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搜杀教民时，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 张鸣在《大历史的边角料》中自问自答: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结果还是杀。
　　常说日本人做事跟中国人不一样，有时候确然如此，譬如他们在禁止基督教时，测试一个人是否是教民的办法叫“踏绘”，也就是让其当着衙役的面，践踏耶稣或圣母马利亚的像。被测试者若不肯踏上一只脚，即被判为教民。某人被认定是教民，也不会立马就拔刀砍脑袋，而是强迫其改宗，拒不悔改才大刑伺候，乃至吊上十字架。
　　 日本历史分作五个时期，即古代(含原始)、中世、近世、近代、现代。把日本史置于世界史当中缕述，近世起始于大航海时代，那时洋枪和基督教开始传入日本。织田信长对这两样东西都大为喜欢，并将其作为对付旧权力和旧佛教势力的两手。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起初沿袭其政策，容许布教行为，但在1587年转而禁止。
　　 德川家康掌控天下，于1612年向全国发布禁教令，翌年驱逐传教士。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进一步强化禁教，不仅与积极布教的西班牙断交，禁止基督徒出国，还颁令只许欧洲船舶停靠在两个口岸，即长崎和平户。这样做不仅是因为疑虑信徒不服管，也是为阻止西日本一带的诸侯进行海外贸易获利，从而有资本反抗幕府。
　　 基督教却在日本禁而不绝，于是，已让位的德川秀忠在1628年命令长崎镇巡，用践踏纸画或铁铸圣像的方法对民众信仰严加甄别。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更是镇压了以基督徒为主的暴乱，与葡萄牙断交，只和非天主教国家荷兰、中国在长崎交易，史称“锁国”，其实相当于明朝的海禁。
　　 踏绘，起初是画在纸上，但容易破损，随着踏绘制度化，制成踏绘板。长崎衙门有30块踏绘板，有整块铜铸的，也有的在木板上嵌一块铜像，如今29块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最严厉实施踏绘的正是长崎。每年正月初四到初九，衙役们拿着踏绘板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验证。各家打扫出一个房间，盛装以待，大概很有点过年的气氛。衙役们来了，从箱子里拿出踏绘板，放在榻榻米上，手持踏绘簿，从户主到女仆叫到谁谁就向衙役一礼，站起来赤脚踩踏绘板，归坐再一礼。检验完毕，户主在踏绘簿上捺印。正月初八对烟花巷施行踏绘，妓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观者如堵。
　　 踏绘是一个炼狱，须人人过关。口头上表示叛教，甚至写悔过书，都可能暗喜能蒙混过关，但踏圣像一脚，心理折磨就酷烈了。《大历史的边角料》没写到被嫌疑教民的心理，可能因为拖出去砍了就是，他们来不及问一个为什么吧。信仰面临了考验，那会有怎样的心理呢?不妨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这位天主教作家初访长崎，来到大浦天主堂，避开熙攘的游客，在背静处闲逛，又走进一座叫十六番馆的洋楼：“在昏暗的馆内凝神伫立了片刻，不是为踏绘本身，而是看见镶嵌它的木板上有黑趾痕似的东西。那趾痕恐怕不是一个男人印上的，一定是很多踏的脚留下的。”远藤浮想联翩：踏的是什么人呢?怀着什么样心情踏的呢?要是我就不踏吗?不，要踏吧?
　　 此后，他便写出了名著《沉默》。这部长篇小说作为纯文学罕见地畅销，但却被一些教会列为禁书。在书中，潜入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人司祭踏了耶稣像，因为他觉得比起教会，比起布教，更要紧的是解救眼前被倒悬的三个信徒，就是耶稣在此，也会为他们而叛教吧。
　　 放弃基督改信佛，江户时代叫“倒下”。到了昭和年间，小林多喜二被警察拷打致死，他的同志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叫做“转向”。轻言放弃，不固执一种主义或文明，似乎也不是大和民族所独具的品格。当年我们很爱说把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曾几何时，他们翻了身，全民走资了。
　　明治维新成功后，新政府独尊神道，禁毁其他宗教。在欧洲列强施压下，新政府才被迫于1873年(明治六年)撤除了不许信基督的告示牌。1889年帝国宪法颁布，信教自由终于得到保障。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