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二期《山西据毒月刊》上一则发自太谷的消息《女科犯被捕——粉头低垂泪双流》写道：“驻谷毒品稽查第二路第一队，于十四日下午四时余捕获女科犯一名。该犯系太谷县东北小常村杨姓某之第三妾，身穿粉红色丝布短袄，外套黑缎背心，下穿青缎镶花边棉裤，年二十余，姿色颇佳。在众目之下，粉头低垂，羞泪双流，颇有羞愧之意，倒绑两背，左右及背后有武装稽查跟随，武装稽查后，尚有怀抱皮褥毛毯之家人数名，垂头丧气，紧相追随云。”当时的祁太秧歌编有《劝戒烟》：“家住太谷住城北，自幼儿许配给了念书的，奴男儿把洋烟吃，水里营生懒待做，嫁一个吃洋烟的男人气断奴的肠子。”类似歌谣，全国遍唱。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名县志》载民谣曰：“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破席摆过照尸灯，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锈成一根棍，老婆暗与旁人混。大烟鬼，心中忿，要说打他吧，浑身没有劲；要说杀他吧，刀子卷了刃；再说禀他吧，官府封了印。到此时，常发闷。只落个河中跳。井里奔，亲戚朋友全不问，狗腹以内出了殡。”1931年2月19日，阎锡山在指示太谷县长时特别提及该县现状：“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普遍，田野荒芜。”可见烟害在山西之严重。
　　从清道光初年，到国民政府成立时，鸦片流毒中国已有百年。为此，民众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非敌国外患所同日而语，其结果导致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军事孱弱，外交昏聩。从宫廷到民间，到处迷雾缭绕。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载：“内廷凡遇庆节演戏，召王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以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至，媵以烟泡三枚。犒赏之额，视官缺之肥瘠为等差，自十金至百金不等。光绪庚辰，俄人以索还伊犁事，几启衅。于时办理海防，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驻山海关。雷抵都，适孝钦万寿，得拜入座听戏之命。雷烟瘾极大，闻命深以为忧，乃浼人与内监商明，每小时必送茶一杯，每日六茶，每茶索犒千金，雷不得已从之。计听戏三日，而茶赏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为第一阔烟茶也。”徐珂《呻余放言》云：“山右之太谷、介休、祁县多富室，而男丁不蕃。相传保富之法，于男子之将届成年者，为其娶妾，并授以鸦片吸具，则为烟色所困，而无用财之他途。于是黄标紫标，绵延弗替，然烟色二者，为伐树之双斧。断丧既甚，生殖力锐减矣。”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中，曾描述清末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形：“中国人一般将鸦片称为洋烟。我的妻子说：‘访问中国家庭时，他们常常向我递上烟枪，妇女们见我拒绝就会表示惊讶，说她们还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呢。’”郭嵩焘临终遗嘱竟有“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条：“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可见当时国人吸食鸦片之普遍。
　　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在与英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海关税则》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翌年，民人买食鸦片亦得允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清廷曾统一对土药实施税厘并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筹集“庚子赔款”，又对洋土药也推行了征收政策，这使信誓旦旦、奔走呼号的禁烟者莫衷一是，不知所措。夏颂莱填词的《何日醒》痛心地写道：“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临。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实行“禁烟新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初三颁布了禁烟谕令：限种罂粟以净根株，分给牌照以杜新吸，勒限减瘾以苏痼疾，禁止烟馆以清渊薮，清查烟店以资稽察，官制方药以便医治，准设善会以宏劝化，责成官绅以期督进，禁官吸食以端表率，商禁洋药以遏毒源。据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载：“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除连颁谕令，要求各省督抚、将军严厉禁烟外，还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将禁烟方法、措施具体化。在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清末，全國大部分地区鸦片种植已根株净尽，烟馆已全部关闭，鸦片吸食者显著减少，鸦片进口与销售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因逊清政府之政令不行，而革命军政府则无暇顾及烟禁，故各省愚民因贪图小利，多偷种烟苗，致鸦片毒卉几有复萌之势，即已报禁绝之省份亦复种植。至于吸食及兴贩，更随处皆是。1912年3月2日，孙中山颁布禁烟令：“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而嗜者不察，本总统实甚惑之。自满清末年，渐知其病，种植有禁，公膏有征，亦欲铲除旧污，自盖前蛊。在下各善社复为宣扬倡导，匡引不逮，故能成效渐彰，黑籍衰减。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锢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中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本总统有后望焉。”此外，他还要求内务部“迅查前清禁烟各令，其可施行者，即转咨各都督通饬所属，仍旧厉行，勿任弛废。其有应加改良及未尽事宜，并著该部悉心筹划，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政府即发议案要求：“各省情况不同，应由督抚提交各该省咨议局妥慎斟酌办法，作为本省单行规则，一律施行，务以能达禁烟之目的为止。”各省也相继成立禁烟处，负责督办禁烟事务。随后又提出销烟限证管制，烟民登记制度，设立戒烟所等一系列措施。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歌唱集》收录有华航琛作词的《戒鸦片》：“叹鸦片输入中原，流毒正无穷。看年年无数金钱，输出实可痛。愿我同胞快禁绝，富强甲亚东。叹鸦片弱国病民，贻害实无边。看人人曲背扛肩，憔悴实可怜，康健乐天年。”戒毒在民间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然各省军阀挟兵自重，包揽地方税收，苦于筹饷乏术，乃视鸦片为其绝大利源，于是勒民种烟，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而裕饷糈，以致烟祸危害丝毫未减。此风一开，大小军阀群起效尤，演成国内争战滔天大祸。四川因各军皆以烟税为重要财源，全省一百四十余县，不种烟者，殆不及三、五县。至1930年，全国鸦片总产已达1.2万吨，七倍于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遥居各国之首。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无非两大原因，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改；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后者尤胜。
　　罂粟的种子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云南，后又传至川、贵、甘，再传陕、晋。19世纪中期，山西种植罂粟就已经相当普遍了。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十九年（1839年）在一份上谕中指出：“朕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最初山坡水湄偶尔播种，后来近则沃土肥田。晋省形势，南路重山复岭，绝少平原，北路固阴冱寒，每忧冰雹，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安得不匮。这样使得“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米粮”，“粮食渐缺，粮价日增”。道光元年，道光帝在上谕中曾指出：“山西太谷、介休等处竟有富商大贾贩此牟利者，著成格饬属严查，将贩卖之人拿获，按律惩治，勿令渐染成风，有伤民俗。”咸丰九年（1859年），山西巡抚英桂于省城设立筹饷局，规定行商“外来洋药、土药于入境之卡，土产药料于出境之卡，每百斤抽银三十两，再于落地行销处所抽银九钱三分八厘”。同时又规定本地有栽种罂粟者，计其药料收成多寡，在纳完正赋之外，按两纳厘。政府采取加征厘金税的办法，实际上使得种植罂粟合法化，纵容和助长了罂粟的种植和继续泛滥，鸦片种植业便以空前速度在各州县蔓延。同治年间，山西广种罂粟造成粮食产量减少，粮价上涨，引起清廷重视。到光绪初年几于无县无之。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曾忠襄公奏议》云：“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光绪初年，曾任山西学使朱酉山幕僚的许珏初入晋时，已为那里的罂粟种植之害所触动，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再到山西时，“亲见连畦接畛，遍种罂粟，視光绪初年增多且将十倍”。且“今内地自山陕陇蜀以至滇黔，遍种土药”。对于种烟日多的原因，其认为有三：一是种烟比种粮利厚，“晋民谨愿不敢亏国赋，而自昔年大祲之后，人民凋落，雇人种田率不足偿佣值，恃有罂粟始可酌盈剂虚，以致愈种愈繁”。二是当时社会上流行“以土药抵制洋药”的说法，“议者妄谓藉此可以抵制洋药，乃外洋贩运如故，而内地种植益繁”。三是地方官吏贪图土药税厘而鼓励种烟，在山西“自大同南至省城，沿路所见膏腴之地，遍栽此毒人之物。讯之土人，皆云官吏许民种植，但令少种路旁，多种僻地而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西全省的鸦片种植面积，据当时《农学报》记载：“山西莺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其中“太原一百七十六村，共种土药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七分；榆次一百五十村，共种土药三千零十三亩三分；交城一百四十五村，共种土药三千五百七十三亩八分；文水一百七十五村，共种土药四千三百零二亩五分；代州一百九十四村，共种土药五千零九十六亩七分；归化一百六十一村，共种土药四千八百八十五亩一分。”合计共30503.8亩。据《国际鸦片委员会报告书》统计数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西全省每年产鸦片30000担，居全国第5位，合计为300万斤，若以亩产20两计，约占耕地120万亩之多。至宣统元年山西产鸦片11620担，居全国第4位。在湖北省于1912年11月发布禁烟新令：“凡云贵川晋四省土药，一律不准运入鄂境。”山西烟土以“味好劲足”而名世。
　　瘾民数量少，种植面积小；瘾民数量多，种植面积广。另据《中国宣教会百年史》记述：“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国内地会于成都设有戒烟所101处，于太原（指山西全省）设立71处。”晋商以经商著名，为牟取暴利，开设烟馆竟也在其列。烟馆处有联曰：“一呼一吸精神爽；半吞半吐气味长。”“灯光不是文光，偏能射斗；文将并非武将，亦善用枪。”晋省烟土之多，烟民之众，言之骇人听闻。1904年10月16日，天津《大公报》记载：“晋省土药出产甚多，男人之吸烟者几居十之五，女人之吸烟者几居十之三。吸者半属苦力之人，古晋地虽贫瘠，工价甚昂，缘工人每日所入除衣食外尚须筹烟资也。”吸食品的花样且在不断翻新。种烟日繁，必致吸烟日盛。许珏《复庵遗集》云：“每询诸人，不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室而九，即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人而五。以予度之，当不至若是众也，意者十户中必有二三，十人中必有一二欤。或曰山西吸烟有‘留人不留户’之谚，谓间有不吸之人，断无一家全不吸者。”
　　罂粟自印度南洋传入至民初为鸦片时期，民初至民十五六年间为金丹时期，之后为器械泡时期。全省上下，上至官吏士绅、富贾地主，下至差衙走卒、贫下中农，染此瘾者，数不胜数，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而风尚所及，争相效尤，不念前途，甘心沉湎毒窟，虽蒙斯害，尚不知有所警惕，故山西为禁烟的重点区域也。清源县有民谣曰：“鸦片烟，吃上瘾，辫子结成饼，腰里捆草绳，婆姨跟别人，田产卖干净，衣裳不完全，卖儿又卖姻，他说不心疼。”又：“鸦片烟，上了瘾，头上发，缠成毯，儿姻不过问，婆姨跟别人，家产都荡尽，死在墙脚跟。”按县禁烟考核办对散发药饼数目的统计，清源县有烟民3081人，其绝对不止此数，因一烟民领饼后，会有数人分食，估计数字在三倍以上，且还有吸食器械泡及海洛因者，尚不在其内，而吸食芙蓉膏者，绝对不吸食器械泡，吸食器械泡者兼打高射炮者。
　　中国数十年来致今日贫弱之弊者，其咎安在？盖在民间吸食鸦片烟而已。许珏《复庵遗集》认为鸦片烟毒之害，首先是耗银甚巨，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其次是毒人身心，败坏风俗，“士大夫一经耽此，则志趣卑污，习为苟且，而人才日坏；小民一经嗜此，则身家倾荡，流为匪僻，而风化愈漓”。再者是病民贫家，“今则一朝耽好，终身废弃；一夫成瘾，八口皆饥。种植愈广，受祸之人愈多”。“向之力能作工者，既种则无有不吸，未几而不任作工矣；向之有田可种者，既吸则所入无余，未几而并鬻其田矣”。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随笔》载：“一日至戚家，见其夫妻反目。询其故，戚告曰：‘余吸洋烟，拙荆为我煎烟不善，故至反目。’予曰：‘贤哉！此司炊之主妇也。居中馈有人矣，胡反目为？’戚曰：‘目下烟土价昂，不敢浪费，令其酌量搀和烟料。乃彼不善调和，或搀入太多，不能过瘾；太少，则多费烟土。训之不服，以是反目。’予曰：‘搀和匀停，此须有料量之学。孔子为委吏，料量平。此圣人之学也，妇人乌能之？’戚大笑，其妻亦掩口而笑，和好如故。”这则故事反映出了烟土对吸食者家庭的财务压力。 　　烟害戕兵耗财，危及国本，山西作为烟毒大省，从曾国荃到张之洞，历任巡抚皆力主禁烟，且取得一定成效。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曾将曾国荃的禁烟奏折与山西制订的《查铲罂粟章程》向全国推广，勒令各地“一体严行查禁”。张之洞主政山西后，上奏请求在查铲罂粟之时，设戒烟局，劝戒吸食，移风易俗，加强综合治理。然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云：“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宣统二年（1910年）夏，曾在交城、文水一带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交文禁烟案”。清廷于宣统元年通令禁绝私种罂粟和吸食，但到次年时，交城、文水一带不仅未禁，且广为种植。时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居然向朝廷诳奏“晋省完全禁种，吸食者亦即绝迹”。为此，清廷于四月间欲遣钦差大臣来晋察勘。文水县令刘彤光为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翌年，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遂派夏学津率兵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图画日报》以“是豺狼也”为题，对其进行了叙述：“山西交城文水一带，居民因种烟苗，被官兵惨剿，刻已敉平。当统带夏学津驻扎交城时，城内西大街有郝某者，为人愿谨，家仅中资。二月十一日，突有兵数名，闯入其家，调戏妇女，肆行非礼，郝某上前恳阻，被一兵劈头一刀，立时毙命。”《晋阳公报》因揭露丁巡抚以禁烟之名，屠杀两地百姓暴行，遂以“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的罪名遭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出逃。
　　民国之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于1916年提出了“用民政治”，其以“六政三事”为中心，禁烟乃“六政”之一，同时还设立了“禁烟考核事务所”。之后发布的《人民须知》专设《戒吸烟》一条：“洋烟毒人的利害，人人都知，不必细说。如今又添了各样玛非、金丹等物，毒化比洋烟还大。从你们吃烟的一个人说，吃得熏死；从吃烟的一家说，现在洋烟金丹都是很贵，必定要吃的穷了，甚至于家败人散；从一省上说，每年买外处洋烟玛非金丹等项，大概费洋钱一千万元，所以近年来各县都少现洋现银，多是不兑换的纸票，弄的粮食很贵，百物都涨，连好百姓也跟上你们受害了。本督军结实告说你们：这洋烟、吗啡、金丹非禁不可，要不听本督军的话，就是枪毙你们，也不爱惜的。因为你们吃烟，害了自己一人其害还小，害的一家老老少少受累，害的国家和地方都受穷苦，这真是罪孽太大，不能宽容的。”仅1918年，即“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烟丸（金丹）共四千多起”。阎锡山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称：“窃查中英禁烟条约内载：‘民国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为全国种烟禁绝期，六年三月至六月为全国吸烟完全禁绝期。’山西禁烟一节，早经呈报肃清，运烟、吸烟，亦各依据条约期限，次第禁绝在案。惟以向系产烟最旺省份，吸食之户，比较他省尤多，六年六月吸烟禁绝以后，官厅赓续查禁，不遗余力。而前此烟民，因戒后犯病断而复吸，或吞服代用药品者所在多有；又兼以山西北界内蒙，西邻秦地，近数年来盗匪骚动，出没无常，黠民乘机窃种，奸商无赖，藐法输运，希图渔利；贩运一日未绝，则吸食一日难净。近复以烟价奇昂，由外阜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实繁有徒，非假借洋商名义，即冒充入口货物，稽查既难，破获非易，纵即发觉，因罪行甚轻，不足蔽辜，侥幸之心，未能消除。查吗啡之毒：施打，则残毁肢体；吞服，则腐烂肠胃；其害更烈于鸦片。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及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各县因无现款，纯用纸币交纳省库，名为收入，其实废纸。综上各情，不得不通盘筹划，另图禁烟方法，以扫除余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副，一律按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办；于治疗期间内，发觉吸食毒品、施打吗啡及吞服含有吗啡之药丸者，仍依法分别治罪。至于禁运一节，迭据平阳镇守使，河东道尹，暨荣河、兴县知县，离石驻防连长，及本署密探报告：‘陕西匪徒，本年大种鸦片，拟运入山西售卖’，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1920年，破获案件1.8万起，比前年增加四倍。据《介休历史纪事》载：1923年，介休县知事杨瑞鹏在城内关帝庙及三官楼巷、温家巷民宅设立戒烟所，各村烟民分批前来检查，轻者由村长领回，重者服“曼陀罗戒烟丸”，强制其戒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不得不面对痛遭国人谴责的鸦片毒品泛滥问题。1928年7月，颁布《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禁烟会议，研究各项禁烟问题的症结，厘订切实有效的禁烟措施。11月，全国禁烟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议决有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各种议案44件，并发表宣言，指出要“毅然痛割寓禁于征之秕政，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厉行铲除烟毒之计划。”随后，山西省政府颁发了《禁毒烟事告谕人民文》，要求烟民：“由民国二十五年起，按年岁分五年戒烟。一、二十五年年终止，三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二、二十六年年终止，三十一岁以上三十九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三、二十七年年终止，三十九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四、二十八年年终止，五十一岁以上六十岁以下者，一律戒绝。五、二十九年年终止，六十一岁以上者，一律戒绝。”处罚也十分严厉：“在应当戒绝年岁，而不戒绝者，处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自己愿意投戒，戒绝后又吸食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百元以下罚金，并限制交医勒令戒绝，经勒令戒绝而后又吸食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并限制交医勒令戒绝，三犯者处死刑。”对贩卖或運输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其数量在五百两以上者处死刑，贩卖或打算贩卖而持有或运输罂粟种子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得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另有对“打算营利以房屋供人吸食鸦片者”“利用限期戒烟执照而供人吸食以营利者”“帮助他人犯吸食鸦片之罪者”也都有规定。虽屡申禁令，犯者仍不绝。 　　禁烟乃苏民气、疏财路，发展民族工商业之基础。许珏《复庵遗集》云：“吾意始禁一二年后，食必果腹矣；又一二年后，衣之破者完，屋之颓者整矣。时则民气渐苏，民心渐奋，惰者思勤，弱者思强，向之贫者可免于贫，富者日以益富。方是时也，太原以东之铁路已成，盂平、泽潞之矿产渐出，晋民见矿路股票可以获利，必将出其积年所蓄悉数购归。计其时，总在五年以后、十年以前，固无俟远期也。”烟禁虽不绝，只是稍有成效，尽管如此，不出十年，正太铁路经过三年建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线竣工通车。第二年，集煤铁于一身的保晋公司成立。1920年，保晋铁厂用现代化技术工艺炼钢成功。1924年，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1928年，太原兵工厂以为北方之最。1933年，西北实业公司成立。贯穿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1933年5月开工，1935年12月即竣工。中国欲求富强之术，其速而易效者，无过于禁烟。
　　然山西禁烟后，使毒品价格猛升，周边省份的烟土纷纷流入市场。据1918年7月18日上海版《民国日报》载：“陕省陈树藩前以要求地丁押款不遂，乃大开禁烟私种烟土。曾经内务部派员查办，而该督尚诿为土匪所种，非彼势力之所能及，故电使空驰终归无效。近更私连各地，充斥晋边。闻阎督军恐此项烟土运至晋省影响民间，特于前日订定禁烟条例十二条，凡能拿获烟土一两者赏洋二十元，携带者处死刑云。”刘镇华督陕时，每年烟税收入都在1500万元以上，超过全省田赋的一倍。其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从者增收“白地款”13元。军队不仅给鸦片商贩充当保镖，且组织贩卖。陕西鸦片入晋通道有三：南部由大庆关入蒲州、解州，中部由兴县、离石、中阳、石楼渡口入，北部由河曲、保德入。当初公子夷吾是得到秦穆公的帮助才得以继位为晋惠公的，所以包括秦穆公在内的秦人都认为晋国欠秦伯一个人情。惠公四年（前647年），晋国发生旱害，国内粮荒，晋国遂向秦国借粮。秦国内部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仅不应借粮，还应趁机发兵于晋；另一派认为，应实行仁义，借粮予晋国。秦穆公采取了第二种意见，发送义粮给晋国。两年后，秦国也发生了饥荒，秦国则向晋国借粮，晋国内也是两派对立，结果晋惠公背信弃义选择了出兵。晋人欠秦人的那个两千年的情，在刘镇华时期算是抵平了。丹料则自河南输入，抗战时期，日本人在河南博爱、辉县、林县、武涉、修武等地相继设立了金丹制造厂。博爱大辛庄一所名曰“中和记”的金丹制造厂，日产红丸5000袋，日收入可达5000万元。丹料进入路线也有三条，晋城一路，高平一路，长治一路。鸦片出自印度，虽地属英国，而英人严禁吸食，无一犯者。日本亦然，其严禁国民吸食毒品，自割我台湾之后，也禁台湾之民吸食，但对中国却倾销之。山西境内的吗啡、丹药等高纯度毒品，即由日本公司设在天津租界的工厂生产，每日自正太铁路入晋的毒品达2万元。对于洋药，晚期时的许珏曾提过全国各省齐力“以土抵洋”的主张，认为应“诚仿山西《议禁章程》，各省老病之废人均吸本地土药，则洋药来华无过问者，势将不禁而自绝。纵或沿海省份不能照腹地省份一律办理，然吸者既少，则洋药之来源必衰。”在提倡禁毒的同时，却建议以土毒攻洋毒，真乃无奈之举。鉴于此，有人规劝阎锡山开禁烟片种植，阎在1932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为政府亦当有所不为，有劝余开种烟禁，借以减社会之输出，并可救济财政之不足者，是不知为之道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更是怂恿其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并公卖毒品，开设烟馆，先前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日本人还特设了经营毒品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致使毒品迅速蔓延到所有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1939年10月，“兴亚院”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毒化政策，奖励吸食毒品，借以达到增加税收、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收的资料，“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在沦陷区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以南京为例，当时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在浙江吴兴一县，就有烟馆200余家。
　　1939年，伪山西省公署规定每县必须种烟3000亩，并以“罚款”的名义，规定每种一亩征税20元。伪市长苏体仁对其民政厅长宋澈、财政厅长宋启秀说：“现在绥远大种罂粟，进入我省做成料面，一出一进，漏卮很大。不如我们大开烟禁，一则可以以毒攻毒，二则可以活动农村经济，你们看如何？”（见《日伪时期的山西省政府财政厅》，《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据日伪组织观察员统计，仅霍县因此就种植鸦片5000余亩，收割烟土25万两，每亩抽税51元，每年总计抽税25万余元。1942年，伪省公署专门划定榆次、平遥、崞县、代县等26县部分地区为种植专属区，强迫百姓栽种鸦片约3.26万亩。在太谷县，烟田面积达6000余亩，年税收约200万元。在赵城县，日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亦在2000亩左右，并下令每亩收取现金60元，限4月底前交清，如限期不交者立刻剥夺该土地耕种权。1942年至1944年，方山县农民在日伪强迫下，全县沿川和大沟4000余亩水地改种鸦片，占全县水地面积80%以上，致使该县万余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约占种烟区成年人70%以上。还强迫敌我交界地带广种罂粟，一方面可将毒品私运对方，一方面在两区之间划出一条无粮带，并在此区域设立制毒工厂。到1945年，太原等13县总计栽种大烟达6.62万亩。与1942年相比，到1945年日占区面积虽已大大缩小，但栽种鸦片的面积却扩大了，增幅达32%。蒙疆伪政权管辖下的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更加猖獗。1939年，晋北13县种植面积就达15.5万亩。据统计，大同一县583个自然村中就有近百个村子种上了鸦片，占全部水地95%。
　　由于日伪大力推行毒化政策，山西毒品泛滥，吸毒人数高达20万人。太谷县平均每村有3户人家吸毒或从事贩毒，每村每日销售毒品200余元，全县每年销毒支出达940万元，有些村庄吸毒者甚至达到全村人口50%以上，甚有儿童吸食者。祁县祁北区78村4万余人中，吸食鸦片毒品的成年人多达3370余人，约占成年人40%，因鸦片毒品致死者达1500余人。怀仁县吸毒人数在1943年最高时达万余人，约占全县人口八分之一强，吸毒人口中约有千人倾家荡产、两百多人卖儿卖女卖老婆。在运城，其毒化工作由日本宪兵队附属的密探队进行。密探队员皆当地不务正业者，且为瘾君子，其报酬不是薪饷，而是日军按月发放的海洛因，这些无耻之尤为获得毒品，甘心做任何事情。中国人好赌、好抽的心理，日本人很是了解。太原的一些私贩毒品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则摇身变为公开贩毒的“商会”或“公司”的老板，仅1939年10月至12月注册登记的“土膏店”就达21家。其目的在于把中国人永远变成“东亚病夫”，以便长期奴役之，同时实行经济上的掠夺。日本军方曾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军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中国近代的开端自鸦片战争始，国家的衰败与兴起竟皆与此有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自甘堕落、昏昏噩噩的国民，不知有多少志士为之泣血宵呤，扼腕长叹。呜呼！精神無根，随风摇摆，闲散寂寞，百无聊赖，凡事缺乏判断，只愿随俗而行，鸦片似可医此等空虚，殊不知沉溺既久，适得其反矣。倚之如身家性命，视之如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由此勤农转懒汉，富家变破产，民籍卖妻鬻子，官吏吞挪公项，人不可救药，国病入膏肓。文明在启蒙，富强在启智，禁烟何不然。否则，烟是禁了，但烟瘾还会以另外的形态不时出现。启蒙与救亡，启智与强盛，是那个时代未完成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