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怀明，字念文，新绛县古交镇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怀明幼年上过私塾，聪颖好学，加上家教甚严，知书识礼，为日后正直为人、认真做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7年，26岁的王怀明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读书，1923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山西的法学权威。历任国立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等职。1925年，任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军法处长。
访问延安 拜会中共高层领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归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建制。
1938年2月下旬，在太原失陷、临汾告急的形势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退驻晋西南吉县、陕西宜川一隅。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经常派人到吉县、宜川去，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工作。1938年夏天，阎锡山也派已担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的王怀明与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邱仰浚等人，到延安去访问。这一天，天色晴朗，王怀明、邱仰浚等人从山西吉县克难坡出发奔赴延安。
王怀明为人正派，正视现实，承认“牺盟会”在支撑山西抗战大局中的重要作用，与“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牛佩琮、牛荫冠、戎子和等相处甚洽，与杜任之、赵宗复的关系也很好。对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给予理解、同情和支持。到达延安的当天，邓小平、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就会见了王怀明一行，宾主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当他提出想拜会毛主席时，东道主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同志打着灯笼来了，引着王怀明、邱仰浚等人走进毛主席所住的窑洞。
油灯下，毛主席正伏在案头专心地写作。一听到有人进来，连忙站起身来，与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继而宾主落座，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还不时响起爽朗的谈笑声。王怀明开始时的紧张、拘束之感，顿时一扫而光。见到毛主席举止文雅，平易近人，又见到他膝盖上补的大补丁，身着褪了色的粗布衣装，朴素大方，不由得肃然起敬。
王怀明等与毛主席座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问询了山西前线的情况后，根据王怀明提出的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驳了亡国论，又批了速胜论。他讲话时挥动着手臂，不紧不慢，句句铿锵有力，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他带着湖南口音，坚定地强调说：“现在是群众的时代，只要群众组织起来，坚持下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中国！”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王怀明大有振聋发聩之感。
毛主席还告诉王怀明：“我刚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演。一连讲了好几天，讲稿不久即可印成小册子，总题目是《论持久战》。印好以后，给你们捎去一本，请诸位讨论，多提意见，补充指正。” 显然，中共高层对于王怀明的开明进步倾向也甚为赞赏，把他视为可以荣辱与共的朋友。
王怀明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原来他以为八路军大部分都是大老粗，只会打仗，没有什么学问，不懂什么文明礼貌。一到延安，王怀明看到边区干群一心、风清气正，大家住的虽是土窑洞，条件艰苦简陋，但是干净整齐，秩序井然。军民都忙着垦荒、纺花、生产、练兵，抗日热情极其高涨。这一切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怀明从延安访问回到山西不久，果然收到毛主席托人捎来的《论持久战》一书。王怀明拜读之后，更加佩服毛主席的英明睿智，深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后来他谈起这段历史时，衷心地说：“毛主席当时跟我们谈话时，一字一句很有分量。那时我就敬佩毛主席温文儒雅，学识深远，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是正确的，确实了不起！”
坚持正义 勇敢保护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抗日态度发生动摇，对抗日前途充满了忧虑和怀疑，想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从1940年春天就开始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到了1942年5月6日，双方高层竟在乡宁县晋军辖区举行旨在妥协勾结的所谓“安平会议”。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二战区内部一部分正义人士的反对，“安平会议”陷于僵局未有结果，但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政策仍未放弃；同时对阎进一步施加压力，在孝义区实行“经济进攻”。阎锡山被迫应对。经赵戴文推荐，阎任命潜伏在阎锡山集团内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通讯员杜任之担任孝义区“战工会”主任，担负对日“经济作战”任务。八路军办事处研究了当时态势，秘密指示杜任之“可以认真进行对日经济作战”。于是，杜任之到孝义后，立即指挥该地区军政民机关、团体，联合起来对日实行“经济作战”。对日本占领区设置严密的封锁线，控制货物出入，严禁毒品与伪联币流入，没收禁运物资和伪联币，打击汉奸和奸商。不法军官先后向阎锡山告状诬陷杜任之，太原日军也向阎锡山提出抗议。
阎锡山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对杜任之的身份有所怀疑，加之杜任之在孝义开展的“经济作战”，斷绝了阎军某些不法军官走私贩毒的发财门路，于是他们兴风作浪，捏造罪名，称“中共给杜任之有信”（实则子虚乌有），企图置杜任之于死地。阎锡山随即以“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叛变”等莫须有罪名，密令宪兵将杜任之逮捕，押解到克难坡准备加害。他对赵戴文说：杜任之是国际共产党，在孝义要叛变，我们要先下手，把他扣起来解决掉。阎锡山要同志会高干们分别签名，以集体决定名义逼迫杜任之“自裁”。在隰县的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闻讯，立即写信派人速交给父亲赵戴文，要求父亲尽力保护杜任之。赵戴文立即告诉孙楚、王怀明等高干，要他们拒绝签名。王怀明当即在高干会上指出：中共给杜任之有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杜任之是否接受？表示了什么态度？如果说，杜任之没有接受，也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那就构不成犯罪。王怀明还说：“我是法官出身，我看这个案子证据不足，是个疑案。我又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杜任之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我如果同意杀了好人，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上帝也会惩罚我的！”于是拒绝签字，当时任集团军司令的孙楚也同意王怀明的意见，拒绝签字。阎锡山杀害杜任之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除了保护杜任之，王怀明还在其他场合采取了一些开明举措，保护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7月，山西省参议会正式成立，王怀明被推举为议长。他在任时，用的两个秘书都是进步人士。其中一个叫张颔，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杜任之和赵宗复介绍过来的。另一个曾在延安工作过的刘幼萍，也由杜任之介绍。1947年秋，阎锡山在统治区大肆推行“三自传训”暴政。张颔和刘幼萍提出“民意机关搞‘三自传训’应该慎重”，王怀明就没有在参议会内开展“三自传训”。他还巧妙地与阎锡山“打太极拳”，组织参议会里的青年人，每天习练大小楷毛笔字，学习古典文学和唐诗三百首，并且在1947年参议会通过一项取消苛捐杂税的提案——“薄赋税，省刑法”。阎锡山知道后很不满意。
异国漂泊 每时每刻心系神州
1950年，王怀明到香港，在一个叫柳少青的爱国人士那里，给新绛老家发信，表示回大陆的愿望。此信先后转给了杜任之、王世英，最后交到时任国务院薄一波副总理手里，薄当即表示欢迎王怀明回大陆。后来王世英曾派人到香港与柳少青联系，不料王怀明因一时未獲回信而已离港。
1952年，61岁的王怀明赴美，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继续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其时，对于大陆谣言甚多，王怀明无法了解祖国真相。鉴于回国希望渺茫，在美的外籍人士觅职不易，为生活计，遂于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
在美定居之后，王怀明的收入除了少量养老金之外，还在中国城的书店经营一些图书业务，教授太极拳赚取一些收入，在纽约孔祥熙办公室协助处理一些私人函电。此机构撤销之后，王怀明已年逾古稀，年迈力衰，无人侍养，只好以全部退休金为代价，托人疏通，进入纽约一家犹太人的养老院养老。王怀明思念祖国，向往祖国，早想回归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63年，他曾通过一位香港朋友与国内亲属取得联系，表达回国愿望。1965年，王怀明的老师冀贡泉给他发函，对他回国愿望表示赞赏，并提出愿意资助旅费。王怀明因患胃溃疡做了两次手术，身体虚弱未能成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内乱，他与国内联系被迫中断。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王怀明欣喜若狂，立即筹划回国并获回国签证，哪知因年老力衰加之操劳过度，旧病复发住进医院，回国之事再次拖延。
回归祖国 风雨一生终见彩虹
1982年，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协助、安排下，王怀明回国之事终于水到渠成，一锤定音。是年3月，王怀明的儿媳李允芬顺利办好出国护照和美国驻华使馆的签证，自北京飞往纽约。我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冀朝铸特地看望了王怀明先生。5月6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李振东领事亲自用轮椅将王怀明送进肯尼迪国际机场，扶他上了飞机。
1982年5月8日凌晨2时许，91岁的王怀明在儿媳的陪护下，乘坐的航班在北京国际机场安全降落。漂泊半世的他，终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见了老朋友后，说的第一番话就是：“落叶归根，在海外30多年，我日夜所想所盼的就是回归故土，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终于回到祖国了！”
在北京，王怀明下榻燕京饭店。5月10日，时任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会见了王怀明，并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子女。5月12日，国务委员薄一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王怀明。王怀明激动地说：“我对祖国没什么贡献，回国后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很感惭愧！”薄一波亲切地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是支持过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对支持过我们的，对爱国的老朋友们，是不会忘记的！”
王怀明在北京住了十几天，游览了八达岭、十三陵等名胜古迹，还参观了北京市容、北京地铁。他连连称赞：“共产党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真是伟大！伟大！”
5月19日，王怀明返回太原，回到太原精营西二道街29号的旧居。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朱卫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志藩、王益民，省政协副秘书长冯瑞如等，都会见并宴请了他。朱卫华书记还介绍了祖国的四化建设，介绍山西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并建议他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各处走走看看，提提意见。5月24日，山西省副省长、省民革主任委员潘瑞征、省民革副主委李冠洋、刘逢炎等也设宴招待，欢迎他回国定居。
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安排下，王怀明参观了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说：“师资这么雄厚，设备这么好，校园规模这么大，原来是想不到的。”他参观了佛教寺庙、清真寺、天主教堂，亲眼目睹珍贵的佛经保存完好，目睹阿訇主持穆斯林教务，以及天主教徒做礼拜，感到惊奇又欣慰，心悦诚服地说：“中国共产党维护宗教自由，重视保护文物，完全按宪法的规定办事，好啊好啊！”他还给大家说：“迎泽宾馆和迎泽大街这些地方，解放前是一片臭水滩，现在是宽阔的街道和高楼大厦。我在迎泽宾馆住的时候，从窗户外面就可以看到迎泽大街的繁华和迎泽公园的美景，太原变化太大了！”
6月11日，民革山西省委员会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热烈欢迎王怀明先生回国定居大会”。在大会上，王怀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同30多年隔绝的老朋友、老同事们见面，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回国以后，我知道好多老朋友们都在不同岗位为祖国现代化出力，也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参加了各民主党派，团聚在一起，发挥民主党派的各自作用，这是国家团结兴旺的政治基础。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的。”他还说：“现在海外侨胞切盼祖国富强，切盼祖国统一，这就是孟子所说‘定于一’的人心基础。叶剑英委员长谈的九条，够宽厚了。现在全国的‘定于一’就等待台湾的回归了。我愿意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做出一些贡献。”
1982年6月14日，王怀明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与世长辞，享年91岁。6月21日上午，在太原双塔革命公墓为王怀明先生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省委书记朱卫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安志藩致悼词。悼词介绍了王怀明的生平以及我党和政府对他的评价。悼词还说：王怀明先生回国定居后，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怀念在台湾的老朋友。他说，大陆、台湾都是炎黄子孙，是骨肉同胞，我们同属中华民族、情缘于根、血浓于水，我们都是一家人、荣辱相关、命运与共。
1917年，26岁的王怀明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读书，1923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山西的法学权威。历任国立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等职。1925年，任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军法处长。
访问延安 拜会中共高层领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序列，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归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建制。
1938年2月下旬，在太原失陷、临汾告急的形势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退驻晋西南吉县、陕西宜川一隅。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经常派人到吉县、宜川去，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工作。1938年夏天，阎锡山也派已担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的王怀明与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邱仰浚等人，到延安去访问。这一天，天色晴朗，王怀明、邱仰浚等人从山西吉县克难坡出发奔赴延安。
王怀明为人正派，正视现实，承认“牺盟会”在支撑山西抗战大局中的重要作用，与“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牛佩琮、牛荫冠、戎子和等相处甚洽，与杜任之、赵宗复的关系也很好。对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给予理解、同情和支持。到达延安的当天，邓小平、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就会见了王怀明一行，宾主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当他提出想拜会毛主席时，东道主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同志打着灯笼来了，引着王怀明、邱仰浚等人走进毛主席所住的窑洞。
油灯下，毛主席正伏在案头专心地写作。一听到有人进来，连忙站起身来，与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继而宾主落座，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还不时响起爽朗的谈笑声。王怀明开始时的紧张、拘束之感，顿时一扫而光。见到毛主席举止文雅，平易近人，又见到他膝盖上补的大补丁，身着褪了色的粗布衣装，朴素大方，不由得肃然起敬。
王怀明等与毛主席座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问询了山西前线的情况后，根据王怀明提出的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驳了亡国论，又批了速胜论。他讲话时挥动着手臂，不紧不慢，句句铿锵有力，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神采。他带着湖南口音，坚定地强调说：“现在是群众的时代，只要群众组织起来，坚持下去，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够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中国！”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王怀明大有振聋发聩之感。
毛主席还告诉王怀明：“我刚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演。一连讲了好几天，讲稿不久即可印成小册子，总题目是《论持久战》。印好以后，给你们捎去一本，请诸位讨论，多提意见，补充指正。” 显然，中共高层对于王怀明的开明进步倾向也甚为赞赏，把他视为可以荣辱与共的朋友。
王怀明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原来他以为八路军大部分都是大老粗，只会打仗，没有什么学问，不懂什么文明礼貌。一到延安，王怀明看到边区干群一心、风清气正，大家住的虽是土窑洞，条件艰苦简陋，但是干净整齐，秩序井然。军民都忙着垦荒、纺花、生产、练兵，抗日热情极其高涨。这一切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怀明从延安访问回到山西不久，果然收到毛主席托人捎来的《论持久战》一书。王怀明拜读之后，更加佩服毛主席的英明睿智，深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后来他谈起这段历史时，衷心地说：“毛主席当时跟我们谈话时，一字一句很有分量。那时我就敬佩毛主席温文儒雅，学识深远，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是正确的，确实了不起！”
坚持正义 勇敢保护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抗日态度发生动摇，对抗日前途充满了忧虑和怀疑，想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从1940年春天就开始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到了1942年5月6日，双方高层竟在乡宁县晋军辖区举行旨在妥协勾结的所谓“安平会议”。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二战区内部一部分正义人士的反对，“安平会议”陷于僵局未有结果，但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政策仍未放弃；同时对阎进一步施加压力，在孝义区实行“经济进攻”。阎锡山被迫应对。经赵戴文推荐，阎任命潜伏在阎锡山集团内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通讯员杜任之担任孝义区“战工会”主任，担负对日“经济作战”任务。八路军办事处研究了当时态势，秘密指示杜任之“可以认真进行对日经济作战”。于是，杜任之到孝义后，立即指挥该地区军政民机关、团体，联合起来对日实行“经济作战”。对日本占领区设置严密的封锁线，控制货物出入，严禁毒品与伪联币流入，没收禁运物资和伪联币，打击汉奸和奸商。不法军官先后向阎锡山告状诬陷杜任之，太原日军也向阎锡山提出抗议。
阎锡山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对杜任之的身份有所怀疑，加之杜任之在孝义开展的“经济作战”，斷绝了阎军某些不法军官走私贩毒的发财门路，于是他们兴风作浪，捏造罪名，称“中共给杜任之有信”（实则子虚乌有），企图置杜任之于死地。阎锡山随即以“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叛变”等莫须有罪名，密令宪兵将杜任之逮捕，押解到克难坡准备加害。他对赵戴文说：杜任之是国际共产党，在孝义要叛变，我们要先下手，把他扣起来解决掉。阎锡山要同志会高干们分别签名，以集体决定名义逼迫杜任之“自裁”。在隰县的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闻讯，立即写信派人速交给父亲赵戴文，要求父亲尽力保护杜任之。赵戴文立即告诉孙楚、王怀明等高干，要他们拒绝签名。王怀明当即在高干会上指出：中共给杜任之有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杜任之是否接受？表示了什么态度？如果说，杜任之没有接受，也没有表示过什么态度，那就构不成犯罪。王怀明还说：“我是法官出身，我看这个案子证据不足，是个疑案。我又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杜任之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我如果同意杀了好人，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上帝也会惩罚我的！”于是拒绝签字，当时任集团军司令的孙楚也同意王怀明的意见，拒绝签字。阎锡山杀害杜任之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除了保护杜任之，王怀明还在其他场合采取了一些开明举措，保护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7月，山西省参议会正式成立，王怀明被推举为议长。他在任时，用的两个秘书都是进步人士。其中一个叫张颔，是中共地下党员，由杜任之和赵宗复介绍过来的。另一个曾在延安工作过的刘幼萍，也由杜任之介绍。1947年秋，阎锡山在统治区大肆推行“三自传训”暴政。张颔和刘幼萍提出“民意机关搞‘三自传训’应该慎重”，王怀明就没有在参议会内开展“三自传训”。他还巧妙地与阎锡山“打太极拳”，组织参议会里的青年人，每天习练大小楷毛笔字，学习古典文学和唐诗三百首，并且在1947年参议会通过一项取消苛捐杂税的提案——“薄赋税，省刑法”。阎锡山知道后很不满意。
异国漂泊 每时每刻心系神州
1950年，王怀明到香港，在一个叫柳少青的爱国人士那里，给新绛老家发信，表示回大陆的愿望。此信先后转给了杜任之、王世英，最后交到时任国务院薄一波副总理手里，薄当即表示欢迎王怀明回大陆。后来王世英曾派人到香港与柳少青联系，不料王怀明因一时未獲回信而已离港。
1952年，61岁的王怀明赴美，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继续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其时，对于大陆谣言甚多，王怀明无法了解祖国真相。鉴于回国希望渺茫，在美的外籍人士觅职不易，为生活计，遂于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
在美定居之后，王怀明的收入除了少量养老金之外，还在中国城的书店经营一些图书业务，教授太极拳赚取一些收入，在纽约孔祥熙办公室协助处理一些私人函电。此机构撤销之后，王怀明已年逾古稀，年迈力衰，无人侍养，只好以全部退休金为代价，托人疏通，进入纽约一家犹太人的养老院养老。王怀明思念祖国，向往祖国，早想回归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63年，他曾通过一位香港朋友与国内亲属取得联系，表达回国愿望。1965年，王怀明的老师冀贡泉给他发函，对他回国愿望表示赞赏，并提出愿意资助旅费。王怀明因患胃溃疡做了两次手术，身体虚弱未能成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内乱，他与国内联系被迫中断。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王怀明欣喜若狂，立即筹划回国并获回国签证，哪知因年老力衰加之操劳过度，旧病复发住进医院，回国之事再次拖延。
回归祖国 风雨一生终见彩虹
1982年，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协助、安排下，王怀明回国之事终于水到渠成，一锤定音。是年3月，王怀明的儿媳李允芬顺利办好出国护照和美国驻华使馆的签证，自北京飞往纽约。我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冀朝铸特地看望了王怀明先生。5月6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李振东领事亲自用轮椅将王怀明送进肯尼迪国际机场，扶他上了飞机。
1982年5月8日凌晨2时许，91岁的王怀明在儿媳的陪护下，乘坐的航班在北京国际机场安全降落。漂泊半世的他，终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见了老朋友后，说的第一番话就是：“落叶归根，在海外30多年，我日夜所想所盼的就是回归故土，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终于回到祖国了！”
在北京，王怀明下榻燕京饭店。5月10日，时任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会见了王怀明，并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子女。5月12日，国务委员薄一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王怀明。王怀明激动地说：“我对祖国没什么贡献，回国后受到政府的热情接待，很感惭愧！”薄一波亲切地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是支持过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对支持过我们的，对爱国的老朋友们，是不会忘记的！”
王怀明在北京住了十几天，游览了八达岭、十三陵等名胜古迹，还参观了北京市容、北京地铁。他连连称赞：“共产党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真是伟大！伟大！”
5月19日，王怀明返回太原，回到太原精营西二道街29号的旧居。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朱卫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志藩、王益民，省政协副秘书长冯瑞如等，都会见并宴请了他。朱卫华书记还介绍了祖国的四化建设，介绍山西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并建议他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到各处走走看看，提提意见。5月24日，山西省副省长、省民革主任委员潘瑞征、省民革副主委李冠洋、刘逢炎等也设宴招待，欢迎他回国定居。
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安排下，王怀明参观了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等高等院校，说：“师资这么雄厚，设备这么好，校园规模这么大，原来是想不到的。”他参观了佛教寺庙、清真寺、天主教堂，亲眼目睹珍贵的佛经保存完好，目睹阿訇主持穆斯林教务，以及天主教徒做礼拜，感到惊奇又欣慰，心悦诚服地说：“中国共产党维护宗教自由，重视保护文物，完全按宪法的规定办事，好啊好啊！”他还给大家说：“迎泽宾馆和迎泽大街这些地方，解放前是一片臭水滩，现在是宽阔的街道和高楼大厦。我在迎泽宾馆住的时候，从窗户外面就可以看到迎泽大街的繁华和迎泽公园的美景，太原变化太大了！”
6月11日，民革山西省委员会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热烈欢迎王怀明先生回国定居大会”。在大会上，王怀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同30多年隔绝的老朋友、老同事们见面，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回国以后，我知道好多老朋友们都在不同岗位为祖国现代化出力，也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参加了各民主党派，团聚在一起，发挥民主党派的各自作用，这是国家团结兴旺的政治基础。这一点我是感受很深的。”他还说：“现在海外侨胞切盼祖国富强，切盼祖国统一，这就是孟子所说‘定于一’的人心基础。叶剑英委员长谈的九条，够宽厚了。现在全国的‘定于一’就等待台湾的回归了。我愿意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做出一些贡献。”
1982年6月14日，王怀明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与世长辞，享年91岁。6月21日上午，在太原双塔革命公墓为王怀明先生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省委书记朱卫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安志藩致悼词。悼词介绍了王怀明的生平以及我党和政府对他的评价。悼词还说：王怀明先生回国定居后，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怀念在台湾的老朋友。他说，大陆、台湾都是炎黄子孙，是骨肉同胞，我们同属中华民族、情缘于根、血浓于水，我们都是一家人、荣辱相关、命运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