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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分科是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培养专业人才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文、理分科若干年来的实施状况看，文、理分科带来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
首先，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由于理科的高难度，很多学生理科学不下去就去学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而是无奈的选择。这样，选择文科似乎就成了一个失败者的象征。另一方面，理科难度进一步加大，又增加了更多的学习失败者。
其次，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太早地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像苏步青、钱伟长一样文、理兼容的大师。
同时，文、理分科，使应试教育变本加厉。由于文、理分科后理科考试的难度越来越大，造成了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学习许多他们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更令人不解的是，理科学生可以凭数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证书，换取一张大学的入门券，而文科学生再精彩，也没有保送的资格。许多文科方面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所爱，选择报考理科。
有人认为，文、理分科是提髙我们国家自然科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其实，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中小学理科知识比我们简单，可他们的自然科学反而比我们发展得快，产生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以通过让那些真正有理科才华的学生选修大学暑期课程、大学承认其学分等方法，让他们学得更好。
1959年，英国人査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的文化危机。
斯诺的批评现在仍然没有过时。现在文理知识与人才的割裂，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在教育制度上，也严重制约着学生的成长。
2008年11月，我在深圳的一个讲演引起了全国关于文、理分科的大讨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涉及了中学阶段文理分科该不该取消，文、理分科再次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由于涉及众多考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在各种调查中支持与反对双方竟然难分伯仲。其中，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中国中学生的压力现状不允许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二是认为文、理分科反映了术业有专攻，教育应该因材施教的特点。
我认为，这两个理由本身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是关于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习压力的问题。主张不取消中学文、理分科的人认为，现在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每天学习的时间已经严重超出了学生能够接受的程度。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把6门功课变为9门，学生的负担会更加重。
其实，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生学习多少门课程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即使只学习一门课程，同样可以把学生搞得天昏地暗。学生的学习负担往往不在于他们学习多少门课程，而在于他们对这些课程有无兴趣。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课程本身的意义。为了应付髙考，我们不断加大学科的难度，不断扩大课程的知识容量，而忽视了课程的价值要素。大部分学生成为尖子生的陪读生，从而丧失了学习的激情与兴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减低学科的难度，加大学科价值的学习力度，解放大部分学生。大部分是人不需要成为科学家的。真正吃不饱的学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利用假期选修大学的课程。其次，全面推进新课程关于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规定，调动教师和社会资源，开设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再次是关于全才与专才的问題。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学习的最佳时间也是有限的，面面俱到培养全才，只能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抹杀学生的个性。
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其实有很大的陷阱。第一，从多元智能的观点来看，绝对不能把学生的才能简单地划分为文科或者理科。根据加德纳的研究，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空间视觉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等方面，其中又有交叉派生的新的组合。
第二，人的特殊才能，人的专业素质，是需要各种舞台和各种机会去展示、去锻炼、去发现的。钱伟长先生考清华大学的时候，是以文史见长的，其中历史得了满分。陈寅恪先生如获至宝。但是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改学物理，最后成为一代宗师。在国外，大学生一般在第三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而且读研究生往往再改变专业，很少像我们这样没有变化，“从一而终”的。这样，人生就有各种的可能性。
第三，文、理分科也是不利于专才培养的。过早的分科，看起来让学生“术业有专攻”，更容易早出成果，早出人才。其实不然。梁思成先生曾经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人才成长。钱学森教授也指出，“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真正的大师，大部分是文理兼容，才华横溢的。如数学家陈省身，就精通历史、音乐、绘画、诗词等领域。难怪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曾经对某大学校长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
（摘自新华出版社《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 ）
首先，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由于理科的高难度，很多学生理科学不下去就去学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而是无奈的选择。这样，选择文科似乎就成了一个失败者的象征。另一方面，理科难度进一步加大，又增加了更多的学习失败者。
其次，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太早地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像苏步青、钱伟长一样文、理兼容的大师。
同时，文、理分科，使应试教育变本加厉。由于文、理分科后理科考试的难度越来越大，造成了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学习许多他们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更令人不解的是，理科学生可以凭数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获奖证书，换取一张大学的入门券，而文科学生再精彩，也没有保送的资格。许多文科方面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所爱，选择报考理科。
有人认为，文、理分科是提髙我们国家自然科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其实，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中小学理科知识比我们简单，可他们的自然科学反而比我们发展得快，产生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以通过让那些真正有理科才华的学生选修大学暑期课程、大学承认其学分等方法，让他们学得更好。
1959年，英国人査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导致“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的文化危机。
斯诺的批评现在仍然没有过时。现在文理知识与人才的割裂，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在教育制度上，也严重制约着学生的成长。
2008年11月，我在深圳的一个讲演引起了全国关于文、理分科的大讨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涉及了中学阶段文理分科该不该取消，文、理分科再次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由于涉及众多考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在各种调查中支持与反对双方竟然难分伯仲。其中，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中国中学生的压力现状不允许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二是认为文、理分科反映了术业有专攻，教育应该因材施教的特点。
我认为，这两个理由本身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是关于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习压力的问题。主张不取消中学文、理分科的人认为，现在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每天学习的时间已经严重超出了学生能够接受的程度。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把6门功课变为9门，学生的负担会更加重。
其实，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生学习多少门课程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即使只学习一门课程，同样可以把学生搞得天昏地暗。学生的学习负担往往不在于他们学习多少门课程，而在于他们对这些课程有无兴趣。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课程本身的意义。为了应付髙考，我们不断加大学科的难度，不断扩大课程的知识容量，而忽视了课程的价值要素。大部分学生成为尖子生的陪读生，从而丧失了学习的激情与兴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减低学科的难度，加大学科价值的学习力度，解放大部分学生。大部分是人不需要成为科学家的。真正吃不饱的学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利用假期选修大学的课程。其次，全面推进新课程关于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规定，调动教师和社会资源，开设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再次是关于全才与专才的问題。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学习的最佳时间也是有限的，面面俱到培养全才，只能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抹杀学生的个性。
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其实有很大的陷阱。第一，从多元智能的观点来看，绝对不能把学生的才能简单地划分为文科或者理科。根据加德纳的研究，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空间视觉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等方面，其中又有交叉派生的新的组合。
第二，人的特殊才能，人的专业素质，是需要各种舞台和各种机会去展示、去锻炼、去发现的。钱伟长先生考清华大学的时候，是以文史见长的，其中历史得了满分。陈寅恪先生如获至宝。但是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改学物理，最后成为一代宗师。在国外，大学生一般在第三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而且读研究生往往再改变专业，很少像我们这样没有变化，“从一而终”的。这样，人生就有各种的可能性。
第三，文、理分科也是不利于专才培养的。过早的分科，看起来让学生“术业有专攻”，更容易早出成果，早出人才。其实不然。梁思成先生曾经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人才成长。钱学森教授也指出，“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真正的大师，大部分是文理兼容，才华横溢的。如数学家陈省身，就精通历史、音乐、绘画、诗词等领域。难怪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曾经对某大学校长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工科的脑袋是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
（摘自新华出版社《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