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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国外影像媒体中，我们总能看到不少中国面孔，然而在70年前，国外影像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少之又少，既无质量也无数量。究其主要原因，曾经在中国非常活跃的西方媒体大多被赶走，而那时中国自己的外宣体系还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如此，有条件在中国进行影像采访报道的国家只剩下少数。在这些少数的友好国家中，最有实力做影像报道的首属前苏联。
前苏联，是老一辈中国人心目中最响亮的国名，它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提起苏维埃，又会使许多上岁数的人想起“井冈山的岁月”，那里曾经有中国最早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苏联”、“苏维埃”，以及“中国的红色政权”，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中国的土地上升起时，最关心这个国家成长、壮大及人民精神面貌的当然就是前苏联了。确切地说，至少在1955年以前，前苏联对中国的关心基本是正面的、善意的。而这个时期，西方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虽然他们获取中国情况的渠道不畅，但毕竟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其影响力在东亚地区也首屈一指，所以，中国一直是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只是那时的西方媒体普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报道不够客观，也不如前苏联那样深入并带有赞扬的感情。
在60多年前，新闻摄影这类影像报道，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干不了。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比西方，但与刚刚站起来的中国相比还是要强上许多。1950年前后，前苏联已经有好几种印刷质量堪比西方的画报。在这些画报中，经常发表反映中国方方面面的新闻照片，其中有不少还是彩色照片。论摄影水平，这些照片绝非“二流货”。但是，在新闻摄影方面，前苏联的规矩之多也位居世界前列。
前苏联时期，照片不允许被发布的理由千奇百怪，其中既有名人政要，也有重要事件或敏感军事设施等因素。尤其是领袖一级的大人物，尽管摄影师在他们身上耗费的胶卷最多，但发布他们照片的禁忌也最多。领袖没站在中间不行；领袖侧着脸不行；领袖身旁人的表情不佳不行；领袖正将食物往嘴里送不行；领袖面露疲态、情绪低落不行；领袖带有愠色或发怒更不行。其实，领袖本人也许并不在意，但下面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绝不含糊。说得严重些，领袖的形象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形象问题。而领袖中，有爱照相的，也有不爱照相的。据说，斯大林就是个出奇不爱照相的人。他觉得自己不上相，笑也不好看，不笑更不好看，所以特别不喜欢照相。好在前苏联不缺画家，总能画得让斯大林“勉强满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苏联住过两月，其间数次与斯大林会面，但迄今很少有两人正式合影被公开，仅有的被发布的照片也是从有限的几张活动合影照中抠出来的。但前苏联的油画家水平的确了得，愣是画出一幅也许非常“接近事实”的油画，并得到“上面”的准许在当时少见的前苏联彩色画报上正式发表。但是在中国，迄今只有很少的人见过这幅“画出来的历史照片”。画面中，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来访的毛泽东斜对而坐，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对方讲话，以显示对客人的尊重。毛主席手中还拿着一本书，这个细节也许是画家的特意表现。总之，以画代照是1950年代前苏联影像类媒体惯用的手法。
以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在视觉报道方面想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当时，学习前苏联的风潮几乎是“一面倒”，不是赶时髦的问题，而是态度甚至是立场问题。前苏联的相机制作技术虽然不怎么样，但摄影水平还是蛮可以的。1954年，新华社派出庞大的新闻代表团赴苏访问。代表团的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于1952年成立的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亟需学习掌握在新条件和新情况下新闻摄影报道的技巧与行规。所以这个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前苏联新闻界“老大哥”塔斯社
（英文全称为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
是前苏联国家通讯社）取经。学成回国后不久，新华社摄影记者就整理出一本名为《苏联摄影实习体会》的小册子；而后，另一本名为《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的小册子也撰写完毕，两本摄影专论同于1957年出版。在当时，这两本摄影书的印数就不多，现在更难找到。据看过这两本书的人回忆，其主要内容是说新闻摄影报道不能随心所欲、不讲章法，或者假借艺术名义误导人民群众；发布照片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并总结摸索出一套符合政治需要的特定行规；书中还提到，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修改照片，使它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前苏联一向惯于在照片上动手脚。虽然其他摄影大国也并非没有一点动作，但作为国家行为而不惜工本，水平较高的非前苏联莫属。然而，前苏联的纪实摄影和新闻报道并不完全一样，前者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1950年代初，中国处于解放初期，虽然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低下，但那时的中国，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勃、百废待兴的美好景象。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五六十岁，所以街上很少看到老人，到处是青年和小孩，整个国家的面貌自然显得年轻而有朝气。从照片上看，人们的表情虽然带有一定表演性质，但那时照相是件很精贵的事情，摆点姿势也很正常。今天的摄影人在看老照片时，应该努力将自己放到当年的环境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老照片的味道。年轻人恐怕很少能做到这点，上了点岁数的人大概不难。总之，前苏联画报所表现的1950年代的中国面孔大多是阳光的、正面的，是可以代表中国当时社会面貌的。报道摄影不同于艺术摄影，内容的写实成分大于表意成分，是视觉语言中最直白的表达，目的在于突破语言界限，让人一看就能明白相关信息，至于拍照水平如何那是第二位的。战斗英雄、劳动能手、模范军属都不是电影演员，而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以地缘、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而论，前苏联与欧洲接近，广大的前苏联人民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前苏联画报中有关中国的摄影报道，目的是让前苏联人民了解，在离他们将近1万公里以外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刚从苦难中崛起，正在朝鲜与美国对抗，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家园。所以当时，前苏联画报上经常刊载介绍中国的文章和照片；而同期我们的出版物上，介绍苏联的文章和照片也很多。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前苏联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在城市发展重工业，并取得一定的农业和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70多年前的世界，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盲率超过80%，而前苏联很快就普及了中等教育。不过，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前苏联的音乐、绘画和文学水平还可以，但摄影却没有地位，不但少有世界级的摄影大师，甚至在1940年以前，前苏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却造不出像样的照相机。
毫无疑问，摄影是视觉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运用和管理好摄影这个视觉语言，仍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了解一下前苏联摄影报道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故事是有益的。可惜的是，大量珍贵的、由前苏联摄影师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已经很少见了，要是谁有原件的话，现在都够上拍卖会的了。
前苏联，是老一辈中国人心目中最响亮的国名，它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提起苏维埃，又会使许多上岁数的人想起“井冈山的岁月”，那里曾经有中国最早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苏联”、“苏维埃”，以及“中国的红色政权”，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中国的土地上升起时，最关心这个国家成长、壮大及人民精神面貌的当然就是前苏联了。确切地说，至少在1955年以前，前苏联对中国的关心基本是正面的、善意的。而这个时期，西方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动态，虽然他们获取中国情况的渠道不畅，但毕竟中国是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其影响力在东亚地区也首屈一指，所以，中国一直是西方媒体的报道重点。只是那时的西方媒体普遍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报道不够客观，也不如前苏联那样深入并带有赞扬的感情。
在60多年前，新闻摄影这类影像报道，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干不了。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比西方，但与刚刚站起来的中国相比还是要强上许多。1950年前后，前苏联已经有好几种印刷质量堪比西方的画报。在这些画报中，经常发表反映中国方方面面的新闻照片，其中有不少还是彩色照片。论摄影水平，这些照片绝非“二流货”。但是，在新闻摄影方面，前苏联的规矩之多也位居世界前列。
前苏联时期，照片不允许被发布的理由千奇百怪，其中既有名人政要，也有重要事件或敏感军事设施等因素。尤其是领袖一级的大人物，尽管摄影师在他们身上耗费的胶卷最多，但发布他们照片的禁忌也最多。领袖没站在中间不行；领袖侧着脸不行；领袖身旁人的表情不佳不行；领袖正将食物往嘴里送不行；领袖面露疲态、情绪低落不行；领袖带有愠色或发怒更不行。其实，领袖本人也许并不在意，但下面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绝不含糊。说得严重些，领袖的形象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形象问题。而领袖中，有爱照相的，也有不爱照相的。据说，斯大林就是个出奇不爱照相的人。他觉得自己不上相，笑也不好看，不笑更不好看，所以特别不喜欢照相。好在前苏联不缺画家，总能画得让斯大林“勉强满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苏联住过两月，其间数次与斯大林会面，但迄今很少有两人正式合影被公开，仅有的被发布的照片也是从有限的几张活动合影照中抠出来的。但前苏联的油画家水平的确了得，愣是画出一幅也许非常“接近事实”的油画，并得到“上面”的准许在当时少见的前苏联彩色画报上正式发表。但是在中国，迄今只有很少的人见过这幅“画出来的历史照片”。画面中，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来访的毛泽东斜对而坐，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对方讲话，以显示对客人的尊重。毛主席手中还拿着一本书，这个细节也许是画家的特意表现。总之，以画代照是1950年代前苏联影像类媒体惯用的手法。
以当时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在视觉报道方面想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当时，学习前苏联的风潮几乎是“一面倒”，不是赶时髦的问题，而是态度甚至是立场问题。前苏联的相机制作技术虽然不怎么样，但摄影水平还是蛮可以的。1954年，新华社派出庞大的新闻代表团赴苏访问。代表团的成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于1952年成立的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亟需学习掌握在新条件和新情况下新闻摄影报道的技巧与行规。所以这个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前苏联新闻界“老大哥”塔斯社
（英文全称为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
是前苏联国家通讯社）取经。学成回国后不久，新华社摄影记者就整理出一本名为《苏联摄影实习体会》的小册子；而后，另一本名为《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的小册子也撰写完毕，两本摄影专论同于1957年出版。在当时，这两本摄影书的印数就不多，现在更难找到。据看过这两本书的人回忆，其主要内容是说新闻摄影报道不能随心所欲、不讲章法，或者假借艺术名义误导人民群众；发布照片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并总结摸索出一套符合政治需要的特定行规；书中还提到，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修改照片，使它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前苏联一向惯于在照片上动手脚。虽然其他摄影大国也并非没有一点动作，但作为国家行为而不惜工本，水平较高的非前苏联莫属。然而，前苏联的纪实摄影和新闻报道并不完全一样，前者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1950年代初，中国处于解放初期，虽然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低下，但那时的中国，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勃、百废待兴的美好景象。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五六十岁，所以街上很少看到老人，到处是青年和小孩，整个国家的面貌自然显得年轻而有朝气。从照片上看，人们的表情虽然带有一定表演性质，但那时照相是件很精贵的事情，摆点姿势也很正常。今天的摄影人在看老照片时，应该努力将自己放到当年的环境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老照片的味道。年轻人恐怕很少能做到这点，上了点岁数的人大概不难。总之，前苏联画报所表现的1950年代的中国面孔大多是阳光的、正面的，是可以代表中国当时社会面貌的。报道摄影不同于艺术摄影，内容的写实成分大于表意成分，是视觉语言中最直白的表达，目的在于突破语言界限，让人一看就能明白相关信息，至于拍照水平如何那是第二位的。战斗英雄、劳动能手、模范军属都不是电影演员，而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以地缘、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而论，前苏联与欧洲接近，广大的前苏联人民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前苏联画报中有关中国的摄影报道，目的是让前苏联人民了解，在离他们将近1万公里以外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刚从苦难中崛起，正在朝鲜与美国对抗，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家园。所以当时，前苏联画报上经常刊载介绍中国的文章和照片；而同期我们的出版物上，介绍苏联的文章和照片也很多。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前苏联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在城市发展重工业，并取得一定的农业和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70多年前的世界，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盲率超过80%，而前苏联很快就普及了中等教育。不过，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前苏联的音乐、绘画和文学水平还可以，但摄影却没有地位，不但少有世界级的摄影大师，甚至在1940年以前，前苏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却造不出像样的照相机。
毫无疑问，摄影是视觉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运用和管理好摄影这个视觉语言，仍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了解一下前苏联摄影报道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故事是有益的。可惜的是，大量珍贵的、由前苏联摄影师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已经很少见了，要是谁有原件的话，现在都够上拍卖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