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做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就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发文，强调“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阐述“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尊重和重视律师的作用，呼吁“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此后，最高检察院也曾有过“在侦查、批捕、起诉等各个检察环节，都要严格把握法律规定的条件，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的表态。此次《指导意见》富有针对性地提防冤假错案，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可见一斑，譬如，为防刑讯逼供，重申“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在审判阶段，则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这些颇具行为规范色彩的要求，对于防止冤假错案尤为关键，但更让人期待的则在于《指导意见》提及的“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
　　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新颖。从行为规范角度看，它显然将警醒公务人员，从而利于避免错误，促成社会公正；从现实纠偏的角度看，则有利于后续问责。此次中央政法委的指导意见对问责环节的强调之所以值得关注，主要因为在强调负责的基础上，还突出了“终身”二字，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人调离责任也随之抛弃的现象有望得到改观。回顾过去备受关注的冤假错案，之所以迟迟未予纠正，不仅缘于案件本身条件的限制，还与当前“问责制度”暧昧不清的现状有关。
　　一旦案件得以纠正，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当初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理应为此担责。但从过去的经验看，问责难以展开。此前包括“浙江叔侄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在内的陈年冤案得以纠正，但错案责任人却鲜被问责。为何问责难以展开，这与当前公检法等部门的办案机制有关。7月底，浙江省公安厅进行专题座谈，首次系统反思杭州错案，该厅厅长刘力伟说，“不可能是一个人办，也不只是公安一家办”，个中苦衷道出了一定的实情：侦查、起诉、审判等诸多环节都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客观上说，目前各单位责任不明确，冤假错案多是兄弟单位相互“配合”的结果。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早先曾表态，称要“严格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建立错案必纠、有错必罚的问责体系”。对公安部门的特殊要求，可能基于当前侦查阶段部分行为不规范现象。然而，在当前的机制环境下，从长远看，单独强调规范各办案环节，最终只能避免相应的技术性错误，而冤假错案的出现，纯粹的技术性错误只是诱因，甚至由此导致的冤假错案现象不具备典型意义，更多的冤假错案源自外力的干预，如果侦查、公诉以及审判阶段各部门的职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领导的批示左右审判，到最后，问责所指向的往往只是具体的办案人员，这样的问责无疑回避了最关键同时也隐秘的责任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问责就是简单揪出某个干预司法的领导。避免冤假错案，关键要从机制上排除外力的干预，尤其要保障法官独立断案。在此基础上，厘清各部门的权责，强调各环节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并落实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唯有如此，问责才能切实展开。纠错及问责影响司法公信，而此目标的实现路径，必将遭遇当下的司法困境，就此而言，强调司法的专业与独立尽管略显陈旧，但从来都未过时。
　　（摘自《南方都市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