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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1913），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银行家J. 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纽约去世。然而，在他身后的中华民国史上，先后出现了四个“中国摩根”——张振勋、梁士诒、宋子文和陈光甫。
“中国摩根”的称号，有的为别人赠与，有的乃自身期许。四人中，两个是著名商业银行的创办者，两个是中央银行的发起人，他们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各自的辉煌，也留下了各自的遗憾。
酿酒大王
“当我向来访的民国贵宾张振勋先生请教应如何解读中国时局时，他强调两点，一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承受着日本扩张的巨大压力，二是当前正是美国向远东扩大贸易影响的大好时机。
“张先生的回答充满智慧。他是中国商会联合会访美代表团团长，同时还是民国总统顾问、农商部高级顾问、南洋宣慰使、中国内河港口筹委会高级专员，曾获颁民国二等嘉禾勋章。他以‘中国摩根’著称。”
这是1915年6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与“中国摩根”对话》一文的开头两段，对“中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张振勋的专访。
张振勋即创建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弼士。这次出访美国，张振勋在《纽约时报》上对中国时局的见解并未引起国人关注，但他此行将携带的张裕葡萄酒参展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斩获金奖和银奖，则广为国人传诵。
张振勋是闯荡南洋的成功典范，也是回国投资兴业的侨商领袖。十几岁从广东大埔下南洋，经过 30多年的创业奋斗，1890年已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巨富，其商业王国涵盖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也就在这一年，张振勋接受清政府委任担当槟榔屿首任领事，五年后继任新加坡总领事，并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将海外积累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中国实业，从此走上亦官亦商的道路。
张振勋在金融方面的贡献，则是与盛宣怀等人一道，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的通商银行，强调“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张振勋不仅是这家新式银行排名第一的总董，而且投资10万两、入股2000股，是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私人股东。
“二总统”
1916年，张振勋去世。这一年，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的梁士诒，正处在仕宦生涯的巅峰时刻。该报6月4日刊登梁士怡的《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一文题记这样写道：“梁士诒的政治实力体现在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他能够对当局各个部门的事务施加影响。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及对中国银行业和铁路系统的控制，使得他拥有取之不竭的权力资源。”
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梁士诒获任总统府秘书长；当年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随后任海关税务司督办，有“活财神”和“二总统”之称。
芮恩施称梁士诒为“中国摩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秘书长梁士诒是‘中国摩根’，他在声望上仅次于袁世凯，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
张振勋参与第一家现代银行的筹建，梁士诒则参与了交通银行的筹建，并出任交行三把手“帮理”一职。
民国时期执掌交行的梁士诒，更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为交行谋求到了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迅速将交行打造成了与中国银行比肩的中央银行。而且，把银行作为财政“出纳”的梁士诒，不时向中行插手，并多次主张中、交两行合并，不过最终未能成功。
袁世凯死后，梁士诒因身为帝制祸首、直奉战争中奉军败北和反对北伐战争，先后三次被通缉流亡海外，然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又被请回国内，1921年底甚至被张作霖荐任为内阁总理。
T.V.Soong
1933年，梁士诒病逝于上海。这一年，称人生志向是做“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因为在财政及对日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严重分歧，相继辞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崛起于金融界。1934年，宋子文发起成立资本金达100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发起人会议召开时囊括了当时最著名的金融界巨子。
从不满30岁出任中央银行行长，闯劲十足的宋子文（T.V.Soong）先后在广州、武汉和南京政府执掌中央银行。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宋子文主持中国金融市场的整理与重建，制订《银行法》、“废两改元令”、《票据法》等数十个金融法规，可谓现代金融制度的奠基者。不过，这时宋子文是财政金融官员、而非真正的银行家。
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在汉口密谈，改组中国银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在中行工作了23年的张嘉璈被撵走，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成为这一中国最大银行的掌门人。
作为政治家办银行，宋子文执掌中行董事长十年间，利用自己的才华和与国民政府的种种特殊关系，对内扩展业务，对外大肆兼并，中行的金融王朝迅速壮大。到1937年中期，中行投资经营的企业遍及金融保险、工业矿山、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等各领域，地域遍及全国各地。
然而，抗日战争开始后，宋子文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中。1944年2月辞去中行董事长职务后，更是沉浮于政坛，直至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才脱离政治，定居美国。
商人特使
1915年6月张振勋在大洋彼岸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集股7万元、对外号称10万元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银行）正式开张。规模如此之小，甚至不如一些大钱庄，因而被称为“小小银行”。然而，这家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一二十年间便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这家银行的总经理，正是日后被美国人称为“中国摩根”的陈光甫。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成回国后，陈光甫担任过官办的江苏银行总经理。虽然他曾大力改革江苏银行业务，但新上任的江苏都督干预银行业务经营而使他无法施展手脚。因此，他辞职并决定创办一家新的私营银行。
陈光甫确定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标，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提出金融的全部奥秘在于信用，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创新是银行的命脉。要求银行“服务至上”，并率先在银行界开展“一元开户”“服务上门”，率先开展货物抵押贷款、开办外汇业务……
同时，陈光甫创立了第一家具有全国分社网络的中国旅行社。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陈光甫不只将上海银行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南京政府内政外交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发行3000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以解财困。陈光甫出任苏沪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力推销库券，蒋介石深为满意。
1936年，与美国政界、财界人物多有交往的陈光甫赴美，代表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美国收购中国白银问题，成功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爆发后，陈光甫再次代表国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依靠与美国财长摩根韬的私人关系和个人良好的信用，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
“商人特使”陈光甫经手的借款按协议如期归还，在美声望进一步提高。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抵达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其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
J.P.摩根像巨人一样支配着美国的金融世界，建立和拥有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以及整合地域广阔的铁路帝国，展现了一个银行家在美国经济崛起中的强大力量。
陈光甫，以及张振勋、梁士诒和宋子文，虽然被视为“中国摩根”，但毕竟不是J.P.摩根。与其说张、梁、宋是银行家，不如说张为实业家、梁和宋为政治家更合适。陈光甫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最后同样没能将自己的金融王国做大，而只能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移居香港，淡出中国大陆。
其实，当宋子文1935年就任中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勒紧金融统制的绳索，将中行、交行等众多银行国有化时，真正的银行家精神在中国已经被扼制。正如台湾学者王业键所说：“中国几个大银行的经理们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消蚀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制，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们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中国摩根”的称号，有的为别人赠与，有的乃自身期许。四人中，两个是著名商业银行的创办者，两个是中央银行的发起人，他们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各自的辉煌，也留下了各自的遗憾。
酿酒大王
“当我向来访的民国贵宾张振勋先生请教应如何解读中国时局时，他强调两点，一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承受着日本扩张的巨大压力，二是当前正是美国向远东扩大贸易影响的大好时机。
“张先生的回答充满智慧。他是中国商会联合会访美代表团团长，同时还是民国总统顾问、农商部高级顾问、南洋宣慰使、中国内河港口筹委会高级专员，曾获颁民国二等嘉禾勋章。他以‘中国摩根’著称。”
这是1915年6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与“中国摩根”对话》一文的开头两段，对“中国最富有的金融家”张振勋的专访。
张振勋即创建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弼士。这次出访美国，张振勋在《纽约时报》上对中国时局的见解并未引起国人关注，但他此行将携带的张裕葡萄酒参展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斩获金奖和银奖，则广为国人传诵。
张振勋是闯荡南洋的成功典范，也是回国投资兴业的侨商领袖。十几岁从广东大埔下南洋，经过 30多年的创业奋斗，1890年已成为南洋首屈一指的巨富，其商业王国涵盖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也就在这一年，张振勋接受清政府委任担当槟榔屿首任领事，五年后继任新加坡总领事，并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将海外积累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中国实业，从此走上亦官亦商的道路。
张振勋在金融方面的贡献，则是与盛宣怀等人一道，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的通商银行，强调“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张振勋不仅是这家新式银行排名第一的总董，而且投资10万两、入股2000股，是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私人股东。
“二总统”
1916年，张振勋去世。这一年，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的梁士诒，正处在仕宦生涯的巅峰时刻。该报6月4日刊登梁士怡的《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一文题记这样写道：“梁士诒的政治实力体现在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他能够对当局各个部门的事务施加影响。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及对中国银行业和铁路系统的控制，使得他拥有取之不竭的权力资源。”
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梁士诒获任总统府秘书长；当年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随后任海关税务司督办，有“活财神”和“二总统”之称。
芮恩施称梁士诒为“中国摩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秘书长梁士诒是‘中国摩根’，他在声望上仅次于袁世凯，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
张振勋参与第一家现代银行的筹建，梁士诒则参与了交通银行的筹建，并出任交行三把手“帮理”一职。
民国时期执掌交行的梁士诒，更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为交行谋求到了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迅速将交行打造成了与中国银行比肩的中央银行。而且，把银行作为财政“出纳”的梁士诒，不时向中行插手，并多次主张中、交两行合并，不过最终未能成功。
袁世凯死后，梁士诒因身为帝制祸首、直奉战争中奉军败北和反对北伐战争，先后三次被通缉流亡海外，然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又被请回国内，1921年底甚至被张作霖荐任为内阁总理。
T.V.Soong
1933年，梁士诒病逝于上海。这一年，称人生志向是做“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因为在财政及对日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严重分歧，相继辞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崛起于金融界。1934年，宋子文发起成立资本金达100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发起人会议召开时囊括了当时最著名的金融界巨子。
从不满30岁出任中央银行行长，闯劲十足的宋子文（T.V.Soong）先后在广州、武汉和南京政府执掌中央银行。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宋子文主持中国金融市场的整理与重建，制订《银行法》、“废两改元令”、《票据法》等数十个金融法规，可谓现代金融制度的奠基者。不过，这时宋子文是财政金融官员、而非真正的银行家。
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在汉口密谈，改组中国银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在中行工作了23年的张嘉璈被撵走，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改总经理负责制为董事长负责制，成为这一中国最大银行的掌门人。
作为政治家办银行，宋子文执掌中行董事长十年间，利用自己的才华和与国民政府的种种特殊关系，对内扩展业务，对外大肆兼并，中行的金融王朝迅速壮大。到1937年中期，中行投资经营的企业遍及金融保险、工业矿山、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等各领域，地域遍及全国各地。
然而，抗日战争开始后，宋子文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中。1944年2月辞去中行董事长职务后，更是沉浮于政坛，直至1949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才脱离政治，定居美国。
商人特使
1915年6月张振勋在大洋彼岸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集股7万元、对外号称10万元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银行）正式开张。规模如此之小，甚至不如一些大钱庄，因而被称为“小小银行”。然而，这家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一二十年间便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这家银行的总经理，正是日后被美国人称为“中国摩根”的陈光甫。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成回国后，陈光甫担任过官办的江苏银行总经理。虽然他曾大力改革江苏银行业务，但新上任的江苏都督干预银行业务经营而使他无法施展手脚。因此，他辞职并决定创办一家新的私营银行。
陈光甫确定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标，方法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提出金融的全部奥秘在于信用，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创新是银行的命脉。要求银行“服务至上”，并率先在银行界开展“一元开户”“服务上门”，率先开展货物抵押贷款、开办外汇业务……
同时，陈光甫创立了第一家具有全国分社网络的中国旅行社。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陈光甫不只将上海银行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南京政府内政外交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发行3000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以解财困。陈光甫出任苏沪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力推销库券，蒋介石深为满意。
1936年，与美国政界、财界人物多有交往的陈光甫赴美，代表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美国收购中国白银问题，成功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爆发后，陈光甫再次代表国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依靠与美国财长摩根韬的私人关系和个人良好的信用，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
“商人特使”陈光甫经手的借款按协议如期归还，在美声望进一步提高。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抵达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其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
J.P.摩根像巨人一样支配着美国的金融世界，建立和拥有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以及整合地域广阔的铁路帝国，展现了一个银行家在美国经济崛起中的强大力量。
陈光甫，以及张振勋、梁士诒和宋子文，虽然被视为“中国摩根”，但毕竟不是J.P.摩根。与其说张、梁、宋是银行家，不如说张为实业家、梁和宋为政治家更合适。陈光甫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最后同样没能将自己的金融王国做大，而只能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移居香港，淡出中国大陆。
其实，当宋子文1935年就任中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勒紧金融统制的绳索，将中行、交行等众多银行国有化时，真正的银行家精神在中国已经被扼制。正如台湾学者王业键所说：“中国几个大银行的经理们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消蚀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制，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们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