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卢礼阳编著的《梅冷生师友书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成为朋友圈热议的一本书。梅冷生虽是温州名人，但毕竟是地方人物，他的师友基本都是当地人物，要为这些书札做注，非常不易，就人物小传而言，就很难写。但卢礼阳却给很多不知名的人物写出了小传，把他们和梅冷生之间及他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勾勒了出来，多侧面地展示了梅冷生朋友圈的历史生态。这本书收各类书札两百零八通，其中与慎社、瓯社有关的不下九十通，书末还附录了《慎社社约》、《慎社交信录》和《瓯社词钞姓氏录》，显然关于慎社、瓯社的史料是这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
　　1920年5月30日，梅冷生与友人创立慎社。不到一年，社员就达到八十七人，成为当时温州最大的社团。梅冷生《慎社与瓯社》写道：“那时永嘉已成立‘新学会’，主要会员系北大、南高师两校学生，我也不再邀请他们参加慎社，只有谷旸（寅侯）两个团体都参加。”这说明当时温州还有一个永嘉新学会。
　　1919年7月，姜琦与郑振铎、沈卓民等人在温州发起组织“永嘉新学会”，提出“改革旧思想，创立新思想与新生活”的主张。这个历史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温州籍学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回应。1920年1月，永嘉新学会会刊《新学报》创刊，姜琦在《发刊辞》中认为，“‘永嘉学派’之精义，在于即体即用，……与近今美国之实用主义（Pragmatism）若合符节”，然而“经制之学”仍“不免陷于墨守成法之弊”，故当“采取美国‘实用主义’，以药我‘永嘉学派’之病”，进而“使新旧学术融化于一炉，铸成一种学说，以谋适用于今日实际生活也”。
　　永嘉新学会会员共七十三人，人数上略逊于慎社，声势却很强。当时《新学报》发表的《知识迷信及信仰》、《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破除社会阶级》、《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其略史》等文章，与新文化思潮一脉相承，很有冲击力。《新學报》还大量刊登新小说和新诗，把白话文学运动推广到了温州，很有新气象。慎社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迎着对立面永嘉新学会而创设的。
　　慎社提倡继承南宋“郑、薛、陈、叶”之学，希望“穷经制之造诣”，“获臻实践之境”，以文章、气节相砥砺。1920年12月，梅冷生在致高吹万信中更明确指出：“储石（薛钟斗）平生极思表彰桑梓文献，以阐扬永嘉学术，……此最为仆所佩。盖郑、薛经制之学，自有千秋，发挥而广大之，足以经国。”这说明慎社和永嘉新学会都将永嘉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希望在实践中有所弘扬。只是慎社的做法是通过表彰桑梓文献来阐扬永嘉学术，永嘉新学会却想引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来改造永嘉学术，也就是说，在面对如何弘扬永嘉学派的问题时，慎社并无新的思想资源，永嘉新学会却有西学之助。还有慎社梅冷生这些年轻人并不惧永嘉新学会，而是积极吸纳社员，举行雅集，出版《慎社》，相信他们也能有所作为。梅冷生在《和邑宰休宁汪楚生》中自信地写道：“当世竞鹜新，慎社偏汲古。”
　　同样，梅冷生虽说“慎社偏汲古”，但在当时，如何汲古，如何把汲古所得呈现出来，服务当下，其实也是一个鹜新的问题。梅冷生当时似乎还未意识到汲古也须鹜新，夏承焘却感觉到了鹜新的迫切性。卢礼阳在夏承焘致慎社社友的前言中写道：“夏承焘外出他乡，对慎社活动旨向，依然十分关切，他曾致信梅冷生提出自己的主张。日记1924年2月12日透露：‘灯下作复冷生书，言慎社不可注全力于社刊一局部。结集数百人为一团体，须为地方上做一点事，免使人讥我辈为风雅闲人。’”此处征引夏承焘日记，应是看到夏承焘抓住了鹜新的问题，“须为地方上做一点事，免使人讥我辈为风雅闲人”击中了慎社要害，希望读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夏承焘与慎社社友通信的深意。
　　1920年7月，叶景辉致信梅冷生，认为倡组慎社是一盛举，“永嘉学派从兹复活，不仅作吾侪一时消遣计也，进而求之，厥功伟矣”。卢礼阳在信末加按语：“这是作者期待，也是梅冷生与社友的心愿。他们计划编印慎社丛书，设立社所，可惜因为人事变迁，薛钟斗早逝，梅冷生膺选省议员，夏承焘外出游学与求职，等等，最后未能如愿。”慎社星散，未遂初志，最重要的原因当是梅冷生离温去做省议员，导致群龙无首，自然涣散。但深层原因恐怕是以盟主为核心的传统社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所致。慎社表面看人多势众，但实际上是围绕梅冷生这个盟主形成的松散社团，其内部结构由书记、会计、庶务三部组成，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业务部门，而这个业务部门是调适汲古与鹜新、与地方文化建设接轨的重要机构，没有这样的机构，要为地方上做一点事，就没有计划，也没有具体操作的人手。一旦盟主离开，没有这样的机构支撑，没有制度保障，这个社团也就难以为继了。
　　在1951年梅冷生致方节庵信后，卢礼阳加有按语：“此通手札为八行笺，上方印有‘慎社用笺’四字，时隔三十年之久，仍有保存并使用，足见作者对慎社思念之深。”卢礼阳很注意书札的来源和格式，此处通过“慎社用笺”来解读梅冷生心境，是用细节说话，令人信服。想来“慎社用笺”不仅承载着思念，也还有未能如愿的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