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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事权与财权并非“不对称”/中国可承受的年度调汇幅度为7%/产权调整效益正递减/ FDI技术溢出不平衡
焦点
地方事权与财权并非“不对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 平新乔
“中国地方预算体制的绩效评估及指标设计”
CCER中文讨论稿 2006年10月11日
地方政府在当前的中国财政资源格局中并非处于弱势。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地方财政支出已占到本地GDP的21％－22％，人均财政支出省均值过去十年上升了3.7倍，全部预算内支出的四分之三是由地方政府花掉的。因此，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对2004年数据的计算表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之和已经与其预算内收入相当，这构成了地方行政支出膨胀的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在基本公共品服务方面，地方政府的绩效从效率和公平性方面都远未达到目前公共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必须对目前地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进行改革。
以下改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实行的：第一，降低“纵向不平等”，减少政府行政层次，降低行政管理成本；第二，降低各地区公民在基本公共品需要满足上的不公平；第三，推进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体制改革，包括增值税、公用事业改革等；第四，制定更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第五，契约制度下建立新型的财政契约关系，即地方政府与人大、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在民主基础上的新型契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绩效预算。
宏观
产权调整效益正递减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江曙霞等
“产出吸引、制度演进与增量改革的产权边界”
《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模型分析表明，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追求是中国经济制度演进的主要推动力，社会公众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迫使政府推动经济制度向前发展。但由于无法获得完全有效的信息，最有的制度路径无法正确识别，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学习就成为中国的最优选择。
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特征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1960年－199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产权结构调整和教育投入等的拉动；之后主要靠外围制度调整、外资投入等变量拉动。而且，对1999年－2005年间数据的分析表明，产权结构调整的边际效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这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政策
FDI技术溢出不平衡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谢建国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
《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
2004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地。
分析显示，关于FDI对中国各省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如下结论：
第一，FDI显著提高了中国各省区的技术效率；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区域差异，它显著提高了东、中部省区的技术效率，但对西部省区的技术效率没有明显影响；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本身的技术效率水平，也存在着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四，相对于FDI而言，对外贸易对中国各省区整体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对于西部省份，外贸对当地企业技术效率的抑制效应甚至还大于溢出效应。
由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地区分布上的显著不平衡性，FDI有可能已经加大了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
对于西部省区来说，如何有效汲取并分享得自于对外开放与FDI的利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融
中国可承受的年度调汇幅度为7％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赵志君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处于被低估状态，平均低估幅度为17％；而且模型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微弱的通货膨胀效应，对美国经济则会产生微弱的通货紧缩效应。
再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产生的即时效应和滞后积累效应，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年度汇率调整幅度大约为7％。这样的升值幅度不至于造成人民币的高估，从而产生通货紧缩和贸易赤字。
因此，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有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汇率机制，应该坚持渐进式的汇率改革策略，而非进行一次性的汇率大幅重估。■
焦点
地方事权与财权并非“不对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 平新乔
“中国地方预算体制的绩效评估及指标设计”
CCER中文讨论稿 2006年10月11日
地方政府在当前的中国财政资源格局中并非处于弱势。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地方财政支出已占到本地GDP的21％－22％，人均财政支出省均值过去十年上升了3.7倍，全部预算内支出的四分之三是由地方政府花掉的。因此，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对2004年数据的计算表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之和已经与其预算内收入相当，这构成了地方行政支出膨胀的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在基本公共品服务方面，地方政府的绩效从效率和公平性方面都远未达到目前公共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必须对目前地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进行改革。
以下改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实行的：第一，降低“纵向不平等”，减少政府行政层次，降低行政管理成本；第二，降低各地区公民在基本公共品需要满足上的不公平；第三，推进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体制改革，包括增值税、公用事业改革等；第四，制定更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第五，契约制度下建立新型的财政契约关系，即地方政府与人大、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在民主基础上的新型契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绩效预算。
宏观
产权调整效益正递减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江曙霞等
“产出吸引、制度演进与增量改革的产权边界”
《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模型分析表明，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追求是中国经济制度演进的主要推动力，社会公众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迫使政府推动经济制度向前发展。但由于无法获得完全有效的信息，最有的制度路径无法正确识别，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学习就成为中国的最优选择。
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特征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1960年－199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产权结构调整和教育投入等的拉动；之后主要靠外围制度调整、外资投入等变量拉动。而且，对1999年－2005年间数据的分析表明，产权结构调整的边际效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这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政策
FDI技术溢出不平衡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谢建国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
《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
2004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地。
分析显示，关于FDI对中国各省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如下结论：
第一，FDI显著提高了中国各省区的技术效率；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区域差异，它显著提高了东、中部省区的技术效率，但对西部省区的技术效率没有明显影响；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本身的技术效率水平，也存在着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四，相对于FDI而言，对外贸易对中国各省区整体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对于西部省份，外贸对当地企业技术效率的抑制效应甚至还大于溢出效应。
由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地区分布上的显著不平衡性，FDI有可能已经加大了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
对于西部省区来说，如何有效汲取并分享得自于对外开放与FDI的利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融
中国可承受的年度调汇幅度为7％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赵志君等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处于被低估状态，平均低估幅度为17％；而且模型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微弱的通货膨胀效应，对美国经济则会产生微弱的通货紧缩效应。
再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产生的即时效应和滞后积累效应，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年度汇率调整幅度大约为7％。这样的升值幅度不至于造成人民币的高估，从而产生通货紧缩和贸易赤字。
因此，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有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汇率机制，应该坚持渐进式的汇率改革策略，而非进行一次性的汇率大幅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