他们是再生产过程中对民间叙事传统赋能的主体，也是推动民间叙事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动能。
尽管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对民间叙事传统实施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并非完全相同，他们的诉求也不尽相同，产出的“产品”也有所区别，但其生产路径具有一致性，即以文化持有者为行动主体，立足自身传统核心，依照时代话语和现代学科知识系统，对民间叙事传统进行提炼、整合，完成其价值提升或再造，激发叙事传统传承动力。地方传统与外部价值体系的互相认可，使民间叙事传统有超越原本地方知识结构限制的可能，在更宽广范围内被理解和接受，从而提升文化主体再生产的积极性，带动地方知识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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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兴禄]
关键词：《黑白战争》;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叙事传统;文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6 - 0108 - 10
作为纳西族民间叙事传统的一部分，《黑白战争》广泛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纳西语称“东埃术埃”，直译为“董术仇斗”，也译作《黑白之战》《东术征战记》等，主要运用于禳灾除秽的仪式。2014年，《黑白战争》作为纳西族英雄史诗列入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依托仪式和纳西族民俗生活得到演唱和传承的《黑白战争》，受社会生活变迁影响，逐渐与仪式和信仰体系分离，以史诗面貌在地方知识体系中重新定位，成为纳西族标志性作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并使之上升为更广泛范围内的共享性文化。从仪式叙事到“史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出纳西人对《黑白战争》的认知转向，隐藏着民间叙事传统变迁线索。这不仅是与社会生活变化相适应的自然流变，同时也是多种力量作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文化再生产”理论由布迪厄在20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基于社会结构与主体行为关系的思考，认为结构和行为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二者互通的中介是实践。实践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为，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1]48。社会文化变迁是复杂的多向进程，是结构与行为的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和社会虽然有强大制约力，但其范围是有限度的，行动者在实践中必然根据主观需要和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从而不断生产出文化“产品”。早期《黑白战争》研究主要借助书面文本，通过对文本内容解读观照纳西族历史源流与文化生活，注重文学性与审美体验，缺少对《黑白战争》演唱语境及流变过程分析[2]。实际上，《黑白战争》传承过程中发生两次身份属性变化，文本逐渐从口头向书面转换，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地位提升，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力量交互作用下，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重构的再生产实践。
一、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的自在状态
《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民间广为流传，韵文演唱与散文讲述并存，主要运用于消灾仪式，是纳西民众熟悉的叙事传统之一。《黑白战争》讲述天地万物形成、黑白两部落来历，描绘了白部落“董”和黑部落“术”之间争夺日月的英雄战争，最后白部在战神帮助下战胜黑部，掃除天地秽恶。
东巴意为“智者”，是纳西族民间宗教祭司，他们熟知各类地方性知识，主持和举行各类仪式，是沟通人、鬼、神的中介。在纳西族传统社会，东巴以村寨为基本活动空间，代表地方知识权威，有着特殊地位。东巴文化是综合性文化知识，它来源于纳西文化传统，经由历代东巴选择、组织，逐渐形成一套与信仰核心相适应的解释系统和知识结构，通过仪式实践实现知识交流与传递。
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讲述活动，指纳西族民间祭司东巴在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它以宗教信仰及行为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仪式及民俗活动为载体，以神话为叙事内容及表现形态，以口头演述与仪式表演互文性，以程式作为叙事表达单元，成为纳西族民间叙事的一个传统范例”[3]。东巴立足纳西传统文化体系，借用神话、传说等口头传统，以韵文方式重新组织编排，配合一定曲调唱腔，在仪式中唱诵以解释仪式合理性，仪式实践同样赋予叙事神圣性与权威性。为方便记忆与传承，东巴使用象形文字记录其内容，产生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使叙事传统内容与形式更具稳固性。东巴叙事传统因此兼有口头与书面两种文本形式，在具体演述情境中，书面文本仅起提示作用，口头演唱是东巴叙事传统的主要表达形式。可以说，东巴叙事传统深嵌在纳西族知识传统中，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东巴叙事传统作为仪式经典具有神圣性和实用功能，主要由纳西族宗教祭司东巴演唱和传承，涵盖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表演性等特征。《黑白战争》的演述语境呈现了东巴叙事传统这一复合特征[4]。
《黑白战争》在仪式叙事中主要与纳西族灵魂观念相联结，运用于“垛肯”仪式，“垛”指代一类鬼，“肯”有消除、禳除之意，“垛肯”即禳除鬼魂、消除厄运，也译作“禳垛鬼”，属消灾类仪式，仅在家中发生重大灾祸时举行。《黑白战争》成为消灾类仪式的主要经典，主要与其叙事情节相关。纳西人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会成为“波”（即“祖先”）返回祖辈居住之地，而非正常死亡者则会成为“茨”（意为“鬼”），他们带来灾祸与厄运，因而人们需要驱赶或超度他们，以求生活平安，《黑白战争》讲述的这场残酷战争，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由此滋生出不同类型的“鬼”，而最终善神到来，则为解决灾祸提供了方法与路径。“垛肯”仪式是东巴仪式中较为大型的一类，通常需要3至5天的时间，唱诵的经书多达十几本，其中《黑白战争》占据主要位置，在仪式中得到完整唱诵，以解释“鬼”的来历、说明如何除鬼及提示仪式进程，举行仪式的东巴根据故事情节发展作出相应象征性行为，最终达到禳除鬼魂、消除厄运目的。
《黑白战争》在仪式唱诵时有严格规定和限制，需要配合特定唱腔以五言韵文形式吟诵，同时配上鼓、锣、铜铃等乐器伴奏，节奏快慢、经书书写疏密都会影响文本演述。此外，仪式道场布置和具体仪程也与文本内容呈对应性，分别布置有神坛和鬼寨，以及代表不同神灵和鬼怪的木偶、面偶、绘画等[5]。仪式中东巴扮演相应角色，随文本演唱做出对应行为，如扮演成吓鬼、戏鬼、撵鬼、与鬼搏斗的样子，紧摇手中法铃、法鼓，舞动法杖，怒目圆睁，口中不断喊着“杀！冲！”，手上拿刀做砍劈状，把仪式场地内“仇人”木偶的脑袋砍掉，象征鬼魂被尽数杀死赶走[6]。除“垛肯”仪式外，《黑白战争》还在其他除秽和消灾仪式中应用，都是通过“模拟战争、迎请善神、扫清秽恶”系列程序，结合与之相关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达到清除污秽、求平安兴旺的功效。但在这些仪式中，叙事往往极为简略，仅为说明灾祸来源，东巴会根据具体情境决定如何演唱。此外，由于东巴主要为本村寨居民服务，因此其传承带有地域性特点，加之传承主体东巴个人特质的差异，造成各地《黑白战争》文本内容、唱腔不同，在仪式核心不变情况下呈现出多形态多异文共存的现象。 长期以来，《黑白战争》在纳西人心中拥有丰富的意涵，是与纳西族东巴信仰观念联结紧密、具有神圣性质的综合仪式实践及叙事传统。在仪式语境下，它以信仰为叙事动力，深嵌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指向与世俗分隔的神圣一面，有着严格的实践场景，以及相应的使用规则和禁忌。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展现出特定实用功能以及与之适应的情感色彩。叙事传统以口头演述为主要形式，文本内容与仪式行为具有互文性，拥有多重异文，在吟誦时具有一定弹性与张力。从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知识结构来说，以《黑白战争》为代表的东巴叙事传统，并非单一的书面文本叙事或口头叙事，而是具有仪式性、韵律性、功能性的综合性纳西族口头传统。
传统并非是完全静止和凝固的，处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决定了它会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流动。社会发展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各社会历史事件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同样发生在纳西族社会中。“改土归流”后流官实行“以夏变夷”政策，东巴信仰从纳西族政治文化中心淡出，东巴活动范围收缩至四周边远地区，生发东巴叙事传统的土壤已经松动。经历风云诡谲的20世纪，东巴信仰进一步退缩至社会场边缘，大部分纳西聚落不再举行东巴仪式，以仪式实践为载体的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失落，叙事传统的实用功能也被不同程度分解，但书面文本的记录为后人了解叙事传统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发展带来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的加快，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结构。人们享受现代化生活方便快捷的同时，不再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乡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然而，生发于传统农业社会、以熟人社会作为联结机制的东巴叙事传统，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受到强烈冲击，叙事对象和受众逐渐减少，叙事空间被压缩，叙事传统传承条件不再完善。另外，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和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和普及，人们对于信仰的观念和态度都发生极大转变，知识更新和民众心理转变致使以信仰体系为底色的东巴叙事传统失去传承基础，传承动力逐渐减弱。东巴叙事传统扎根于传统社会结构和地方信仰系统，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导致文化语境流失，叙事传统实用功能削弱也造成东巴“角色”的尴尬境地，作为传统知识权威如今不得不面临转型与后继无人的局面。
《黑白战争》作为东巴叙事传统出现在纳西传统社会，是在漫长时间进程中伴随纳西文化发展，逐渐生发、成长，最终稳固嵌入传统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主体在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下主动选择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已经是文化生产的产品。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信仰核心消失，生活方式改变带来传统文化语境流失，这给《黑白战争》传承带来挑战，但得益于东巴叙事书面与口头文本交融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也为《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了机遇。
二、《黑白战争》的史诗化：重塑民族精神
《黑白战争》在现代社会以纳西族“英雄史诗”为人所熟知。纳西族学者认为，《黑白战争》表达了古代纳西族人民矢志不移地追求、捍卫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赞美了他们对光明和正义的追求，以及同恶势力搏斗的不屈精神和民族品格，具有极高文学和审美价值，同时也是反映纳西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7]157。事实上，将《黑白战争》认定为纳西族代表性“史诗”，是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价值肯定，既体现了现代学科体系发展进程中对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的重新认识，也反映出国家话语体系下纳西人对民族身份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并实施大量民族政策，开启了民族识别工作。曾经自称为“纳汝”“纳罕”“汝卡”“纳日”“纳西”的族群有了共同的身份——纳西族。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确认自我身份，既是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牵动着每一个纳西人的心。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少数民族为调查对象，以抢救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目的”[8]。国家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尊重，激发了文化精英的民族自觉意识，使民族性成为这时期学科研究的指向，他们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找民族共同的根源，以确立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加强自我认同，这种现象自然也延伸到文学领域。
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提出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肯定。1961年编写工程启动，文学研究所制定了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编选和出版计划，提出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是编写文学史和研究文学的中心问题[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少数民族文化放到传统文学研究范畴中，既是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认可，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因此被赋予了新的价值。1979年开始，历时30年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再一次在国家层面得到肯定，进一步激发起民族自觉意识，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有力实践。
纳西族文化精英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纳西人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自觉对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扬弃。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东巴叙事传统由纳西人长久以来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共同缔造，由东巴经典这一书面文本作为载体传承。东巴经书源于民众的口头传统，又通过东巴的选择与创作，以韵文形式记录了许多神话传说。这些文本内容描述了民族历史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达，因此重新发现纳西族文学和历史就以译介这些经典为开端。在这一过程中，《黑白战争》因其在东巴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备受关注。《黑白战争》已有多个汉文译本问世，例如，李即善、周汝诚翻译的《懂术战争》（1963年）;和明信翻译的《董神与术神战争之经》（1964年）;和发源翻译的《董术战争》（1976年）;《纳西东巴古籍译注》（2001年）第25卷的《董术战争》、第36卷的《董争术斗》、第41卷的《董术征战》等;还有和志武翻译的《东埃术埃》（1994年）、赵银棠翻译整理的《东岩术岩——黑白斗争的故事》（1984年）以及杨世光翻译整理的《黑白之战》（1980年）等。这些译介使《黑白战争》在更为广大的范围流传，并且被人们熟知。 随着科学发展对信仰的“祛魅”，致使在地方文化的书写中，学者们更加关注《黑白战争》的文学特质，放大其审美性，作为单纯的文学文本重新纳入纳西族知识体系，《黑白战争》原先具有的实用功能与仪式演唱语境逐渐消弭，东巴叙事传统逐渐向文学场流动，开始“史诗化”的过程。随着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及纳西叙事传统和《黑白战争》研究的深入，学人将《黑白战争》与《创世纪》《鲁般鲁饶》并称为“纳西族三大史诗”。和钟华、杨世光主编的《纳西族文学史》充分肯定了《黑白战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对《黑白战争》的主題思想、修辞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奠定了《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学体系中的地位[7]157。
地方传统的每一次创新、丰富均是在既有的传统基础上完成的，这些传统成为地方民众生活稳定的文化基因[10]。首先《黑白战争》能够再生产为史诗，得益于本身拥有的丰富意涵。《黑白战争》源自东巴叙事传统，以诗体语言在仪式场合中唱诵，叙事内容完整，体量庞大，以战争为主要情节，涉及纳西族社会、信仰等生活场景，在体裁、内容、形式、叙事特点等方面都符合史诗具有的特征，属于纳西族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其次，《黑白战争》以“纳西族三大史诗”之一在文学系统中被凸显，与其在纳西族传统文化结构和叙事传统中的地位相适应。《创世纪》《鲁般鲁饶》和《黑白战争》涉及的都是大型且重要的仪式，文本内容与族源、历史相关，是纳西人认同和聚合的标志，在纳西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另外，“文学和艺术场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场域，因为在这个场域中，文学和艺术所使用的特殊象征性符号系统，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最高级、最细腻和最超越的表达方式，具有特别复杂、曲折、灵活和迂回的性质。在文学和艺术场域中，论述和表达系统所采用的象征符号，是多层次和多意涵的”[1]82 - 83。作为文学体裁的“史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宏大叙事的象征符号，包含古老、久远、崇高、辉煌等文化表征，成为民族英雄精神表达，“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11]。《黑白战争》叙述祖先历史，描绘主角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对于一个地理位置与人口数量都处在“边缘”的“小民族”来说[12]，这部“史诗”的出现对于塑造民族共同历史、提升民族自豪感起到积极作用。
《黑白战争》史诗化的过程，得益于其内在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纳西人顺应时代发展的自主文化实践，是在现代学科知识体系下对《黑白战争》的重新认识。“史诗”是民族精神象征和民族文化代表，《黑白战争》因其具有的高度审美性以及内容上“追求光明”的文化意义，与重塑民族精神、加强民族认同的需求不谋而合，成为变动时空中纳西族寻找自我的路标之一。在此基础上，纳西族文化精英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结合时代话语和学科结构，在逐渐深入的学术实践中，将《黑白战争》定位为“史诗”，实现了《黑白战争》的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也导致《黑白战争》文本交流以书面为主，出现了文本同质化现象，演唱语境逐渐收缩，处于叙事传统中心的口头性与多元性受到一定程度消解。但是，“英雄史诗《黑白战争》”这一产品的产出，一定意义上对叙事传统自身也产生反作用力，通过提升其在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其文本稳固性，完成了民间叙事传统的经典化，也为文化遗产语境下《黑白战争》再生产提供可能。
三、《黑白战争》的资源化：遗产语境下的再生产
“文化遗产制度是国家对事物价值给予认证的品牌构筑体系，同时又是对观光进行‘官方认证’的行为，在观光业中具有重要意义”[13]。文化遗产的评定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全民共享的价值标准，最大范围内代表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基本价值准则，经由选择、论证、申报等过程列入遗产名录，既是遗产的文化主体根据这些标准对自身进行文化阐释，也是通过国家甚至世界的权力资本为遗产赋能的过程。成为遗产后，文化传统在更广阔范围内被共享，得到更丰富理解和阐释，总体价值也得到认知和提升，遗产自身也成为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在这一语境下，遗产具有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双重属性，人们可以通过转换遗产资本来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获取现实的经济利益[14]，资本转换通常利用遗产旅游实现，遗产成为复兴民族文化的资源，同时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资源。
1997年，作为纳西族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随之而来是民众对地方的浪漫想象，丽江成为民众怀旧、乡愁的表达形式，丽江展现在不同“他者”眼中，成为更多人共享的“家乡”，与之相关的纳西东巴文化格外受到关注。与纳西族相关的地方知识不只成为当地居民自我享有的文化，其价值超越了民众日常生活，被推上人类共享的文化。以此为起点，旅游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纳西社会场域中旅游消费场的生发与繁荣，引发纳西文化整体资源化倾向。
随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使遗产观照到更细微的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地方文化传统通过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对话，确立自身合法性与权威性，也生产出更多具体文化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治体系，意味着地方文化传统和民众生活文化已然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以往相比，地方政府力量参与到新一轮文化价值建构，并且作用于文化资源分配。2009年，丽江市非遗保护经费定向拨给该项目保护单位，而且丽江市还将曾经被称为“三大史诗”的三部长诗作品，分别划给三个保护单位：《创世纪》保护单位为市非遗中心，《鲁般鲁饶》保护单位为玉龙县非遗中心，《黑白战争》保护单位为古城区非遗中心。各个非遗保护中心因地方政府工作要求倒致工作重心各有不同，三个文学作品中，《黑白战争》于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进一步被突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使《黑白战争》以民间文学和史诗形态在地方文化体系中被肯定，内容与性质通过国家认可更具稳固性和权威性，价值超越地方知识结构被共享，也在文化主体日常实践中得到彰显，成为超越地方的国家“遗产”。
文化遗产作为地方传统得到官方认可，这种国家与地方互嵌的形式是对大众富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发和消费遗产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遗产核心活力，即遗产的“地方性”，以保证遗产资源转换顺利进行，实现遗产再生产。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进行遗产资源分配的同时，也同样作用于遗产保护。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单个项目作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随着各学科讨论逐渐深入，“文化空间”[15]“整体性保护”[16]“基因保护”[17]等概念和方案被提出，加之地方遗产保护实践的跟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史诗化阶段《黑白战争》文本的固定化和同质化现象。丽江市于2001年出台《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经多次修订，形成2019年《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条例适用范围从市拓展到省，力图跨越地域限制和行政区域划分，从文化整体层面进行保护。古城区非遗中心通过摄影、摄像等数字手段留存影像资料，对仪式中的《黑白战争》及其演述语境进行综合记录，采录了木琛、杨玉勋、和秀东三位老东巴的完整演唱版本并录制成光盘，以此留存不同唱腔，丰富《黑白战争》的文本形式。作为遗产的《黑白战争》同样激发文化主体对东巴叙事传统自觉回应。2016年成立的“《黑白战争》培训基地”，由《黑白战争》代表性传承人和力民为基地负责人，在与非遗中心合作中开设多期培训班，从仪式实践到教学实践，是对东巴叙事传统语境再造的尝试。 遗产化为《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层面的保障，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资本再生，为东巴叙事传统回归日常、延续多样性带来积极影响。但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旅游消费场强势介入遗产保护，丽江古城随处可见东巴文化符号和表演。作为东巴叙事传统，《黑白战争》具有表演性与故事性，在旅游市场中通常以舞台展演形式出现。当下丽江旅游市场最吸引游客的演出是《丽水金沙》和《印象丽江》，演出故事性由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组合改编而成，《黑白战争》仅占少量篇幅。尽管有舞台展演体现东巴叙事传统的立体性，但碎片化处理方式导致文本严肃性消弭，仪式语境的缺失和舞台面向大众的展演也导致文本意涵被不同程度消解，原本具有神圣性质的仪式实践，成为具有娱乐功能的演出。
以获取经济资本和实际利益为导向，更多相关者参与到遗产资源化过程中，共同构筑遗产语境下传统文化价值的解构与阐释，以期实现民族文化的资本转换。文化持有者自身也积极投身资源再造中，然而，在旅游消费场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和阐释更多的是外来者——旅游公司、商家、导游、学者和观光者。这种状况，既是消费时代大众普遍地共同追求导致，也是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价值导向所致，其根本出发点是旅游和消费，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消费时代资本的文化“理想”[18]。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政府主导”的原则确立了政府在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遗产在拉动社会经济增長方面的优势，使政府更倾向于迎合市场，从而强势加入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对纳西族《黑白战争》的价值再造。旅游消费场内主体具有快速流动的特点，因此资本也需要尽快转换以达成实际经济效益，导致旅游市场中对东巴文化碎片化和符号化的利用成为主流，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展演性质格外受到关注，而原本具有商品性质的遗产产品由于本身具有经济资本优势也颇受欢迎。种种情况导致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消费场中不可避免被边缘化，造成遗产资源转换不平衡现象。
《黑白战争》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话语对话，并且重构《黑白战争》在纳西族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为保护和传承《黑白战争》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保障。不同于传统的自然变迁，当代民间文化日趋处于多种力量在场的协商和较量中[19]。遗产再生产与史诗化再生产一脉相承，将《黑白战争》提升为更高层次文化，使《黑白战争》成为更具代表性的资本象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与以往相比，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从政府到民众，从自我到他者，共同参与到《黑白战争》再生产过程中，以谋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资本。
四、结 语
民间叙事传统依赖地方文化体系，借助具体语境得到阐释和理解，因而当社会文化变迁时，民间叙事传统也会受到相应影响造成一定变异，这是叙事传统的本质属性之一。透过文化再生产视角，能够更清晰解读不同时段下文化主体如何参与文化生产实践，从而理解当代民间叙事传统传承方向，以及叙事传统的再生产逻辑。
《黑白战争》从综合性民间叙事传统到史诗，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涵和价值得到不同程度解构和重构，自身文化属性也得到一定整合，在文化持有者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应改变，而社会功能也从实用功能逐渐向审美功能流动。史诗化过程是对《黑白战争》的价值提升，追求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以获得民族认同感，重建民族精神。遗产化过程进一步使《黑白战争》成为超越地方时空和文化持有者的共享性文化，为更广阔的人所熟悉，又因为利益的驱动使《黑白战争》陷入更为复杂的话语关系，不同参与者相互博弈，《黑白战争》的文化再生产倾向由经济资本占据主导。总体来说，《黑白战争》史诗化与遗产化过程，完成对地方文化提炼、重构和整合，重新定位其在纳西族文化和国家话语中的地位，其价值一并得到提升。这是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基础上，多种关系和力量作用、多方参与的再生产实践。
《黑白战争》作为史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文化主体在多种力量交织下的自主选择。纳西族民众作为文化主体积极参与《黑白战争》再生产，或者说再生产也是纳西族民众对民族文化自主调适的结果，因此他们依据时代话语与知识体系架构重新定位以《黑白战争》为核心的文化产品，推动了民族文化价值提升。政治资本是《黑白战争》再生产的强有力参与者，在重新定位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但是，资源化再生产过程，旅游消费场的强势导致《黑白战争》整体场域内各资本力量发生倾斜，《黑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政治资本都有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倾向，需要在后续的保护、传承中加以引导。
实现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需要注意对传统核心的尊重与保护。以往对叙事传统的再生产主要以实现民间文学经典化为主，常常陷入对叙事传统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引发叙事传统文本同质化、文本数量收缩等问题。民间叙事传统具有口头性、表演性等特征，依赖演述时的语境得到阐释，因此后续实践中需要注重从整体角度进行叙事传统再生产。同时，在民间叙事传统再生产过程中，还要注意整合不同主体的力量和资本，实现对再生产方向的引导。在当代遗产化语境下，地方文化精英和政府文化单位占据主要的话语权，他们是再生产过程中对民间叙事传统赋能的主体，也是推动民间叙事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动能。
尽管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对民间叙事传统实施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并非完全相同，他们的诉求也不尽相同，产出的“产品”也有所区别，但其生产路径具有一致性，即以文化持有者为行动主体，立足自身传统核心，依照时代话语和现代学科知识系统，对民间叙事传统进行提炼、整合，完成其价值提升或再造，激发叙事传统传承动力。地方传统与外部价值体系的互相认可，使民间叙事传统有超越原本地方知识结构限制的可能，在更宽广范围内被理解和接受，从而提升文化主体再生产的积极性，带动地方知识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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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