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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一直对苏共执政进行观察和思考，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关于苏共执政的经验，他肯定苏共早期的建党思想和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重视等。关于苏共执政的教训，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和失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方针、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动摇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在国际共运中搞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关系中奉行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诱发并加深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苏联解体。邓小平对苏共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对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有深刻启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在对外关系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
[关键词]邓小平;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执政教训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001-12
从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在其执政的74年里，有一些成功经验，更有诸多历史教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对苏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七八十年代又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指导了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苏（俄）关系的发展，也见证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事件。期间，邓小平一直对苏共执政进行观察与思考，总结和反思其成败得失。他的这些认识成果，为其开辟新道路提供了重要鉴戒，对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深刻启迪。
一、对苏共执政成就与经验的总结
（一）苏联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苏共的坚强领导
苏共执掌政权后，带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执行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线，较短时间内使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打败德国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苏共的坚强领导。邓小平说：“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苏共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锻造的。对于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邓小平多次表示肯定。他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个党强调密切联系群众。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作报告时，称赞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要是与广大民众保持着联系，就会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认为斯大林说的这个真理“不仅适用于联共党，适用于中国党，而且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这个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中统一。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1979年3月27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最终一事无成。这个党强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1965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说：“一定要照列宁所说的，建立有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党。一定要有列宁所说的铁的纪律，否则党就没有战斗力。”
（二）苏共执政早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下取得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光辉典范，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充分肯定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中所展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同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说：“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列宁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还表现在执政初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上。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实施以企业收归国有、余粮收集制、普遍义务劳动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不久即引发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骚乱。来自实践的挫折促使列宁重新思考如何认识社会主义。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经济和一定范围的私人贸易，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很快得到人民支持。这种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基础的迂回的辦法，意味着列宁所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实质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表现了科学的创新和求实精神。邓小平对此予以肯定。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方面，“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对新经济政策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思想，邓小平也多次予以肯定。1950年1月4日和1978年6月23日，他在两次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学会赚钱，为国家积累资本”，“搞党的工作不懂经济不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做生意”。 （三）苏共执政期间实行的一些方针、政策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一是执政早期对农业的重视。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主张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这种农民熟悉的方式逐步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时说：“我们研究了，马克思、列宁都很重视农业。”基于此，他认为，我国提出“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提法是合乎马列主义的。
二是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苏联于1957年和1959年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标志着在最重要的科技方面已经登上世界最高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多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亲眼目睹了苏联发达的科技成就，对苏联重视发挥青年科技人才的作用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在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一九七五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苏联科技发达与他们培养科技人才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缩短学制问题指出：“我们的青年比苏联青年要多学五年才能到工作岗位，苏联青年大体上二十二岁可以到工作岗位。这个问题是影响我们以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苏联科技发达还由于有庞大的科技工作队伍。1977年5月～8月，邓小平在复出前后多次表示：我国科研人员少，队伍小，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美国科研队伍有一百二十万人，苏联前年的资料是九十万人，现在又增加了。”
此外，除肯定苏共重视农业和科学技术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还肯定了苏联的选举制度，等等。
二、对苏联共产党执政教训的深刻反思
在肯定苏共执政经验的同时，邓小平更多的是对苏共执政的诸多教训进行深刻反思。
（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和失误
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后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63年5月3日，他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时说：“赫鲁晓夫说生产水平赶上美国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最终要消灭三个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些差别没有消灭，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1964年5月19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时指出，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建成，“无非是工业产值比农业产值高。所谓高，就是工业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这仅仅是从工业产值的比重来规定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提到政治思想范围的问题”。1985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时说：“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低标准的社会主义。
二是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缺乏清醒认识。由于對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很清楚，苏共领导人在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屡屡出现“超阶段论”。斯大林在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中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苏联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认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制定了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新党纲。勃列日涅夫虽降低了赫鲁晓夫的基调，但仍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对苏共领导人这种“超阶段论”的错误，邓小平多次提出质疑和批评。1963年5月3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1985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1980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1990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
三是把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时间很短，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党高度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的一元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虽然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过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高度集权等这一模式的一些基本方面，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苏共还否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要求社会主义各国仿效和照搬，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搞民族主义”等，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上搬用了苏联的一套理论和模式。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1978年9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对于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照搬苏联模式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方针、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
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农民负担过重。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斯大林忽视农业，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他还反思苏联军工体制的弊端，指出：“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 二是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界限.以至20世纪30年代发生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长期的、严重的影响。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搞肃反扩大化，邓小平多次提出批评，指出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肃反搞错了一部分人，伤了一部分人，伤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他还剖析肃反扩大化发生的原因。1957年3月18日，他在山西省直机关、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之所以会发生肃反扩大化错误，“从理论上来说，错误的根源就是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客观上说，还有制度不健全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说明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和弊端。因而邓小平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是固步自封，形而上学盛行，没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苏共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还严重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界限，用大批判等不正常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领域问题。邓小平对此多次批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1977年11月3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由此造成缺乏创新的动力与机制，未能适应时代主题的转化对自己的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此外，还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和成功经验，最终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等等。
（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动摇了苏共執政的思想基础
斯大林在执政期间，领导苏联人民在革命、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比如：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作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等，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害，在国际共运中也带来很多消极影响。因此，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与清理是完全应该的。但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和问题仅仅归结于他个人的品质，未触及党的领导体制等深层问题。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关系到在尖锐地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能否坚持马列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严重后果，“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久爆发波匈事件，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持保留态度。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他在莫斯科听完翻译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口译成中文后，当即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返回国内后，他在几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间犯了一系列错误。他指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功劳是大家的，“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他提出，对斯大林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保护他的正确一方面的条件下来批判斯大林，而不能形成反对斯大林的一切”。1960年5月25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时指出：“我们能否认斯大林领导革命30年的主要作用吗？如果斯大林30年这么丑恶，过去革命都是假的，那么，苏联30年也是丑恶，我们脸上也无光彩，全世界人民还有什么勇气搞革命？”对邓小平的态度，毛泽东后来评价说，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是不同意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的。
（四）在国际共运中搞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关系中奉行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二战后成立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邓小平后来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苏联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但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极力想控制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给予了坚决回击，维护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一历史时说：“中苏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分裂，主要原因是，苏联搞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我们不甘心让它控制，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反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中苏论战的重要亲历者，邓小平对这场论战有过多次评说。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中苏论战，“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中苏论战，“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对东欧国家，苏联也以老子自居，要求这些国家服从苏联的指挥棒和战略利益，谁不服从就施加压力，进行批判、围攻，甚至出兵干涉内政。“东欧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和无条件地服从莫斯科的指示”，它的“任何改革都要首先由莫斯科来推动”。苏共领导人还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在这些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可以随意侵犯友国主权。1963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指出：“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经济互助、国际分工，甚至要消灭国界，目的是为了控制别国，给东欧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东欧国家对这种控制的不满是带有普遍性的。”1974年5月20日，他在会见刚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苏联同东欧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在会见外宾时仍强调指出，由于苏联推行大国主义，“东欧有一点受害”。 在对外关系中，苏联罔顾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推行大国霸权主义，侵吞别国领土。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谈到十月革命后苏联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他说：“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期间，苏联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后来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苏联还侵害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从缓和走向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12月，蘇军入侵阿富汗.等等。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邓小平多次揭露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
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也使自身付出了沉重代价：恶化了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耗费巨额资金，给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等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曾深有感触地总结说：“‘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实践证明行不通。霸权主义伸出的手不能不收回了。”
（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诱发并加深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国内重重危机和国际严峻挑战，提出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所谓“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虽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在根本性的对待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都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影响所及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导致国家政治机构失控，经济崩溃，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上升。在“新思维”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东欧很多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党内分歧严重，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有不少党分崩离析。自1989年秋至1991年间，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其他各国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苏联解体，联盟各共和国相继都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选择。
邓小平一直冷静地观察着苏东的改革乃至剧变事态的演变。他认为，苏东剧变有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自身不适当的改革所引起的。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未雨绸缪地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同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邓小平采取了审慎的态度。1987年3月19日，他在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时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1990年3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时说：“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
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汲取教训，确保中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这是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讲的话。这一科学态度，实际上贯穿了他后来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邓小平对苏共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纵观苏联70多年的兴衰成败，其前期生机勃勃，取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敢于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开放务实的胸襟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中后期积弊丛生，发展滞缓，就在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发展战略目标超越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始终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经济体制改革也始终没有跳出“让利放权”的圈子，没有触及所有制问题等。邓小平总结鉴戒苏联经验教训，在领导开辟中国道路过程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旗帜就是方向。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国内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多次肯定表示，评价毛泽东不能像对斯大林那样，“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反复强调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在邓小平领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高度评价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苏联前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后期急剧解体，昭示着能否坚持党的领导、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加强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苏东剧变更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1990年6月11日，他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时说：“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1991年10月5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1992年1月20日，他在南方谈话中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南方谈话后，他仍谆谆告诫：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受住了“八九政治风波”后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
（三）在对外关系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世界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现代化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鉴戒苏共执政期间处理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的教训，是新时期中国确立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于党际关系。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他同时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的观点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中共十三大将这四项原则适用的范围由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扩大到其他各类政党。
关于国家关系。邓小平多次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项原则”。“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和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确立，在这些方针原则指导下开展的卓有成效的丰富实践，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邓小平对苏共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视野、卓越智慧和科学求实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注重把总结鉴戒经验教训与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新的情况和特点的重大方针政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邓小平;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执政教训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001-12
从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在其执政的74年里，有一些成功经验，更有诸多历史教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对苏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七八十年代又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指导了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苏（俄）关系的发展，也见证了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事件。期间，邓小平一直对苏共执政进行观察与思考，总结和反思其成败得失。他的这些认识成果，为其开辟新道路提供了重要鉴戒，对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深刻启迪。
一、对苏共执政成就与经验的总结
（一）苏联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苏共的坚强领导
苏共执掌政权后，带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执行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线，较短时间内使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打败德国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苏共的坚强领导。邓小平说：“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苏共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锻造的。对于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邓小平多次表示肯定。他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个党强调密切联系群众。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作报告时，称赞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要是与广大民众保持着联系，就会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认为斯大林说的这个真理“不仅适用于联共党，适用于中国党，而且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这个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中统一。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1979年3月27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最终一事无成。这个党强调组织严密，纪律严明。1965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说：“一定要照列宁所说的，建立有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的党。一定要有列宁所说的铁的纪律，否则党就没有战斗力。”
（二）苏共执政早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下取得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光辉典范，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充分肯定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中所展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同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时说：“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列宁等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还表现在执政初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上。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实施以企业收归国有、余粮收集制、普遍义务劳动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不久即引发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骚乱。来自实践的挫折促使列宁重新思考如何认识社会主义。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经济和一定范围的私人贸易，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很快得到人民支持。这种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基础的迂回的辦法，意味着列宁所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实质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表现了科学的创新和求实精神。邓小平对此予以肯定。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方面，“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对新经济政策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思想，邓小平也多次予以肯定。1950年1月4日和1978年6月23日，他在两次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学会赚钱，为国家积累资本”，“搞党的工作不懂经济不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强调要学会做生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做生意”。 （三）苏共执政期间实行的一些方针、政策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一是执政早期对农业的重视。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主张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这种农民熟悉的方式逐步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永镐时说：“我们研究了，马克思、列宁都很重视农业。”基于此，他认为，我国提出“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提法是合乎马列主义的。
二是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苏联于1957年和1959年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标志着在最重要的科技方面已经登上世界最高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多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亲眼目睹了苏联发达的科技成就，对苏联重视发挥青年科技人才的作用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在主持全面整顿期间，曾深有感触地回忆说：“一九七五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苏联科技发达与他们培养科技人才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缩短学制问题指出：“我们的青年比苏联青年要多学五年才能到工作岗位，苏联青年大体上二十二岁可以到工作岗位。这个问题是影响我们以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苏联科技发达还由于有庞大的科技工作队伍。1977年5月～8月，邓小平在复出前后多次表示：我国科研人员少，队伍小，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美国科研队伍有一百二十万人，苏联前年的资料是九十万人，现在又增加了。”
此外，除肯定苏共重视农业和科学技术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还肯定了苏联的选举制度，等等。
二、对苏联共产党执政教训的深刻反思
在肯定苏共执政经验的同时，邓小平更多的是对苏共执政的诸多教训进行深刻反思。
（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偏差和失误
一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后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63年5月3日，他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时说：“赫鲁晓夫说生产水平赶上美国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最终要消灭三个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些差别没有消灭，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1964年5月19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青年代表团时指出，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建成，“无非是工业产值比农业产值高。所谓高，就是工业产值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这仅仅是从工业产值的比重来规定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提到政治思想范围的问题”。1985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时说：“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低标准的社会主义。
二是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缺乏清醒认识。由于對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很清楚，苏共领导人在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屡屡出现“超阶段论”。斯大林在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中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苏联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认为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制定了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新党纲。勃列日涅夫虽降低了赫鲁晓夫的基调，但仍提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对苏共领导人这种“超阶段论”的错误，邓小平多次提出质疑和批评。1963年5月3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1985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1980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1990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
三是把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践的时间很短，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一党高度集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的一元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虽然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过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高度集权等这一模式的一些基本方面，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苏共还否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要求社会主义各国仿效和照搬，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搞民族主义”等，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上搬用了苏联的一套理论和模式。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1978年9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对于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照搬苏联模式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方针、政策上存在严重失误
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农民负担过重。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斯大林忽视农业，不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他还反思苏联军工体制的弊端，指出：“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 二是严重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界限.以至20世纪30年代发生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长期的、严重的影响。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搞肃反扩大化，邓小平多次提出批评，指出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肃反搞错了一部分人，伤了一部分人，伤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他还剖析肃反扩大化发生的原因。1957年3月18日，他在山西省直机关、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之所以会发生肃反扩大化错误，“从理论上来说，错误的根源就是把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客观上说，还有制度不健全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说明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和弊端。因而邓小平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是固步自封，形而上学盛行，没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苏共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政策，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还严重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界限，用大批判等不正常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领域问题。邓小平对此多次批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1977年11月3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由此造成缺乏创新的动力与机制，未能适应时代主题的转化对自己的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此外，还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和成功经验，最终在与美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等等。
（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动摇了苏共執政的思想基础
斯大林在执政期间，领导苏联人民在革命、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比如：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作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等，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害，在国际共运中也带来很多消极影响。因此，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与清理是完全应该的。但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对斯大林的错误和问题仅仅归结于他个人的品质，未触及党的领导体制等深层问题。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关系到在尖锐地批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的同时能否坚持马列主义旗帜的重大问题”。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严重后果，“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久爆发波匈事件，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持保留态度。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他在莫斯科听完翻译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口译成中文后，当即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简直是胡来！返回国内后，他在几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间犯了一系列错误。他指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功劳是大家的，“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他提出，对斯大林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保护他的正确一方面的条件下来批判斯大林，而不能形成反对斯大林的一切”。1960年5月25日，他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时指出：“我们能否认斯大林领导革命30年的主要作用吗？如果斯大林30年这么丑恶，过去革命都是假的，那么，苏联30年也是丑恶，我们脸上也无光彩，全世界人民还有什么勇气搞革命？”对邓小平的态度，毛泽东后来评价说，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是不同意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的。
（四）在国际共运中搞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关系中奉行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二战后成立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邓小平后来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苏联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但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极力想控制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给予了坚决回击，维护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一历史时说：“中苏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分裂，主要原因是，苏联搞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我们不甘心让它控制，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反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中苏论战的重要亲历者，邓小平对这场论战有过多次评说。1983年1月11日，他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中苏论战，“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中苏论战，“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对东欧国家，苏联也以老子自居，要求这些国家服从苏联的指挥棒和战略利益，谁不服从就施加压力，进行批判、围攻，甚至出兵干涉内政。“东欧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和无条件地服从莫斯科的指示”，它的“任何改革都要首先由莫斯科来推动”。苏共领导人还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在这些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可以随意侵犯友国主权。1963年5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指出：“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经济互助、国际分工，甚至要消灭国界，目的是为了控制别国，给东欧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东欧国家对这种控制的不满是带有普遍性的。”1974年5月20日，他在会见刚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苏联同东欧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在会见外宾时仍强调指出，由于苏联推行大国主义，“东欧有一点受害”。 在对外关系中，苏联罔顾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推行大国霸权主义，侵吞别国领土。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谈到十月革命后苏联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他说：“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期间，苏联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后来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苏联还侵害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从缓和走向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12月，蘇军入侵阿富汗.等等。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邓小平多次揭露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
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安全，也使自身付出了沉重代价：恶化了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耗费巨额资金，给经济带来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等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曾深有感触地总结说：“‘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实践证明行不通。霸权主义伸出的手不能不收回了。”
（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转向，诱发并加深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国内重重危机和国际严峻挑战，提出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所谓“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虽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在根本性的对待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都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影响所及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导致国家政治机构失控，经济崩溃，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上升。在“新思维”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东欧很多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党内分歧严重，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有不少党分崩离析。自1989年秋至1991年间，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其他各国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苏联解体，联盟各共和国相继都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选择。
邓小平一直冷静地观察着苏东的改革乃至剧变事态的演变。他认为，苏东剧变有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自身不适当的改革所引起的。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未雨绸缪地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同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邓小平采取了审慎的态度。1987年3月19日，他在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时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1990年3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时说：“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
面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汲取教训，确保中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这是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讲的话。这一科学态度，实际上贯穿了他后来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邓小平对苏共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纵观苏联70多年的兴衰成败，其前期生机勃勃，取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敢于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开放务实的胸襟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中后期积弊丛生，发展滞缓，就在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发展战略目标超越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始终没有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经济体制改革也始终没有跳出“让利放权”的圈子，没有触及所有制问题等。邓小平总结鉴戒苏联经验教训，在领导开辟中国道路过程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旗帜就是方向。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国内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多次肯定表示，评价毛泽东不能像对斯大林那样，“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反复强调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在邓小平领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高度评价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苏联前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后期急剧解体，昭示着能否坚持党的领导、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加强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苏东剧变更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1990年6月11日，他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时说：“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1991年10月5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1992年1月20日，他在南方谈话中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南方谈话后，他仍谆谆告诫：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受住了“八九政治风波”后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
（三）在对外关系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世界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现代化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鉴戒苏共执政期间处理党际关系、国家关系的教训，是新时期中国确立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于党际关系。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他同时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中共十二大将邓小平的观点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中共十三大将这四项原则适用的范围由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扩大到其他各类政党。
关于国家关系。邓小平多次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项原则”。“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和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确立，在这些方针原则指导下开展的卓有成效的丰富实践，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邓小平对苏共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鉴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视野、卓越智慧和科学求实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注重把总结鉴戒经验教训与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新的情况和特点的重大方针政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