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产品生产的商品化、机械化、技术化和市场关系的爆炸过程，后现代社会则是“内爆”：意义坍塌或内爆为一大团混沌物，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现象与实在等一切传统的二元对立，其间的边界被悉数清除，大众传播媒介一马当先，滚滚生长出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hyperreal）。[1]当笛卡儿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作为现代性代表，遭到以胡塞尔所提出的“主体间性”概念和哈贝马斯由此所发展的“交往理性”等后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后，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主体哲学的批判，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意识成为哲学家们研究的热潮。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哲学家发现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无法完全解释目前面临的社会。因此一个新兴的哲学概念，“全球化”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此“全球化”是哲学概念中的“全球化”，不再是地理意义中的全球，是用全球化关联性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理念为其理论、胸怀、眼界，超越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必须被翻新，而不是综合和超越现代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文化研究”或“全球性文化研究”。“那么全球化作为―种新的哲学则既坚持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普遍、终极，同时也将这―切置于与他者、身体、特殊、过程的质疑之中。”[2]
与“全球化”思潮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帝国理论。全球化几乎完全推翻了文化帝国的设想，在文化研究中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汤姆林森在其《文化帝国主义》中，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或途径：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评判全球帝国主义的话语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一般被概括为用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被认为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殖民现象，同时还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文化概念。各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念都开始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渗透，由此，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得以发生。
然而就在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向，强势、独占媒介资源的国家或地区一定会建设出“文化帝国”的时候，各种媒介突然的激增和媒介使用的便捷性，瞬间颠覆了文化帝国的美梦。
媒介传播已经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渗透到每个国家原本的文化习俗中，媒体对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汤姆林森的著作中也提及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将用一种“同一性”来代替“自由性”和“创新性”。但是观察现阶段的全球文化发展，虽然要承认文化霸权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出现如汤姆林森所预言的“同一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文化疏通方式。首先是因为文化本质所导致。“文化未停止过流动，文化‘们’是在碰撞，在裂变，在寻找新的融合。今日所有的民族文化都不是天生独一的，就连民族本身也并不是单一来源的。不过，全球化则使这一古老的现象以其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向我们呈现出新的迫切性和问题性。”[3]其次是媒介渠道异常迅速地发展，促使信息交流异常频繁的新媒介时代到来。人们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和技术将使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迅速，这非但没有形成媒介帝国主义的垄断和文化帝国，反而更好地促进了信息文化的交流与互融，甚至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地球村”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着。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明教养下的人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交流，不同文化会走向怎样的发展方向？经过众多探索，“对话”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交流手段。如何对话，与谁对话，便成为另一个衍生出的议题。伽达默尔认为：虽然我们能够说我们“举行”一场谈话，但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是不怎么按着一方或另一方对谈者的意愿举行。因此，真正的谈话从来就不是我们意愿举行的那种。在一场谈话中没有谁能够事先就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4]金惠敏在《全球对话主义：20世纪的文化政治学》中，更简洁地解释了与谁对话的问题。他认为，―是与传统对话，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表现为传统的断裂，对传统的拒绝和否认，但更意味着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二是与他者对话。文本在存在的意义上与我们自己相通，如“文本间性”或“主体间性”所提示的，而它同时又是一种异在。因此，对话既可以是在一个传统内部的古今对话，也可以是与另外一个陌生文化的对话。[5]
目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影响和渗透并不总是单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它纵然不能增加已有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并突出其特色，也能使各国原有文化形态更加丰富，从而享受更高质量的文明。因此开展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各国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东方文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精神的文明，正在逐渐成为目前世界相对发展迅速的三大文明。而目前的冲突也多数来自这些文明间的不相容性，借用全球化的哲学概念和对话的渠道意义，如何使不同文明共生相处，正是目前一些学者的努力方向。很多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正在谋求促进不同文明，甚至是不同宗教信仰下的对话，其中以在山东举行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为代表的不同文明对话，正成为一些世界级学者期望以对话方式促进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平台。
除去文化自有的“碰撞”、融合等特征外，媒介的外力作用也是促成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媒体诞生到现今的全媒体信息化时代，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从狼烟传递信号到互联网信息共享，媒体所承载的信息量、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在不断增加。媒介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极。在西方权力研究中，媒介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外的“第四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媒介化的时代，大众传媒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方面都对大众传媒产生高度依赖。当人们被媒介所主宰，媒介信息就重构了真实体验，媒介就创造了一个生活的“拟像”。媒介帝国的理念和大型跨国媒介集团的建立，就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建立的首要途径。但是这种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即忽略了文化自身的共融性和互相性，同时也忽略了新媒介出现后，交流的不可封闭性和平民化。面对不断更新的媒介新时代，人们不断地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充分展现各国的文化魅力、生活方式、思维结构，兼收并蓄，使得世界文化形成一种“自由性”“创造性”的新环境。
但在现实中，国际传播的功能被有些国家误解，他们认为“传播就是力量”“消息就是权力”。他们要做的不仅是宣传自己，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而且以掌握国际传播的管道和流通工具为目的。在有些国家看来，如果能做到控制传播管道和流通工具就对自己有利，否则便是失利。在他们眼中，谁掌握国际传播，谁就能控制世界，统领世界。
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权力和效果都受其承载信息的制约。但是，媒介形式的不同也制约和要求信息要适应媒介载体。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随着新的媒介形式的不断涌现，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内容等，都开始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新媒介形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国际传播的态势和趋向。媒介在国际传播中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国际传播除去政治色彩的时政硬性消息传播外，多数是对本国自己的文化、生活的宣传。而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兼蓄性，文化之间会不断地彼此融合然后形成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孔子学院，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国外所接受。
媒介正在肩负着全球对话的渠道作用。其一，媒介发展促进全球对话的实现。“不只是一幅图画，其意味总是不那么明朗，当代新媒介公司更是直接地要求打破国家限制，以实现‘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变‘国民’为‘网民’，为消费者。……媒介全球化的宏大目标被标榜为增进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实现全球人民不分种族、信仰、国籍之享有平等和尊严。”[6]以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当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社会系统子环境中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因素则因其日新月异的变革特性，成为媒介生态环境系统的活跃因素。媒介的发展使得全世界的联系变得立体化、实时化，促成了全球各文化间对话的实现。就中国社会而言，伴随对外开放，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元素也正逐步融入西方社会，中国文化正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绽放光彩。世界文化正走向国际化、自由化、包容化，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用“同一性”占据世界文化巅峰，各种文化都将自由地、创新性地发展。
而在种种对话和交融中，虽然媒介为全球化发展提供的仅仅是渠道作用，但是按照编码解码理论，媒介在传输过程中也加入了自身特色的编码，各种文明也用自己的方式解码。或许会出现信息差距，但是媒介作为渠道的作用必须受到重视。“历史地看，媒介权力首先只是在政治的层面展开，是单纯的政治权力，其目标是历史的和谐，方式是以斗争产生基于正义的和谐;后来媒介权力也开始在社会的层面展开，又成为了社会权力，其目标是社会和谐，方式是以团结产生基于和谐的正义;至于媒介权力作为文化霸权，则是在全球过程中产生的。”[7]
其二，全球对话的需求反作用于媒介发展。伊尼斯从历史分析中认识到，“每当引进新的技术发明，由此而产生的全新的服务环境，就会使社会经验发生大规模的重新组合。”[8]伊尼斯认为不同类型的媒介突出不同性质的知识，不同性质的知识适合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掌握。全球对话的需求是在文化与文明发展路上的必然趋势，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不足以解决目前社会问题的时候，全球化应运而生。随后开始探讨全球化中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对话。那么这种对话的需求则是媒介技术自身发展之外的、另一个促进媒介创新的因素。让目前世界上的不同文明、文化在一个共同的时空进行对话，是一个基本难以实现的幻想，那么如何实现必须进行的对话，就需要一个作为对话介质的渠道存在，而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天然地拥有这样的能力。媒介也正是各方文明、文化主体善于运用的渠道，因此在全球对话的需求下，媒介也借助这一特点获得发展，当然也包括媒介地位的不断被重视。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1968年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主要集中在媒介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上。麦克卢汉曾设想过未来人们将生活在“地球村”，信息将使世界各地信息频繁往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革新，媒介形式开始多元化，信息流动开始迅速化，信息传授者间的交流开始便捷化，“地球村”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而这些都根源于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为公众接触媒介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便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提出了“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的新追求，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让人人都是“公民记者”的时代已经到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的媒介形式不断涌现。媒介已经不再是曾经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事情，媒体人也不再是编辑部内、电视后、收音机里遥不可及的文字、影音、声音了。媒介成为我们随时随身携带的生活常用工具，普通群众也可以参与媒介产品制造甚至成为信息发布者。这一系列的改变都归因于技术革新，但是这一系列的改变都对媒介发展、媒介信息传播、媒介环境甚至是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带来超越性的变革和改观。同样，这些媒介手段渠道的出现，对国际传播而言也意义深刻。新媒介正不断成为全球对话的利器，而未来，媒介也必将为全球对话主义发挥更多的作用。
注释
[1]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金惠敏：《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同上，第6页。
[4]同上，第25页。
[5]同上，第24页。
[6]同上，第29页。
[7]谢立文：《媒介权力论： 结构/精神/目标》，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8]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社
（责任编辑农郁）
此“全球化”是哲学概念中的“全球化”，不再是地理意义中的全球，是用全球化关联性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的理念为其理论、胸怀、眼界，超越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必须被翻新，而不是综合和超越现代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文化研究”或“全球性文化研究”。“那么全球化作为―种新的哲学则既坚持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普遍、终极，同时也将这―切置于与他者、身体、特殊、过程的质疑之中。”[2]
与“全球化”思潮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帝国理论。全球化几乎完全推翻了文化帝国的设想，在文化研究中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汤姆林森在其《文化帝国主义》中，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或途径：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评判全球帝国主义的话语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一般被概括为用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被认为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殖民现象，同时还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文化概念。各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念都开始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渗透，由此，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得以发生。
然而就在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向，强势、独占媒介资源的国家或地区一定会建设出“文化帝国”的时候，各种媒介突然的激增和媒介使用的便捷性，瞬间颠覆了文化帝国的美梦。
媒介传播已经左右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渗透到每个国家原本的文化习俗中，媒体对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汤姆林森的著作中也提及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将用一种“同一性”来代替“自由性”和“创新性”。但是观察现阶段的全球文化发展，虽然要承认文化霸权的存在，但是却没有出现如汤姆林森所预言的“同一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文化疏通方式。首先是因为文化本质所导致。“文化未停止过流动，文化‘们’是在碰撞，在裂变，在寻找新的融合。今日所有的民族文化都不是天生独一的，就连民族本身也并不是单一来源的。不过，全球化则使这一古老的现象以其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向我们呈现出新的迫切性和问题性。”[3]其次是媒介渠道异常迅速地发展，促使信息交流异常频繁的新媒介时代到来。人们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和技术将使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迅速，这非但没有形成媒介帝国主义的垄断和文化帝国，反而更好地促进了信息文化的交流与互融，甚至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地球村”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着。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明教养下的人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交流，不同文化会走向怎样的发展方向？经过众多探索，“对话”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交流手段。如何对话，与谁对话，便成为另一个衍生出的议题。伽达默尔认为：虽然我们能够说我们“举行”一场谈话，但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是不怎么按着一方或另一方对谈者的意愿举行。因此，真正的谈话从来就不是我们意愿举行的那种。在一场谈话中没有谁能够事先就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4]金惠敏在《全球对话主义：20世纪的文化政治学》中，更简洁地解释了与谁对话的问题。他认为，―是与传统对话，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表现为传统的断裂，对传统的拒绝和否认，但更意味着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二是与他者对话。文本在存在的意义上与我们自己相通，如“文本间性”或“主体间性”所提示的，而它同时又是一种异在。因此，对话既可以是在一个传统内部的古今对话，也可以是与另外一个陌生文化的对话。[5]
目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影响和渗透并不总是单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它纵然不能增加已有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并突出其特色，也能使各国原有文化形态更加丰富，从而享受更高质量的文明。因此开展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增进各国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东方文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精神的文明，正在逐渐成为目前世界相对发展迅速的三大文明。而目前的冲突也多数来自这些文明间的不相容性，借用全球化的哲学概念和对话的渠道意义，如何使不同文明共生相处，正是目前一些学者的努力方向。很多中国学者最近几年正在谋求促进不同文明，甚至是不同宗教信仰下的对话，其中以在山东举行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为代表的不同文明对话，正成为一些世界级学者期望以对话方式促进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平台。
除去文化自有的“碰撞”、融合等特征外，媒介的外力作用也是促成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媒体诞生到现今的全媒体信息化时代，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从狼烟传递信号到互联网信息共享，媒体所承载的信息量、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在不断增加。媒介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极。在西方权力研究中，媒介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外的“第四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媒介化的时代，大众传媒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方面都对大众传媒产生高度依赖。当人们被媒介所主宰，媒介信息就重构了真实体验，媒介就创造了一个生活的“拟像”。媒介帝国的理念和大型跨国媒介集团的建立，就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建立的首要途径。但是这种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断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即忽略了文化自身的共融性和互相性，同时也忽略了新媒介出现后，交流的不可封闭性和平民化。面对不断更新的媒介新时代，人们不断地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充分展现各国的文化魅力、生活方式、思维结构，兼收并蓄，使得世界文化形成一种“自由性”“创造性”的新环境。
但在现实中，国际传播的功能被有些国家误解，他们认为“传播就是力量”“消息就是权力”。他们要做的不仅是宣传自己，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而且以掌握国际传播的管道和流通工具为目的。在有些国家看来，如果能做到控制传播管道和流通工具就对自己有利，否则便是失利。在他们眼中，谁掌握国际传播，谁就能控制世界，统领世界。
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权力和效果都受其承载信息的制约。但是，媒介形式的不同也制约和要求信息要适应媒介载体。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随着新的媒介形式的不断涌现，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内容等，都开始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新媒介形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国际传播的态势和趋向。媒介在国际传播中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国际传播除去政治色彩的时政硬性消息传播外，多数是对本国自己的文化、生活的宣传。而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兼蓄性，文化之间会不断地彼此融合然后形成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孔子学院，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国外所接受。
媒介正在肩负着全球对话的渠道作用。其一，媒介发展促进全球对话的实现。“不只是一幅图画，其意味总是不那么明朗，当代新媒介公司更是直接地要求打破国家限制，以实现‘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变‘国民’为‘网民’，为消费者。……媒介全球化的宏大目标被标榜为增进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实现全球人民不分种族、信仰、国籍之享有平等和尊严。”[6]以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当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社会系统子环境中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因素则因其日新月异的变革特性，成为媒介生态环境系统的活跃因素。媒介的发展使得全世界的联系变得立体化、实时化，促成了全球各文化间对话的实现。就中国社会而言，伴随对外开放，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元素也正逐步融入西方社会，中国文化正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绽放光彩。世界文化正走向国际化、自由化、包容化，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用“同一性”占据世界文化巅峰，各种文化都将自由地、创新性地发展。
而在种种对话和交融中，虽然媒介为全球化发展提供的仅仅是渠道作用，但是按照编码解码理论，媒介在传输过程中也加入了自身特色的编码，各种文明也用自己的方式解码。或许会出现信息差距，但是媒介作为渠道的作用必须受到重视。“历史地看，媒介权力首先只是在政治的层面展开，是单纯的政治权力，其目标是历史的和谐，方式是以斗争产生基于正义的和谐;后来媒介权力也开始在社会的层面展开，又成为了社会权力，其目标是社会和谐，方式是以团结产生基于和谐的正义;至于媒介权力作为文化霸权，则是在全球过程中产生的。”[7]
其二，全球对话的需求反作用于媒介发展。伊尼斯从历史分析中认识到，“每当引进新的技术发明，由此而产生的全新的服务环境，就会使社会经验发生大规模的重新组合。”[8]伊尼斯认为不同类型的媒介突出不同性质的知识，不同性质的知识适合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掌握。全球对话的需求是在文化与文明发展路上的必然趋势，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都不足以解决目前社会问题的时候，全球化应运而生。随后开始探讨全球化中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对话。那么这种对话的需求则是媒介技术自身发展之外的、另一个促进媒介创新的因素。让目前世界上的不同文明、文化在一个共同的时空进行对话，是一个基本难以实现的幻想，那么如何实现必须进行的对话，就需要一个作为对话介质的渠道存在，而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天然地拥有这样的能力。媒介也正是各方文明、文化主体善于运用的渠道，因此在全球对话的需求下，媒介也借助这一特点获得发展，当然也包括媒介地位的不断被重视。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1968年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主要集中在媒介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上。麦克卢汉曾设想过未来人们将生活在“地球村”，信息将使世界各地信息频繁往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革新，媒介形式开始多元化，信息流动开始迅速化，信息传授者间的交流开始便捷化，“地球村”的设想早已成为现实。而这些都根源于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为公众接触媒介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便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提出了“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的新追求，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让人人都是“公民记者”的时代已经到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的媒介形式不断涌现。媒介已经不再是曾经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事情，媒体人也不再是编辑部内、电视后、收音机里遥不可及的文字、影音、声音了。媒介成为我们随时随身携带的生活常用工具，普通群众也可以参与媒介产品制造甚至成为信息发布者。这一系列的改变都归因于技术革新，但是这一系列的改变都对媒介发展、媒介信息传播、媒介环境甚至是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带来超越性的变革和改观。同样，这些媒介手段渠道的出现，对国际传播而言也意义深刻。新媒介正不断成为全球对话的利器，而未来，媒介也必将为全球对话主义发挥更多的作用。
注释
[1]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金惠敏：《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同上，第6页。
[4]同上，第25页。
[5]同上，第24页。
[6]同上，第29页。
[7]谢立文：《媒介权力论： 结构/精神/目标》，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8]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社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