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昌，1936年生于杭州。1955年在共青团杭州市委工作，1956年调到北京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在中南海长达27年的工作经历中，先是在中央警卫局服务科，任招待员、办事员，后到总特灶任伙食组组长（管理员），专门负责中央首长的伙食研究、食品供应、宴请接待等工作。后任政治指导员、教导员，直到1983年转业。1996年退休。
　　周总理在三〇五医院住院治病期间，对自己生与死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还说，我和邓颖超早已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后来事实证明，周总理的这个决定，在中央一级是第一个实行的，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活得清白，死得“干净”。
　　周总理住院期间，我负责招待工作，包括招待外宾、中央领导等来访人员和候诊医生在休息室休息、开会、喝茶、吃饭等活动。目睹了不同人对总理的不同态度，感受到周总理即使身患重病也为他人着想、心系天下的胸怀。
　　手术前的谈话
　　1974年5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通知我们服务科到三〇五医院去做周总理入院的准备工作。我奉命带着十余名干部、战士、职工进驻四区（三〇五医院主楼代号），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工作。6月1日，周总理住进三〇五医院，周总理在邓大姐等人陪同下乘电梯来到半地下室的简易餐厅，医生、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吃饭，周总理向大家招了招手，并深情地说：“你们先吃饭，我讲几句话。这次我因病住院，你们都来为我服务，谢谢大家，很快我就要治疗（动手术）了，如果手术成功，身体好了，我就陪大家吃一頓饭，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这一次就当是和大家告别了。”此时，大家都站着，听着，眼泪一下涌出来，谁也无心再吃饭了。在场的30多人悲喜交加：周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很快就要做手术了，还专门下来看望我们，感谢我们，我们的总理是何等的尊重他人。后来大家纷纷表示，这顿饭将铭记终生。饭后我们服务科的几位同志开了座谈会，主要是讨论如何将工作做好。我说：我们要陪周总理到底，尽一切可能和努力，使他老人家治疗得好，休息得好……
　　当晚，周总理即将做手术，四区各部门工作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晚上9点，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先后来到医院，在医院的会客厅值班守护。邓大姐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把手术间门口走廊的地毯卷起来横靠在墙边，我们坐在上面等候。当时除了中央首长，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凝重。直到后半夜两点多，医生出来向常委报告，说比较顺利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此时，远在外地的毛主席也惦念着周总理，他专门让人打电话询问医治进展情况，并指示：不要告诉总理本人（为了让周总理减轻负担），也不要告诉邓颖超。六亿人民的总理牵动六亿人民的心，从中央到地方，都盼望着总理早日康复。
　　由于医务人员的努力和周总理的密切配合，接下来的疗效比较好，比如，总理能看不超过半小时的电影，说话也多了，有时还能离开医院到北海公园走走。我们陪着周总理去，备上水壶和毛巾。周总理有时在北海长廊遥望远处，自言自语地怀念着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
　　有一次，一位美籍学者来访，周总理决定在北海公园仿膳接见，并用西瓜和去皮的鲜荔枝招待。后来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巴基斯坦的热烈反响，以为周总理能在北海而不是医院接见外宾，说明病已痊愈，甚至准备发贺信给我们。当时我们在医院听到这一消息都笑了，周总理也笑了。
　　会 见 外 宾
　　周总理住院期间，只要条件允许，就接见外宾或找人谈话。在众多外宾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基辛格博士、朝鲜金日成主席和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在中美关系由冷变热的历史进程中，基辛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基辛格带着个性活泼的夫人还有孩子来到中国看望周总理。他们的关系超过一般的客人，特别亲近，像家人一样。他们的谈话时间比较长，谈话结束后，周总理与基辛格一家合影留念，照相时基辛格夫人紧紧挨着周总理。报纸发表后，周总理看到报上的照片笑了，说：“嗨！挨得太近了。”
　　1975年4月，金日成来看望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刚做完手术不久，嘴上的泡还没消，说话比较费力。即使这种身体状况，周总理依然坚持会见老朋友金日成。原来周总理准备在医院里请金日成吃饭，搞一桌小型宴会，吃家常饭，我们服务科也做了准备。可是这时总理刚做完手术，虽说好一点，但也是硬撑着的，脚肿了皮鞋穿不进去，只能穿布鞋，但也走不动路了。当时讲的事情比较多，时间很长，这样一来，最后宴请就取消了。金日成特别想与周总理多待些时间，但医生说总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金日成只好不舍地离去。这次手术后，周总理病情有点变重。
　　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执政期间，在国内实行一条极左路线，无视民族统一、民族团结，镇压党外爱国力量，造成不利于共产党领导的恐怖现象。柬埔寨当时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毛主席让周总理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做他的工作。1975年6月，已经重病的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波尔布特讲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全国各民族大团结，要搞统一战线，争取尽量多的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他们建设国家，希望波尔布特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周总理榜样的力量已超越国界，由此可见一斑。
　　不愿添麻烦，讲原则
　　1975年7月，周总理卫士长张树迎找了我们服务科里的一位领导、三〇五医院警卫处康海群和我三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根据目前健康稍好的情况，适当减少身边工作人员。不减员，周总理自己不安心。此前，周总理已经提过几次，说人不要太多，医生护士都少一点，保持基本治疗即可。但由于大家为赶快治好周总理的病，没执行这一提议。后来周总理明确强调，要减少工作人员。我们在与一位医生聊天中了解到，其实总理这时有些感觉到自己的病很难好，会拖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坚决提出来减员。 　　周总理的遗愿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那天，我是工作人员中第一个接到电话的，当时病房值班人员打电话说，总理不行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会儿其他首长就要来了。我马上把警卫人员动员起来，不一会儿中央领导来了，最早到的是邓小平，叶帅等人相继到了，紧接着江青等人也来了，当时政治局委員中唯一缺的是海军司令苏振华。周总理那时已经停止呼吸但还在抢救，政治局委员们在外屋等苏振华，大概等了十几分钟，苏振华到后邓小平让他去里屋看看总理，他一看到周总理伤心地大哭起来，说不出话了，说半句话就噎住了，站都站不住，紧挨着总理床边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过后，外面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说，宝昌，你赶紧把他搀扶出去吧，政治局委员们都等他开会呢！然后我对苏振华说，首长您还是出去吧，小平同志他们都在外面等您。会议指示停止抢救，成立治丧委员会，确定了追悼会的日程安排等事情。散会后，邓小平等人又进屋看看总理，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眼睛，拉着邓大姐的手久久不放。李先念、陈永贵、苏振华等已走不动路了。好多人眼睛都哭肿了，而江青等人马上转身就离开了。大概中午12点，周总理的遗体抬上车准备送往北京医院，邓大姐把盖在总理身上的白布撩开说，让我再看看恩来，然后在他的头上亲了一下，就算告别了。
　　1976年1月15日，在开追悼会前一小时，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传达周总理遗嘱，她说：“周总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他同帝国主义斗、同国内阶级敌人斗，同疾病斗。坚贞不屈，直至临终。早在十年前，总理和我就谈到关于后事的处理问题。总理和我互相保证，死后不保留骨灰。从土葬到火葬是一次变革，但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更是一次变革，移风易俗，是一场革命，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是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虽然商量好了，但总理是心中有数的人，他说：你（指邓颖超）若死在我前头，比较好办。如果我死在你前头，就难说了。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同意总理的生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实现了总理的遗愿，对于我是极大的安慰……总理告诉我，死后不提任何要求。一切听从中央安排，服从中央指挥。在治疗问题上，你也好，其他亲戚也好，没有任何权利提意见。死后的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邓大姐接着说：“解放后，淮南的同志修了总理的房子。总理知道后，不高兴。提出房子让大家住或公家用，不能搞什么纪念馆。同时，修房子的钱，由总理自己出。关于处理祖坟的事，曾一再谈过，要求当地同志把祖坟深埋，土地交给生产队。为此专门叫侄子回去处理此事，后来按总理的意见办了，他才高兴。”此外，邓大姐按照总理生前的遗言，对他的后代提了几点要求。总的精神是不搞特殊化，因为是总理的亲戚、后代，现在趁总理逝世之际，向组织提要求，达到自己的利益是不许可的，也是违背总理的意愿的。
　　开完追悼会后，邓大姐回到三〇五医院，她特别强调：“中央和主席是重视总理病情的；医务人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实现了总理的遗愿，不保留骨灰，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亲属没有任何权利猜疑、责怪中央和医务人员；希望中西医互相合作，在战胜癌症方面做出成果，并相信最终将战胜癌症。”邓大姐说：“追悼会开过了，总理的后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撒骨灰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再见一次面，跟你们照个相，也谢谢你们，同时我把总理最喜欢的一张标准相送给你们一人一张，我准备了相框，你们要是想总理时可以挂起来看一看。”
　　周总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考虑周到、全面、细致，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影响至今，为后继领导人树立了榜样。这是老一代革命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编辑 黄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