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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莺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抛弃他的是薄幸子张生，而张生却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处于统治地位的礼教力量，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功名利禄思想，摧毁了张生一缕脆弱的情丝，也吞噬了莺莺这个纯洁少女的爱情。莺莺的悲剧结局，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关键词】崔莺莺悲剧根源
自从元稹塑造了崔莺莺这样一个血肉丰满极富魅力的形象，向人们表明：人的世界，感情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一个美丽、充满诗意的世界后，崔张的故事就广泛流传，并通过董解元、王实甫的加工改造，写成了杂剧《西厢记》这样一部反封建的优秀文学作品。崔莺莺也从一个缺乏反抗精神，受“阶级教养”影响的有局限的人物，发展成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元稹（779—831）子徽之，河南<今河南洛阳附近>人。是唐代与白居易同时齐名的诗人，世以“元白”并称。《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写的是张生与崔莺莺相识，崔莺莺冲破重重阻挠与他私下结合，而张生功名心重，离开蒲州到长安应试，最终抛弃了莺莺的故事。
在唐代，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思想上的禁锢比较松弛，既不像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不像宋代那样受理学的严密统治，思想比较自由，这些都对作家的思想感情有着积极的影响，促使市人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在市民思想、市民文学的影响下，文人创作小说传奇，也有很多反映冲破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主的作品，像《任氏传》、《柳毅传》、《李娃传》等等，《莺莺传》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元稹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解释，传中的莺莺也有着独特的性格特点。
莺莺性格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她的家庭，一是她的爱好。
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莺莺，长期受到封建教育，封建礼教在她的心里打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成长，她深深懂得封建礼教的冷酷与无情，养成了内敛深沉的个性。为了免遭礼教的迫害，她“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她的思想活动是隐蔽的，从不轻易向人透露。就是在她和张生私下结合之后，也是“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她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里。莺莺又“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文学作品里那种摆脱束缚，追求自由，歌咏爱情的思想，使她开始觉醒，一种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思想，开始在她的心灵深处萌芽。对旧的伦理道德，她动摇了，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她向往着自由的爱情生活。
这两种因素塑成了莺莺性格的特殊性，一方面，她的思想敏捷，有深刻的洞察力；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却又沉默寡言，稳重谨慎，从不妄与人交。在她内心深处，有着火一样的感情，举止却又文静闲雅，清淡平和，不失大家风范。沸腾活跃的内心世界于冷静持重的外表，是那样和谐统一在一起，这就是莺莺性格的特殊性。
我们看看莺莺在生活中的表现。母亲让她拜见张生，她“疾辞”不出，被迫出见，又对张生攀拉亲近的话不置一词。她在默默观察世界，提防世界，把观察和认识的结果，隐藏在心底。她心敏口稳，正是避免封建礼教的捕杀，以“贞慎自保”的一种表现。能够做到这一点，也确属不易。
然而莺莺毕竟是个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的少女，一旦有了适当条件，她就会做出超越常人的大胆的举动 ，张生主动，热烈的追求终于使莺莺追求和向往爱情的思想萌芽，一反往昔的矜持、端庄，终于逾越了礼教置下的重重障碍，与张生私下结合了。这是她为了幸福爱情而做出的一个大胆的反抗封建礼教的行动。即使是这样的举动，莺莺也始终保持着她独特的行动方式，“终夕无一言”，体现了她深沉内向的特点。她内心深处，向往着爱情，但在她用《明月三五夜》诗把张生约来之后，又用一大套封建说教来申斥张生，原因也是她要“自保”。一个生长在深闺的少女，而且是一个处处小心谨慎、事事不露形迹的少女，当她在做“偷情”这一事关重大的举动时，她的内心深处，感情与理智，人性与礼教教义，对前途后果的种种忧虑等等，该有着怎样激烈的矛盾斗争。对张生的约而斥之，也正是这种思想斗争的表现。经过了这几天的斗争，她终于下定决心，甘冒风险以求幸福，毅然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羁绊。那么，敢于向封建礼教进行斗争，冲破了封建礼教对自身的束缚，就一定能拥有一片光明的天地吗？当然不是，在封建社会里，因为追求爱情和婚姻自主而惨遭封建礼教吞噬的青年男女不胜枚举。尽管这样，她并没有扼杀自己追求爱情的思想，而是把这种思想隐藏起来，小心行事，她明于察，敏于思，慎于行，这是她不同于封建社会一般女子的地方。但她生活的，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所不能想象、难以应付的复杂而阴毒的社会。等待着莺莺的，也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最终被张生抛弃。
莺莺的悲剧性还在于，她清醒的头脑和她无能为力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几乎都有预感，而在行动上却一筹莫展。她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却又默默忍受着这个不合理社会加给她的痛苦。莺莺的愿望是朴素的，她并不希图张生由文词科举进身而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她之所以与张生幽会私合，是由于被张生的“没身之誓”、“终始之盟”所打动，产生了爱情的要求，她满以为有个可以依靠的终身伴侣。科举，不仅没有成为莺莺实现希望的阶梯，却恰恰成为她希望的一种威胁，这一点，莺莺心里很清楚。当张生“文调及期，又将西去”的时候，她就预感到她与张生永诀的日子到了，于是说出了那一大段肠断心碎的话：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是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
把问题看得何等透彻！如果是她看在张生的才华，寄希望于他由文词科举进身，那她当然不会在张生“文战不胜”的情况下，还向他表示“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的心迹，因为在当初没有“定情”，而“没身永恨，含叹何言”了。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却遭到了遗弃，在封建社会，妇女所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啊！但是莺莺并没有被生活压倒，她既没有绝望寻死，也没有“不事二夫”，孤独地了此一身生，而是含愤忍辱，迎着生活的风浪向前走去。在封建社会里，这又是她的出人之处。当张生后来求见时，她拒绝了张生的求见，这是她对生活的新认识，也是她所能做出的一种反抗形式。
莺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抛弃他的是薄幸子张生，而张生却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张生开始追求莺莺，是因为她的美丽，一旦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已满足，在新的利害冲突面前，张生抛弃了莺莺，他还嘲笑莺莺的感情，把自己寻死觅活追求过得女子，说成是“妖孽”、“尤物”，为自己的卑劣行径辩解。而小说作者用赞扬的态度，让张生发此谬论，这就暴露了他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张生抛弃莺莺另一重要原因，是他贪图荣华富贵，为到达这个目的，他进京应试，以科举做为进身的阶梯，并通过联姻，找一个财势双全的靠山，莺莺家已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他抛弃了莺莺。
处于统治地位的礼教力量，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功名利禄思想，摧毁了张生一缕脆弱的情丝，也吞噬了莺莺这个纯洁少女的爱情。莺莺的悲剧结局，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关键词】崔莺莺悲剧根源
自从元稹塑造了崔莺莺这样一个血肉丰满极富魅力的形象，向人们表明：人的世界，感情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一个美丽、充满诗意的世界后，崔张的故事就广泛流传，并通过董解元、王实甫的加工改造，写成了杂剧《西厢记》这样一部反封建的优秀文学作品。崔莺莺也从一个缺乏反抗精神，受“阶级教养”影响的有局限的人物，发展成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元稹（779—831）子徽之，河南<今河南洛阳附近>人。是唐代与白居易同时齐名的诗人，世以“元白”并称。《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写的是张生与崔莺莺相识，崔莺莺冲破重重阻挠与他私下结合，而张生功名心重，离开蒲州到长安应试，最终抛弃了莺莺的故事。
在唐代，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思想上的禁锢比较松弛，既不像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不像宋代那样受理学的严密统治，思想比较自由，这些都对作家的思想感情有着积极的影响，促使市人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在市民思想、市民文学的影响下，文人创作小说传奇，也有很多反映冲破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主的作品，像《任氏传》、《柳毅传》、《李娃传》等等，《莺莺传》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元稹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解释，传中的莺莺也有着独特的性格特点。
莺莺性格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她的家庭，一是她的爱好。
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莺莺，长期受到封建教育，封建礼教在她的心里打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成长，她深深懂得封建礼教的冷酷与无情，养成了内敛深沉的个性。为了免遭礼教的迫害，她“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她的思想活动是隐蔽的，从不轻易向人透露。就是在她和张生私下结合之后，也是“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她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里。莺莺又“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文学作品里那种摆脱束缚，追求自由，歌咏爱情的思想，使她开始觉醒，一种要求摆脱礼教束缚的思想，开始在她的心灵深处萌芽。对旧的伦理道德，她动摇了，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她向往着自由的爱情生活。
这两种因素塑成了莺莺性格的特殊性，一方面，她的思想敏捷，有深刻的洞察力；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上，却又沉默寡言，稳重谨慎，从不妄与人交。在她内心深处，有着火一样的感情，举止却又文静闲雅，清淡平和，不失大家风范。沸腾活跃的内心世界于冷静持重的外表，是那样和谐统一在一起，这就是莺莺性格的特殊性。
我们看看莺莺在生活中的表现。母亲让她拜见张生，她“疾辞”不出，被迫出见，又对张生攀拉亲近的话不置一词。她在默默观察世界，提防世界，把观察和认识的结果，隐藏在心底。她心敏口稳，正是避免封建礼教的捕杀，以“贞慎自保”的一种表现。能够做到这一点，也确属不易。
然而莺莺毕竟是个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的少女，一旦有了适当条件，她就会做出超越常人的大胆的举动 ，张生主动，热烈的追求终于使莺莺追求和向往爱情的思想萌芽，一反往昔的矜持、端庄，终于逾越了礼教置下的重重障碍，与张生私下结合了。这是她为了幸福爱情而做出的一个大胆的反抗封建礼教的行动。即使是这样的举动，莺莺也始终保持着她独特的行动方式，“终夕无一言”，体现了她深沉内向的特点。她内心深处，向往着爱情，但在她用《明月三五夜》诗把张生约来之后，又用一大套封建说教来申斥张生，原因也是她要“自保”。一个生长在深闺的少女，而且是一个处处小心谨慎、事事不露形迹的少女，当她在做“偷情”这一事关重大的举动时，她的内心深处，感情与理智，人性与礼教教义，对前途后果的种种忧虑等等，该有着怎样激烈的矛盾斗争。对张生的约而斥之，也正是这种思想斗争的表现。经过了这几天的斗争，她终于下定决心，甘冒风险以求幸福，毅然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羁绊。那么，敢于向封建礼教进行斗争，冲破了封建礼教对自身的束缚，就一定能拥有一片光明的天地吗？当然不是，在封建社会里，因为追求爱情和婚姻自主而惨遭封建礼教吞噬的青年男女不胜枚举。尽管这样，她并没有扼杀自己追求爱情的思想，而是把这种思想隐藏起来，小心行事，她明于察，敏于思，慎于行，这是她不同于封建社会一般女子的地方。但她生活的，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所不能想象、难以应付的复杂而阴毒的社会。等待着莺莺的，也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最终被张生抛弃。
莺莺的悲剧性还在于，她清醒的头脑和她无能为力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几乎都有预感，而在行动上却一筹莫展。她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却又默默忍受着这个不合理社会加给她的痛苦。莺莺的愿望是朴素的，她并不希图张生由文词科举进身而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她之所以与张生幽会私合，是由于被张生的“没身之誓”、“终始之盟”所打动，产生了爱情的要求，她满以为有个可以依靠的终身伴侣。科举，不仅没有成为莺莺实现希望的阶梯，却恰恰成为她希望的一种威胁，这一点，莺莺心里很清楚。当张生“文调及期，又将西去”的时候，她就预感到她与张生永诀的日子到了，于是说出了那一大段肠断心碎的话：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是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
把问题看得何等透彻！如果是她看在张生的才华，寄希望于他由文词科举进身，那她当然不会在张生“文战不胜”的情况下，还向他表示“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的心迹，因为在当初没有“定情”，而“没身永恨，含叹何言”了。
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却遭到了遗弃，在封建社会，妇女所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啊！但是莺莺并没有被生活压倒，她既没有绝望寻死，也没有“不事二夫”，孤独地了此一身生，而是含愤忍辱，迎着生活的风浪向前走去。在封建社会里，这又是她的出人之处。当张生后来求见时，她拒绝了张生的求见，这是她对生活的新认识，也是她所能做出的一种反抗形式。
莺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抛弃他的是薄幸子张生，而张生却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张生开始追求莺莺，是因为她的美丽，一旦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已满足，在新的利害冲突面前，张生抛弃了莺莺，他还嘲笑莺莺的感情，把自己寻死觅活追求过得女子，说成是“妖孽”、“尤物”，为自己的卑劣行径辩解。而小说作者用赞扬的态度，让张生发此谬论，这就暴露了他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张生抛弃莺莺另一重要原因，是他贪图荣华富贵，为到达这个目的，他进京应试，以科举做为进身的阶梯，并通过联姻，找一个财势双全的靠山，莺莺家已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他抛弃了莺莺。
处于统治地位的礼教力量，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功名利禄思想，摧毁了张生一缕脆弱的情丝，也吞噬了莺莺这个纯洁少女的爱情。莺莺的悲剧结局，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