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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对于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发展实践来看，2018年我国区域发展进一步分化。实施创新驱动的东部沿海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阶段；依靠内需和投资拉动的部分中西部省份继续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而主要依赖资源要素驱动的东北和西北部分省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失速。
从发展态势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已经明显形成了沿海第一梯队、内陆第二梯队和北方第三梯队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三大梯队涉及22个省（区、市），涵盖了国内90%的经济总量，形成了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的三大典型类型。而三大梯队外的其他地区，经济体量较小，发展特点介于第二和第三梯队之间，分化趋势尚不太明确。
区域分异的发展现实需要更加精准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機制。2019年，针对我国三大区域发展梯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瓶颈，需要针对三个梯队精准施策，通过优化开放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完善营商环境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实现更加协调和更高质量发展。
第一梯队：沿海外贸结构优化
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这8个省（市）是我国发达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数量接近4.5亿，经济总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人均GDP超过13351美元，率先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银行定义高收入行列（大于12056美元），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开放前沿，外部环境和中美经贸摩擦是影响第一梯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从2018年前三季度来看，8个省（市）经济增长6.8%，同比放缓0.6个百分点，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对外贸易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并且结构不断优化。
2018年前11个月，第一梯队8省（市）实现出口总额118676亿元，占全国的79.5%，增速达到6.5%，略低于8.2%的全国增速。
一是外贸依存度总体下降，抵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前三季度，8省市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56.2%，远低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02.3%，也低于2001年入世时的68.5%。从各省（市）来看，外贸依存度也普遍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广东、北京近年来下降较快。前三季度，出口第一大省广东的外贸依存度为73.7%，相比2014年全年已经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
二是出口结构优化，一般贸易和高技术产品比重上升。前10个月，广东一般贸易出口增长7.9%，高于加工贸易3.0个百分点；上海一般贸易出口增长9.7%，高于加工贸易13.5个百分点；福建前三季度一般贸易出口增长8.3%，占出口总额的73.0%，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江苏前10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5%，远高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3.9%）；浙江前三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0.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7%，分别占出口总额的43.4%和6.6%，比重同比提高0.3和0.2个百分点。
三是开拓多元出口市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前10个月，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4.9% ，高于出口增速4.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福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5.1%；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8.8%，高于全省出口增幅1.7个百分点。
第二梯队：内陆内需势头强劲
中西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这8个省（市）是人口大省、经济腹地、重要市场和制造业高地，人口数量接近5亿，经济总量占全国近三成，人均GDP达到7447美元，经济增速多年保持8%左右，是我国继东部地区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梯队和战略接续区。
2018年前三季度，第二梯队继续保持了全国增长高地的态势。经济增速达到7.8%，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江西、陕西、安徽、四川四省经济增速高于8%。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看，内需对第二梯队省（市）的拉动进一步增强。从投资看，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政策带动下，前11个月，第二梯队8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均高于全国增速（5.9%），除河南、重庆外，8省（市）中的6省（市）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从消费看，在新型城镇化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前三季度8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超过全国（9.3%），除重庆外的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10%。
第三梯队：北方触底迹象增多
对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6.5%年均增速底线，我们结合各省（区、市）实际，把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低于6%的定义为增长失速。2013年以来，全国先后出现过失速状态的共有黑龙江、山西、辽宁、甘肃、内蒙古、吉林、天津、海南这8个省（区、市）。
除天津和海南外，剩余6个省（区、市）总人口逾2亿，经济总量占全国九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共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资源依赖性较大，新旧动能转换迟缓，人均GDP水平和GDP增长速度同时低于全国，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梯队和攻坚区。
从2018年前三季度情况来看，第三梯队增长5.3%，部分失速省（区、市）已呈现触底迹象。例如，山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1%，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6%以上，初步走出经济增长失速的困扰；甘肃前三季度增长6.3%，时隔5个季度重新站上6%台阶；辽宁上半年增长5.6%，创下三年半来最快增速，不断逼近6%，前11个月工业增长9.7%，回暖势头得到巩固；黑龙江、吉林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实物量指标表现良好，前11个月发电量增长6.9%和10.6%，均不低于6.9%的全国增速。内蒙古2018年以来经济增速也呈现逐季回升态势，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幅相比上半年和三季度有所收窄。 需要指出的是，天津经济放缓与经济数据挤水分有关，而海南经济放缓则主要受房地产限购影响较大，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3.1%，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34.6%和17.0%，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等战略引领下，两省（市）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增长失速不会成为常态。
第一梯队需做好经济“压舱石”
沿海第一梯队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其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以更好稳定全国经济增长大势。而且沿海第一梯队在2018年整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全新起点上。
应对沿海第一梯队经济走势进行多情景研判，高度关注其中部分省市经济增速可能出现的较大幅度下滑迹象，储备相应的区域应对策略，及时化解和妥善应对风险。应充分认识到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积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把面向国内市场的外资生产环节尽可能留下。应进一步推进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减税降费，抓紧改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把沿海第一梯队打造成为我国创新的主要策源地，通过创新驱动推动沿海第一梯队高质量持续发展，促进沿海第一梯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征程中行稳致远，引领和带动其他相关区域高质量发展。
第二梯队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把内陆第二梯队培育成为我国继沿海第一梯队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接续区，力争在“十四五”末使内陆第二梯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陆第二梯队各省（市）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消费投资需求旺盛，内需支撑性较强。应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更大幅度更大范围的减税降费，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为振兴实体经济和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应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引导作用，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创新驱动激发内陆第二梯度的持久发展动力，力争使内陆第二梯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内陆第二梯队外贸依存度低，受外部环境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速度可能减缓，对劳动力、原材料、一般零部件的需求可能下降，第二梯队省（市）仍会受到间接影响，2019年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放缓压力。
应把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型城镇化作为第二梯队省份补短板、擴内需的重要举措。适度超前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推进长江、淮河航道整治与疏浚工作。发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培育第二梯队的内陆腹地中心城市，支持成渝城市群、大西安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大都市区、长株潭、大南昌都市圈、合肥经济圈等重点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将第二梯队的省会城市率先培育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构建多极支撑网络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三梯队需化解不平衡不充分
北方第三梯队是我国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也是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南北分异”中发展出现滞后的区域，一度出现了区域经济增长失速甚至“断崖式”下滑，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和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等多重问题在北方第三梯队交错，使得北方第三梯队转型升级的能力不足、动力不强。
北方第三梯队的核心问题是资源能源依赖性过高，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需要统筹推进稳增长和促转型，从而释放更多发展动能，确保北方第三梯队能够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小康，并通过转型升级在“十五五”时期末左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现代化。
北方第三梯队由于对外依存度很低，外部环境对第三梯队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2019年经济增长尽管会受国内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但在国家对问题区域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北方第三梯队经济增长虽然“稳中有忧”，但总体可控。
应坚定不移地以创新促进转型，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北方经济边际冲击基本触底的时候，尽早推动北方资源型省份和产业衰退型地区结构转型，通过去落后产能优化存量，通过培育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做优增量，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经济和经济结构过重的局面，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充分发挥北方第三梯队部分省份生态环境良好的优势，积极探索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通过“生态 ”、“绿水青山 ”、“旅游 ”、冰雪经济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生态服务价值市场化实现新机制，架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桥梁。
应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第三梯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既不走守着“绿水青山”不谋发展的穷路，更不走破坏“绿水青山”的发展歪路，走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绿色发展正路。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3、4期合刊。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所）
从发展实践来看，2018年我国区域发展进一步分化。实施创新驱动的东部沿海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阶段；依靠内需和投资拉动的部分中西部省份继续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而主要依赖资源要素驱动的东北和西北部分省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失速。
从发展态势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已经明显形成了沿海第一梯队、内陆第二梯队和北方第三梯队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三大梯队涉及22个省（区、市），涵盖了国内90%的经济总量，形成了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的三大典型类型。而三大梯队外的其他地区，经济体量较小，发展特点介于第二和第三梯队之间，分化趋势尚不太明确。
区域分异的发展现实需要更加精准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機制。2019年，针对我国三大区域发展梯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瓶颈，需要针对三个梯队精准施策，通过优化开放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完善营商环境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实现更加协调和更高质量发展。
第一梯队：沿海外贸结构优化
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这8个省（市）是我国发达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数量接近4.5亿，经济总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人均GDP超过13351美元，率先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银行定义高收入行列（大于12056美元），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开放前沿，外部环境和中美经贸摩擦是影响第一梯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从2018年前三季度来看，8个省（市）经济增长6.8%，同比放缓0.6个百分点，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对外贸易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并且结构不断优化。
2018年前11个月，第一梯队8省（市）实现出口总额118676亿元，占全国的79.5%，增速达到6.5%，略低于8.2%的全国增速。
一是外贸依存度总体下降，抵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前三季度，8省市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56.2%，远低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02.3%，也低于2001年入世时的68.5%。从各省（市）来看，外贸依存度也普遍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广东、北京近年来下降较快。前三季度，出口第一大省广东的外贸依存度为73.7%，相比2014年全年已经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
二是出口结构优化，一般贸易和高技术产品比重上升。前10个月，广东一般贸易出口增长7.9%，高于加工贸易3.0个百分点；上海一般贸易出口增长9.7%，高于加工贸易13.5个百分点；福建前三季度一般贸易出口增长8.3%，占出口总额的73.0%，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江苏前10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5%，远高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3.9%）；浙江前三季度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0.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7%，分别占出口总额的43.4%和6.6%，比重同比提高0.3和0.2个百分点。
三是开拓多元出口市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前10个月，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4.9% ，高于出口增速4.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福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5.1%；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8.8%，高于全省出口增幅1.7个百分点。
第二梯队：内陆内需势头强劲
中西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这8个省（市）是人口大省、经济腹地、重要市场和制造业高地，人口数量接近5亿，经济总量占全国近三成，人均GDP达到7447美元，经济增速多年保持8%左右，是我国继东部地区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二梯队和战略接续区。
2018年前三季度，第二梯队继续保持了全国增长高地的态势。经济增速达到7.8%，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江西、陕西、安徽、四川四省经济增速高于8%。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看，内需对第二梯队省（市）的拉动进一步增强。从投资看，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政策带动下，前11个月，第二梯队8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均高于全国增速（5.9%），除河南、重庆外，8省（市）中的6省（市）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从消费看，在新型城镇化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前三季度8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超过全国（9.3%），除重庆外的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10%。
第三梯队：北方触底迹象增多
对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6.5%年均增速底线，我们结合各省（区、市）实际，把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低于6%的定义为增长失速。2013年以来，全国先后出现过失速状态的共有黑龙江、山西、辽宁、甘肃、内蒙古、吉林、天津、海南这8个省（区、市）。
除天津和海南外，剩余6个省（区、市）总人口逾2亿，经济总量占全国九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共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资源依赖性较大，新旧动能转换迟缓，人均GDP水平和GDP增长速度同时低于全国，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梯队和攻坚区。
从2018年前三季度情况来看，第三梯队增长5.3%，部分失速省（区、市）已呈现触底迹象。例如，山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1%，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6%以上，初步走出经济增长失速的困扰；甘肃前三季度增长6.3%，时隔5个季度重新站上6%台阶；辽宁上半年增长5.6%，创下三年半来最快增速，不断逼近6%，前11个月工业增长9.7%，回暖势头得到巩固；黑龙江、吉林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实物量指标表现良好，前11个月发电量增长6.9%和10.6%，均不低于6.9%的全国增速。内蒙古2018年以来经济增速也呈现逐季回升态势，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幅相比上半年和三季度有所收窄。 需要指出的是，天津经济放缓与经济数据挤水分有关，而海南经济放缓则主要受房地产限购影响较大，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3.1%，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34.6%和17.0%，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等战略引领下，两省（市）未来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增长失速不会成为常态。
第一梯队需做好经济“压舱石”
沿海第一梯队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其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以更好稳定全国经济增长大势。而且沿海第一梯队在2018年整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全新起点上。
应对沿海第一梯队经济走势进行多情景研判，高度关注其中部分省市经济增速可能出现的较大幅度下滑迹象，储备相应的区域应对策略，及时化解和妥善应对风险。应充分认识到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积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资，把面向国内市场的外资生产环节尽可能留下。应进一步推进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减税降费，抓紧改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把沿海第一梯队打造成为我国创新的主要策源地，通过创新驱动推动沿海第一梯队高质量持续发展，促进沿海第一梯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征程中行稳致远，引领和带动其他相关区域高质量发展。
第二梯队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把内陆第二梯队培育成为我国继沿海第一梯队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接续区，力争在“十四五”末使内陆第二梯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陆第二梯队各省（市）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消费投资需求旺盛，内需支撑性较强。应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更大幅度更大范围的减税降费，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为振兴实体经济和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应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引导作用，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创新驱动激发内陆第二梯度的持久发展动力，力争使内陆第二梯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内陆第二梯队外贸依存度低，受外部环境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速度可能减缓，对劳动力、原材料、一般零部件的需求可能下降，第二梯队省（市）仍会受到间接影响，2019年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放缓压力。
应把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型城镇化作为第二梯队省份补短板、擴内需的重要举措。适度超前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推进长江、淮河航道整治与疏浚工作。发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培育第二梯队的内陆腹地中心城市，支持成渝城市群、大西安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大都市区、长株潭、大南昌都市圈、合肥经济圈等重点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将第二梯队的省会城市率先培育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构建多极支撑网络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第三梯队需化解不平衡不充分
北方第三梯队是我国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也是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南北分异”中发展出现滞后的区域，一度出现了区域经济增长失速甚至“断崖式”下滑，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和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等多重问题在北方第三梯队交错，使得北方第三梯队转型升级的能力不足、动力不强。
北方第三梯队的核心问题是资源能源依赖性过高，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需要统筹推进稳增长和促转型，从而释放更多发展动能，确保北方第三梯队能够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小康，并通过转型升级在“十五五”时期末左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现代化。
北方第三梯队由于对外依存度很低，外部环境对第三梯队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2019年经济增长尽管会受国内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但在国家对问题区域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北方第三梯队经济增长虽然“稳中有忧”，但总体可控。
应坚定不移地以创新促进转型，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北方经济边际冲击基本触底的时候，尽早推动北方资源型省份和产业衰退型地区结构转型，通过去落后产能优化存量，通过培育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做优增量，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经济和经济结构过重的局面，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应充分发挥北方第三梯队部分省份生态环境良好的优势，积极探索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通过“生态 ”、“绿水青山 ”、“旅游 ”、冰雪经济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生态服务价值市场化实现新机制，架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桥梁。
应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第三梯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既不走守着“绿水青山”不谋发展的穷路，更不走破坏“绿水青山”的发展歪路，走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绿色发展正路。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3、4期合刊。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