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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鬼怪的故事往往会让人毛骨悚然。然而，这些鬼怪故事都源于生活，源于现实生活中人带给人的恐惧。鬼怪的故事可以给人带来禁忌，而人更应该自我反思，避免过多无谓的互相伤害。
选文1
恐惧与希望 莫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了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20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选自《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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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一些禁忌束缚了我们的精神与行为并极力去破除它们，然而在获得真正的“自由”后，才发现自己的鲁莽与无知。特别是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一些美丽的禁忌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选文2
那些美丽的禁忌 王开岭
中国的青山绿水在哪？
我想，答案是：在有禁忌的地方。
惜爱草木，古即倡之。天人合一的儒家，早早流露出对植被的体恤。孟子道：“斧斤以时入山林。”也就是说，伐木要择时，不滥为。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札记·月令》正告：“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斩伐。”《荀子》亦云：“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以上“时忌”，主要源于惜佑之德，类似如今的“休渔期”，旨在让草木休养生息。但不难判断，这些竹简之言虽语气严正，但精神威慑力和伦理契约性都很弱，行为强制力几乎没有，“劝言”而已。
民间对树的尊崇和仰望，要等到草木图腾和相关禁忌文化生成之后。
植物有灵的说法，先秦有之，有位木神叫“句芒”。至于大规模的树膜拜何时开始、能量如何，我没细考，但在华夏的犄角旮旯里，随处可闻“树精”“树神”“树怪”的魅说。
我客居山东济宁时，窗外有条古槐路，街心有铁栏，护着一株数百岁的嶙峋老槐，每天清早，枝丫上都会新添一缕缕的红绸布，皆是夜里缠上的，用意不外乎祈福驱灾。这条路扩了许多回，树也从路边到了中央，可谁也不敢去伤它。甚至，为让老树享怡孙之乐，整条路全补种了新槐。
从前，凡去一个村子，村口总会遇一棵沧桑大树，北方以槐、榆、柳居多，南方以樟、榕、橡为主。该树往往地位显赫、待遇优厚，一打听，保准跳出一大堆灵异故事。 汉族社会的树崇拜，大概俗气些，总要从树家族中选出最特别的来供奉，其余则随意处置了。硕者为王、老者为寿、怪者为奇，一棵树若具备这几样特征，被景仰的可能性即有了。
相对于北方，南方乡民对树的感情和构思更丰富些，除“树精”“树怪”这些非凡个体，还把神圣的范围扩大到了族群：“风水林”。
广东鹤山雅瑶镇昆东村后的小冈上，有一片风水林，相传从南洋带回的种子。该树叫格木，为亚热带珍贵树种，其大龄者已逾两百岁。上世纪60年代，某造船厂许以两台拖拉机换这片木材，被村民一口拒绝。且不说经济实惠，那个高音喇叭天天喊阶级斗争、反封建迷信的年代，敢拒绝尔等要求，足见“风水林”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了。
风水林，让“青山绿水”的比率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了。从单株神树到成片的风水林，人的敬畏范围和禁忌力度在放扩，受惠面积和获益程度也在增长。
较之汉族社会，少数民族的树神崇拜，情感上更天真，纪律上更严格，行动上更彻底。贵州的苗、侗两族，自古崇拜草木，在其眼里，树等于神灵和福祉。每年春，族人都要过“树秧节”，人人种苗造林，连未婚男女的信物也是一棵树苗。还有个风俗：谁家婴儿降生，全寨老小要齐力替之栽种100棵杉苗。
西双版纳，乃中国热带雨林最完整、面积最大之地，为什么呢？并非偏僻荒凉，而因这的居民有个共同的图腾：神林。视树为衣食父母，为感恩示敬，将大片地势好、近水源的森林供为“神林”“龙林”——在那，连花草禽兽也被视为精灵，不得侵扰。那里要求寂静与安详，不允伐木、狩猎、开垦，不允喧闹、泄秽、有猥亵之语，连枯枝落果也不得捡拾。整个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有600余处，近10万公顷，其中珍稀植物和药用植物200余种。
中国最大的植物种子和基因库，寂静如初、仓储完好，靠的是“门神”。
靠的是“闲人免入”和“肃静”的牌子，是精神防护罩和铁布衫。
有了这些，它刀枪不入。
如今，很多事都应了那句老话：礼失而求诸野。不仅西双版纳，“神林”在滇桂川黔等其他部族也盛行。
害怕，有时候是美丽的。怕久了，入了骨，便成爱。上苍佑之，必使之有所忌，有所敬，有所自缚和不为……如此，其身心才是安全、舒适的，像一盘有序、有逻辑和对手的棋。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对比欣赏
《恐惧与希望》与《那些美丽的禁忌》两篇文章，一个写鬼怪比人在给别人带来恐惧方面稍逊一筹，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多一些禁忌与敬畏；一个写生活中应该多一些美丽禁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心生敬畏，生活中的美丽风景才会永存。两篇文章都着眼于现实生活，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言，都提出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对于读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们在文章内容、艺术手法、语言上却是同中有异，具体如下：
一、文章内容上
《恐惧与希望》写了作者儿时听老人们讲述鬼怪的故事，自己十分恐惧，但是母亲告诉他人更加可怕，作者在以后的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性，他经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最后，他希望人与人之间少些伤害，多一些禁忌与敬畏，这样生活将会充满希望。《那些美丽的禁忌》用北方与南方，南方的城与乡的“绿”作对比，用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对图腾文化信仰的真诚度作对比，表达了作者对于人与自然要和谐，而不是冲破禁忌的愿望。
二、艺术手法上
《恐惧与希望》中，作者巧妙地使用了渲染的手法，写到了自己多次听到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问所谓的坏人所发出的凄惨声音，这些渲染让人不寒而栗，同时又巧妙地形成了呼应与对比，真实地说明了人一旦失去理性，失去禁忌所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些美丽的禁忌》则大量引用古籍，提到了对山泽林木的保护思想古已有之，并对比了北方与南方乡民、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对树的感情的真诚程度。两篇文章在表达方式上，前者更加注重叙述抒情，而后者主要是说明与议论，前者对人性的思考更加隐晦含蓄，后者则是一种急切的呼告。
三、语言上
《恐惧与希望》这篇文章，文题充满了思辨性，语言平实质朴，没有过多的雕琢，深沉而耐人寻味，娓娓道来之中，让人感到了人性中假恶丑的可怕。
《那些美丽的禁忌》的语言老练、典雅、深刻，引用了古人及古代典籍上的内容，如孟子的话、《礼记·月令》、《荀子》等，文本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人们的印象中，鬼怪的故事往往会让人毛骨悚然。然而，这些鬼怪故事都源于生活，源于现实生活中人带给人的恐惧。鬼怪的故事可以给人带来禁忌，而人更应该自我反思，避免过多无谓的互相伤害。
选文1
恐惧与希望 莫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
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了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20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选自《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
点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一些禁忌束缚了我们的精神与行为并极力去破除它们，然而在获得真正的“自由”后，才发现自己的鲁莽与无知。特别是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一些美丽的禁忌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选文2
那些美丽的禁忌 王开岭
中国的青山绿水在哪？
我想，答案是：在有禁忌的地方。
惜爱草木，古即倡之。天人合一的儒家，早早流露出对植被的体恤。孟子道：“斧斤以时入山林。”也就是说，伐木要择时，不滥为。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札记·月令》正告：“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斩伐。”《荀子》亦云：“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以上“时忌”，主要源于惜佑之德，类似如今的“休渔期”，旨在让草木休养生息。但不难判断，这些竹简之言虽语气严正，但精神威慑力和伦理契约性都很弱，行为强制力几乎没有，“劝言”而已。
民间对树的尊崇和仰望，要等到草木图腾和相关禁忌文化生成之后。
植物有灵的说法，先秦有之，有位木神叫“句芒”。至于大规模的树膜拜何时开始、能量如何，我没细考，但在华夏的犄角旮旯里，随处可闻“树精”“树神”“树怪”的魅说。
我客居山东济宁时，窗外有条古槐路，街心有铁栏，护着一株数百岁的嶙峋老槐，每天清早，枝丫上都会新添一缕缕的红绸布，皆是夜里缠上的，用意不外乎祈福驱灾。这条路扩了许多回，树也从路边到了中央，可谁也不敢去伤它。甚至，为让老树享怡孙之乐，整条路全补种了新槐。
从前，凡去一个村子，村口总会遇一棵沧桑大树，北方以槐、榆、柳居多，南方以樟、榕、橡为主。该树往往地位显赫、待遇优厚，一打听，保准跳出一大堆灵异故事。 汉族社会的树崇拜，大概俗气些，总要从树家族中选出最特别的来供奉，其余则随意处置了。硕者为王、老者为寿、怪者为奇，一棵树若具备这几样特征，被景仰的可能性即有了。
相对于北方，南方乡民对树的感情和构思更丰富些，除“树精”“树怪”这些非凡个体，还把神圣的范围扩大到了族群：“风水林”。
广东鹤山雅瑶镇昆东村后的小冈上，有一片风水林，相传从南洋带回的种子。该树叫格木，为亚热带珍贵树种，其大龄者已逾两百岁。上世纪60年代，某造船厂许以两台拖拉机换这片木材，被村民一口拒绝。且不说经济实惠，那个高音喇叭天天喊阶级斗争、反封建迷信的年代，敢拒绝尔等要求，足见“风水林”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了。
风水林，让“青山绿水”的比率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了。从单株神树到成片的风水林，人的敬畏范围和禁忌力度在放扩，受惠面积和获益程度也在增长。
较之汉族社会，少数民族的树神崇拜，情感上更天真，纪律上更严格，行动上更彻底。贵州的苗、侗两族，自古崇拜草木，在其眼里，树等于神灵和福祉。每年春，族人都要过“树秧节”，人人种苗造林，连未婚男女的信物也是一棵树苗。还有个风俗：谁家婴儿降生，全寨老小要齐力替之栽种100棵杉苗。
西双版纳，乃中国热带雨林最完整、面积最大之地，为什么呢？并非偏僻荒凉，而因这的居民有个共同的图腾：神林。视树为衣食父母，为感恩示敬，将大片地势好、近水源的森林供为“神林”“龙林”——在那，连花草禽兽也被视为精灵，不得侵扰。那里要求寂静与安详，不允伐木、狩猎、开垦，不允喧闹、泄秽、有猥亵之语，连枯枝落果也不得捡拾。整个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有600余处，近10万公顷，其中珍稀植物和药用植物200余种。
中国最大的植物种子和基因库，寂静如初、仓储完好，靠的是“门神”。
靠的是“闲人免入”和“肃静”的牌子，是精神防护罩和铁布衫。
有了这些，它刀枪不入。
如今，很多事都应了那句老话：礼失而求诸野。不仅西双版纳，“神林”在滇桂川黔等其他部族也盛行。
害怕，有时候是美丽的。怕久了，入了骨，便成爱。上苍佑之，必使之有所忌，有所敬，有所自缚和不为……如此，其身心才是安全、舒适的，像一盘有序、有逻辑和对手的棋。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改）
对比欣赏
《恐惧与希望》与《那些美丽的禁忌》两篇文章，一个写鬼怪比人在给别人带来恐惧方面稍逊一筹，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多一些禁忌与敬畏；一个写生活中应该多一些美丽禁忌，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心生敬畏，生活中的美丽风景才会永存。两篇文章都着眼于现实生活，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言，都提出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对于读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们在文章内容、艺术手法、语言上却是同中有异，具体如下：
一、文章内容上
《恐惧与希望》写了作者儿时听老人们讲述鬼怪的故事，自己十分恐惧，但是母亲告诉他人更加可怕，作者在以后的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性，他经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磨难。最后，他希望人与人之间少些伤害，多一些禁忌与敬畏，这样生活将会充满希望。《那些美丽的禁忌》用北方与南方，南方的城与乡的“绿”作对比，用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对图腾文化信仰的真诚度作对比，表达了作者对于人与自然要和谐，而不是冲破禁忌的愿望。
二、艺术手法上
《恐惧与希望》中，作者巧妙地使用了渲染的手法，写到了自己多次听到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问所谓的坏人所发出的凄惨声音，这些渲染让人不寒而栗，同时又巧妙地形成了呼应与对比，真实地说明了人一旦失去理性，失去禁忌所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些美丽的禁忌》则大量引用古籍，提到了对山泽林木的保护思想古已有之，并对比了北方与南方乡民、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对树的感情的真诚程度。两篇文章在表达方式上，前者更加注重叙述抒情，而后者主要是说明与议论，前者对人性的思考更加隐晦含蓄，后者则是一种急切的呼告。
三、语言上
《恐惧与希望》这篇文章，文题充满了思辨性，语言平实质朴，没有过多的雕琢，深沉而耐人寻味，娓娓道来之中，让人感到了人性中假恶丑的可怕。
《那些美丽的禁忌》的语言老练、典雅、深刻，引用了古人及古代典籍上的内容，如孟子的话、《礼记·月令》、《荀子》等，文本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