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在《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自叙传略中，鲁迅曾如此回忆。这场变故，让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经历了牢狱之灾，也让鲁迅走上了和之前家族设定不同的人生道路。
　　鲁迅祖父的行贿事件
　　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四日，在金溪县任七品正堂知县的周福清突然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为了整饬两江吏治，沈葆桢一次性向皇帝参劾了12名大小官员，他给皇帝处理的意见或是“即行革职”，或是“勒令休致”，唯独对周福清评价为“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认为可以将周福清调整为负责教育的职位。
　　吏部经过讨论认为，周福清任知县已经超过了半年，不适合知县任职半年内不称职可进行调整的规矩，但可以按先例让周福清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退休。
　　这样的结果对于进士出身、刚刚40岁的周福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上下活动，经过一番运作，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皇帝签批同意周福清改为“教职”的文书。不过从手握地方权力的七品知县到清苦的教育岗位，周福清自然不满意，索性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并在当年九月就进入了内阁上班。
　　从濒临丢官的境地转圜到政府中枢工作，可见周福清不仅家庭条件优渥，他的人脉也非常硬，更为难得的是周福清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将近14年，可谓是如鱼得水。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周福清回到绍兴老家为母亲守制，这一年他的孙子周树人13岁。作为官宦人家，在本应是乐享天伦的时候，周家却因为一场祸事而家道中落，也自此改变了周树人的人生轨迹。
　　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松骏的一封奏折再次将周福清这个人名送到了皇帝的案头。就在25天前，负责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的座船行至苏州时，接到了一封“嘱托关节情事”的书信，以及一万元洋银的“支票”，这封书信以及银票的主人，就是当时从绍兴前往北京探亲的周福清。
　　周福清之所以会向负责浙江乡试的主考官疏通关系，一来是因为他的儿子周用吉（鲁迅父亲）要参加当年的浙江乡试，二来周福清和殷如璋都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有同年之谊，所以周福清才派人前往殷如璋的座船送上书信，借以说情、行贿。
　　封建王朝的官员最重乡党、师生以及同年的情谊，这都是可用的人脉关系网。至于官员之间为公务员考试串通作弊这样的“小事”，在晚清更是屡见不鲜。就连在吏治相对清明的清早期，康熙皇帝都不禁发出“近来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且为他人圖谋”的感叹。
　　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请托再正常不过，又有银元开路，周福清觉得此事万无一失。他不仅为儿子说情，还在书信中为同乡的马家坛等5个考生托请，但这5个考生和他们的家人并不知情。周福清打算在事成之后，向其他5家邀功，好将送给殷如璋的银子赚回来。但周福清没想到的是，这却险些将他置于死地。
　　行贿败露入狱8年
　　殷如璋在接到书信和银票后，当即叫人将书信和送信之人扣下，交给苏州府看管、提审。
　　行贿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处于“宁让人知，莫让人见”的官场灰色地带，一旦盖子被揭开，落实了科场舞弊的罪名，就是杀头的罪过。所以此案皇帝一知晓，即刻就让内阁发上谕将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周福清投案自首，而他的儿子周用吉和马家坛被革去功名，其他4人因在信中没有提到具体名字，逃过一劫。
　　按照咸丰八年（1858年）科场舞弊案的成例来说，周福清应该被问斩，但是殷如璋没有收受周福清的洋票，尚未构成实际行贿。加上周福清主动投案，刑部认为应当给其减刑，“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并将此意见呈递给皇帝裁决。但这份奏折递上去当天，皇帝亲笔批示道：“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变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本以为死定了，谁知事情又出现了转机。清朝每年秋后处决的名单都要再给皇帝重新审核，并且按照情实、缓决、可矜、承嗣留养4个档次进行发落。而周福清这个本应当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季被处斩的人，却被划归为“缓决”，一直拖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皇帝重新对周福清进行审核。诡异的是，皇帝第一次的意见是“著予勾”，但是这份谕旨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皇帝又下发了“周福清著免勾”的谕旨。
　　就这样，等待杀头两年后的周福清，神奇地保全了性命。但他并没有躲过牢狱之灾，从光绪十九年周福清投案自首开始，他一共在监狱待了8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才被“奏准开释”恢复了自由身，返回绍兴老家。
　　疑窦丛生的案情
　　虽然周福清被释放了，但是周家却是一蹶不振。本应当像祖父、父亲一样按部就班走科举道路的周树人，因为没有长辈照拂，转而投向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习西方知识，由此转变了他的思想和人生观。
　　而细细推敲之下周福清科场舞弊案里疑窦丛生。首先就是殷如璋与周福清分属同年，为何下手如此之重？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和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在船上，殷如璋不便给周福清派来等待回信的佣工陶阿顺回信，于是陶阿顺便在船外大声呼喊，将此事说漏，被同船之人听到。殷如璋为保自己的声誉，只好对自己“所托非人”的同年痛下杀手。
　　陶阿顺的来历也颇为奇怪，他本是绍兴陈顺泉家的佣工，被前往北京的周福清临时借用跟随伺候。可是周福清为官多年，而且还有钱给自己打点前途，怎么会连一个亲随家人都没有，要借用别家的佣工呢？甚至还将送信打通关节的事情交代给一个粗人呢？而且作弊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密之又密，周福清又为什么要节外生枝为同乡的5个学子疏通关系呢？
　　在周福清的供述中，他前往北京是为了探亲，可是周福清的家人以及亲家都在老家浙江。而且探亲为何还要随身携带一万元洋银的支票？周福清托殷如璋照顾的其他5名考生中唯一具名的马家坛，是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的儿子。鉴于清代官员丁忧回乡期满后不一定能够官复原职的情况，周福清携带巨款前往北京，很有可能是为自己的前程活动，疏通马传煦的关系，以谋求丁忧结束后能在内阁中保有一席之地。
　　在获悉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主考官后，周福清为了加重自己进京打通关系的筹码，才临时起意，请托殷如璋让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6人中举，并且特意点出了马家坛的名字。但他作为丁忧官员，本应在老家守制，不能轻易外出，这次“探亲”的举动不能让人知晓，所以只好托陶阿顺前往，没想到这名借来的佣工险些将自己送上法场。
　　既然周福清可以花大笔银子打点前程，自然也舍得将自家的银子拿出来救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周福清被捕入狱后，鲁迅一家的生活大不如前，经常出入当铺的原因。
　　但对周福清有利的情况是，晚清六部中的书吏如同绍兴师爷一样，大多数职位都被绍兴人把持，再加上“财可通神”，自下而上呈递给刑部尚书松溎的判决文件，自然会尽力为周福清开脱。如若不然，堂堂刑部满尚书又何以会为了一个汉族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引导性地提出可以减等免除死罪的意见呢？
　　而后周福清躲过两年秋审，皇帝前后谕旨不一，更能看出其中有人在暗暗发力，也反映出晚清大臣弄权的局面。那么侥幸免除死罪的周福清，为什么8年之后会被刑部同意释放呢？因为这一年刑部新上任的汉尚书叫做葛宝华，绍兴人士。
　　在遭受了8年的牢狱之灾后，光绪二十七年周福清出狱了，此时他的儿子周用吉早已经去世，孙子周树人也已经21岁，正在矿路学堂上学。逃出生天的周福清不仅对官场心灰意冷，更看透了官场下隐藏的肮脏。就在他出狱后的第二年，周树人前往日本学医，其中与周福清的鼓励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这次前往日本的留学，造就了赫赫有名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