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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内涵的演进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史。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重要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演进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话语层面，还体现在内涵层面，表现为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推进实践转化与创新等基本价值。同时，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历史动因中，“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话语转换与价值认同的统一，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协调，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的衔接，并通过建构“价值共同体”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推进着“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共识性改革开放。回顾“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历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我们要以“长时段”理论审视改革开放，以“大历史”观念总结基本经验，以“全球化”视角回应发展诉求，进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关键词]改革开放;概念史;话语;40年
[中图分类号]A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135-10
“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不仅是政策总结的过程，也是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实现话语建构和价值认同的过程，并且经过一定的酝酿深化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包含话语转换、思想转变、实践转型的过程。本文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主要文献选编以及《人民日报》等原始文献为考察文本，采用对“改革开放”的概念进行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逻辑，探求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概念史阐释改革开放史、党史、国史，这将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以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概念变迁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的概念并没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文件中出现，应当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定义和评价进行区别，据已有原始文献考察，这一概念首次合称是在6年之后的1984年。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概念进行了一个分化、组合、变迁的过程，最后整合为“改革开放”，并经过制度化过程加以确认。因此，分析概念史不能囿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找寻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本初内涵，并分析其内涵的演进逻辑。尤其是明确辨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间的内涵及其辩证演进过程，有助于从概念史的角度透视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有助于从概念的来龙去脉中把握“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质与价值取向。
（一）“改革”与“开放”概念辨析
从当前的话语语境来看，“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具有很强区别度的概念，但是在这两个概念内涵演进的过程中，它们的内涵有着复杂的交融过程。正是二者在话语和内涵层面的辩证演进過程，体现着对改革和开放及其之间关系认识的逻辑演变。
要想厘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还要明确“搞活”的内涵，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改革”“开放”“搞活”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基本呈现三种理解形式：一是将三个概念并列，是从狭义层面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将三个概念的内涵等同，从广义层面上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对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有所差异，尤其是不在同一范围内理解，因此三者之间既有内涵重合也有概念区别。
首先，从三者内涵并列的层面理解，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概念并列类似于“开放、改革、建设”的提法，三个概念都是从狭义角度理解。其次，从同一内涵层面理解“改革”“开放”“搞活”，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谈话中阐释改革开放政策时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在此处是从广义层面理解“开放”概念，这里的“开放”包含“改革”和“搞活”内涵。最后，从内涵交叉融合层面理解，“搞活”相当于狭义的“改革”，例如“经济搞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等说法中，“搞活”一词的出现总是与“经济”一词相伴相随。在这种层面来讲“搞活”只是针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印证了“搞活”的指向。根据文本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前期的使用非常灵活，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内涵的关系可以是包含或相等的关系。
因此，在“改革开放”概念确立的过程中，“改革”与“开放”是两个深度融合的概念，“改革开放”概念的制度化过程完成后，“改革”与“开放”的概念更加明确，并且其内涵不断根据实践发展赋予了时代特色，不断发生着变化。“改革”演变出现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计划体制全面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等表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局改革”“自我革命”等表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对改革的广度、深度以及维度的要求不同。而“开放”概念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开放”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国家民族层面来看侧重体现“对外开放”，从某一具体领域层面来看则具有“改革”的内涵，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全方位开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表述，反映出我国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和调适应对能力的增强。
（二）“改革开放”与“改革”和“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简单相加，从其内涵演进的逻辑来讲，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整合。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不是事物两种完全割裂的存在形态，有着深刻的内涵交融和机制衔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内涵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体现着对“改革开放”概念及其制度确认与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 “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的整合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首次并称是在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但这是在政策概括角度讲的，重点是突出当时的具体环境。
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18）文献检索结果，《人民日报》在1984年9月13日发表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文中开始使用“改革开放”的概念。从1984年首次出现“改革开放”至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改革开放”在正文中316次，在标题中出现117次;从1987年10月26日至1987年底，“改革开放”在正文中157次，在标题中出现17次，概念平均出现频次的顯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概念的制度确认过程及其对媒体宣传的话语影响。根据现有文献考察结果，邓小平再次使用“改革开放”概念，是在1986年3月28日，此后至中共十三大邓小平共提到5次（文本检索出现8次，其中3次出现在标题中），这5次仍然是从政策总结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其中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的谈话节选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被命名为“排除干扰，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却将这个谈话节选命名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由此可见这次在文本中出现是编者后来加入的，不应视为再次合称。按照同样的逻辑也排除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等3例作为“改革开放”概念再次合称的可能。而后在1987年3月21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强调，“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但这里仍是将“改革”“开放”“搞活”三个概念并列，也就是对三者内涵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还在演进之中，在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中沿用了这种表述。而在1987年5月13日的《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则开始集中使用“改革开放”一词，由此可以看出将“改革”“开放”再次整合的并非始于中共十三大报告，而是早于这个时间，并经历了一个酝酿和认同的过程，但是在党和国家层面得到制度确认确是从中共十三大开始的。
以中共十三大为时段分割点，利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通过对《邓小平文选》中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南方谈话的相关文献为文本考察对象进行关键词统计（去除目录），发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三大（大约9年时间）的文献中相关关键词的频次如下：“改革”458次，“搞活”35次，“开放”204次，“对内搞活”17次，“对内改革”1次，“对外开放”55次，“改革开放”8次（其中3次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谈话的部分内容，标题是编者加上去的，这3篇谈话的标题分别是《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改革、开放”15次;中共十三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大约5年时间）文献中相关关键词的频次如下：“改革”187次，“搞活”2次，“开放”132次，“对内搞活”0次，“对内改革”0次，“对外开放”2次，“改革开放”98次（其中两次出现在编者加上的标题中，即《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改革、开放”0次。以《邓小平文选>为典型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对两组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组内对比和组间对比，发现中共十三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间“开放”和“改革开放”的年均频次高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三大间，其他关键词年均频次均低于后者;“改革”“搞活”单独使用的频次降低，“对内改革”“对内搞活”的提法不再出现，表明对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放”单独使用的频次有所提高，而“对外开放”的提法却鲜有出现，体现出对开放政策的重视与强调，也体现出“开放”内涵的丰富;“改革、开放”并列使用的情况也不再出现，代之以高频词的“改革开放”表述，表明“改革开放”话语完成了整合，实现了制度确认。
通过文本考察以明确“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过程，有助于厘清在历史中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深入剖析改革开放的发展逻辑，探求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
（三）“改革开放”概念变迁的基本价值
“改革开放”的概念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广阔的实践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演进而来。经历了从1978年～1984年实践开拓，首次以概括政策的朴素话语形式出现，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在相关文件起草过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将“改革”与“开放”进行整合，并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出现29次，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11次，实现了在党和国家层面的话语界定和制度确认。
1.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来分析，《江泽民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684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3月10日的《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中，仅在《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出现11次，而“改革、开放”的表述未再出现。《胡锦涛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702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6月8日的《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中，“改革、开放”的表述不再出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210次。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来看，中共十三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出现“改革开放”的频次依次是：29次，56次，27次，14次，34次，19次，9次。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话语表达，也体现出改革开放理论的系统化。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进行文本统计，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改革”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86次，69次;而“开放”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4次，55次，78次，39次，29次，59次，38次，27次。从这三个关键词的频次及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从话语层面经过了一个话语构建和话语认同过程，而话语认同是价值认同的重要机制和组成部分，更有传播力、影响力、凝聚力的话语有助于将思想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价值性转化为现实实践。而“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在保持高频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波动，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由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转变，词频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对改革开放辩证认识的轨迹。 2.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基本内涵演进的终结，这一概念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不断推移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概念变迁和话语建构作为对改革开放实践认知的成果，反映着改革开放鲜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共时性视角来看，概念演进发挥着话语传播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并以话语的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在其40年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具有多层内涵的概念，可以从思想、理念、道路、制度、政策等层面理解，而在这一概念变迁过程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制度或者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燃起生机与活力，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路感召力极大提高，这是最为直观的实践层面的表现，同时实践的接续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二是作为思想或者理念，这种话语表达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感染力、认同力和转化力，“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的过程是话语建构和思想建构的过程，也是话语认同和思想认同的过程。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中也可以发现，词频统计反映了概念变迁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建构过程，这就是改革开放共识的达成。后者是一种在实践发展中潜移默化的过程，前者是一种直观的表现，也是后者的关键动因，也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之初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的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推进实践转化与创新。概念的变迁不仅表现在词语方面，也表现在内涵方面，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作为一种话语，本身是语言与思想的结合体，概念变迁在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价值观念的现实转化，也就是在完成话语建构、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过程。质言之，就是在建构和扩展“改革开放”的大众性并逐步實现大众化之后，实现“内化于心”向“外化于行”的再一次转化。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的大众性构建与大众化实现是交织在一起的。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群众和干部一方面衷心拥护党的这些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担心政策什么时候会变。”政策认同和价值转化是生产力发挥力量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概念以话语转换促进价值认同，有助于增进广大人民群众诉求反映与改革开放政策回应之间的协调统一，这也是40年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
“改革开放”的内涵演进不只是文本话语的变动，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核心概念，它的时代变迁不是对历史变化的被动反映，更体现出改革实践和开放实践的主动总结，是一种话语的转化，也是政策的调适，同时也是回应民意诉求的价值映射，更是发挥党的先进性进行理论主动建构的集中体现。因此，从历史层面考察“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话语转换与价值认同的统一，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协调，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的衔接，并通过建构“价值共同体”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推进着“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共识性改革开放。
（一）历史逻辑：社会发展规律的接续探索
改革开放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思潮，从历史中观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从“改革开放”概念形成的历程中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先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再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是在民意诉求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对先行先试的政策进行制度化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才更加重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后者。因此，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逻辑是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人民性科学反映的结果。
这种客观规律不仅来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70年历史的总结，还来源于对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命运的反思，同时也是对5000年中华文明、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普遍规律的揭示。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质言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反映，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一再表明，开放的文明、民族、国家更具活力，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改革使发展更具接续性。历史规律性和人民主体性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正确把握，并将必然性转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他在客观评价自己与党的领导集体、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同时，揭示了改革开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向实践学习，首先就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体现出党对人民主体地位高度尊重的态度。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度肯定和接续发展体现了对规律性和人民性的制度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强调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将改革开放的接续推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相融合，在强调“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二）理论逻辑：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价值引导
“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从民族碎片化孤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转变，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同质化造成的，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展世界逐渐连为一体。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上，就是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制定顺应、应对乃至引导全球化的方针政策。而关于改革，恩格斯曾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唯物辩证法也是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不断推进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40年来，改革开放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和“改革”的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改革开放实践成果的证明和改革开放理论的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是掌握群众的基础，而这种彻底性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对群众诉求的回应，也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就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应民心所向和社会诉求的升级，“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集中体现。
（三）现实逻辑：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诉求回应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将改革开放定位为“新的伟大革命”，并总结指出：“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这是对改革开放实践合理性的高度阐释，更为深层次的实践逻辑是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丰富深化。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相互转化促进的，实践转化是对改革开放理论验证的过程，也是对理论提出新要求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不断丰富就是在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实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历了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理论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化的过程。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实的困境催生了改革的需求与动力，改革的成效又推动了改革措施的普及化和改革政策的系统化，经过40年的探索实践，改革的理论更加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制度、政策体系。而开放总是相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国也并非完全封闭的国家，而后的开放政策与举措是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指向的，开放的思想理念更趋系统化，也就是说逐渐实现了被动战术性开放向主动战略性开放的转变，而对开放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开放思想也就实现了自觉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概念内涵演进的现实启示
从“改革开放”概念变迁和内涵演进的进程与逻辑来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应该基于历史事实，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抓住历史中纷繁复杂的事物联系，以整体性、科学性、客观性的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并且立足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来看待这一历史变迁。以史为鉴，以史为资，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提炼方法论启示，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一）以“长时段”的理论审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概念的产生和阐释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过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要以“长时段”理论自觉看待40年的发展逻辑，应该从中华民族的5000年的发展史中审视改革开放在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价值，从近代以来近180年的历史中看待“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应该从社会主义500年、十月革命以来100余年和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中，审视改革开放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于社会主义多样性实践所贡献的独特价值。
因此，分析改革开放不仅要研究改革开放40年不同领域的巨大变化，还要分析其中的历史动因，动因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还体现在民族文明特质、国际形势变化、地理环境特点等层面，尤其是深入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国家的一般性启示。
（二）以“大历史”的观念总结基本经验
回顾历史是为了看清当下，更是为了明确未来的方向。回顾改革开放是为了洞悉历史变化的原因，分析变动背后的历史合力，在审视历史轨迹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在梳理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坚定理论自信，在分析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衔接的基础上坚定制度自信，在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大历史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以历史逻辑分析当下的路径，并用当下的发展实际判断未来的走向。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和取得的实践成就、理论成果是坚定自信的重要基石，要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对这些经验进行全方位的总结，深入把握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规律之间的关系，辩证分析蕴含其中的方法论启示。
（三）以“全球化”的视角回应发展诉求
全球化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经历了一个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一潮流的缩影，也是应对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去全球化”的迹象和举措，从而使全球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使全球化进程更加复杂。中国正处在深度调整并致力于建构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全球化中的新问题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因此，从全球化视角分析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向有助于增强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協同性，有助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协调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为世界贡献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供崭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概念史;话语;40年
[中图分类号]A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135-10
“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是一部生动的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不仅是政策总结的过程，也是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实现话语建构和价值认同的过程，并且经过一定的酝酿深化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包含话语转换、思想转变、实践转型的过程。本文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主要文献选编以及《人民日报》等原始文献为考察文本，采用对“改革开放”的概念进行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逻辑，探求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概念史阐释改革开放史、党史、国史，这将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以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概念变迁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的概念并没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文件中出现，应当与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定义和评价进行区别，据已有原始文献考察，这一概念首次合称是在6年之后的1984年。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概念进行了一个分化、组合、变迁的过程，最后整合为“改革开放”，并经过制度化过程加以确认。因此，分析概念史不能囿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找寻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本初内涵，并分析其内涵的演进逻辑。尤其是明确辨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间的内涵及其辩证演进过程，有助于从概念史的角度透视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有助于从概念的来龙去脉中把握“改革开放”思想的实质与价值取向。
（一）“改革”与“开放”概念辨析
从当前的话语语境来看，“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具有很强区别度的概念，但是在这两个概念内涵演进的过程中，它们的内涵有着复杂的交融过程。正是二者在话语和内涵层面的辩证演进過程，体现着对改革和开放及其之间关系认识的逻辑演变。
要想厘清“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还要明确“搞活”的内涵，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改革”“开放”“搞活”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基本呈现三种理解形式：一是将三个概念并列，是从狭义层面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将三个概念的内涵等同，从广义层面上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对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有所差异，尤其是不在同一范围内理解，因此三者之间既有内涵重合也有概念区别。
首先，从三者内涵并列的层面理解，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概念并列类似于“开放、改革、建设”的提法，三个概念都是从狭义角度理解。其次，从同一内涵层面理解“改革”“开放”“搞活”，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谈话中阐释改革开放政策时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在此处是从广义层面理解“开放”概念，这里的“开放”包含“改革”和“搞活”内涵。最后，从内涵交叉融合层面理解，“搞活”相当于狭义的“改革”，例如“经济搞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等说法中，“搞活”一词的出现总是与“经济”一词相伴相随。在这种层面来讲“搞活”只是针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印证了“搞活”的指向。根据文本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前期的使用非常灵活，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内涵的关系可以是包含或相等的关系。
因此，在“改革开放”概念确立的过程中，“改革”与“开放”是两个深度融合的概念，“改革开放”概念的制度化过程完成后，“改革”与“开放”的概念更加明确，并且其内涵不断根据实践发展赋予了时代特色，不断发生着变化。“改革”演变出现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计划体制全面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等表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局改革”“自我革命”等表述，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对改革的广度、深度以及维度的要求不同。而“开放”概念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开放”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国家民族层面来看侧重体现“对外开放”，从某一具体领域层面来看则具有“改革”的内涵，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全方位开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表述，反映出我国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和调适应对能力的增强。
（二）“改革开放”与“改革”和“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简单相加，从其内涵演进的逻辑来讲，是“改革”和“开放”概念的整合。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不是事物两种完全割裂的存在形态，有着深刻的内涵交融和机制衔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内涵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体现着对“改革开放”概念及其制度确认与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 “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的整合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首次并称是在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但这是在政策概括角度讲的，重点是突出当时的具体环境。
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18）文献检索结果，《人民日报》在1984年9月13日发表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文中开始使用“改革开放”的概念。从1984年首次出现“改革开放”至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改革开放”在正文中316次，在标题中出现117次;从1987年10月26日至1987年底，“改革开放”在正文中157次，在标题中出现17次，概念平均出现频次的顯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概念的制度确认过程及其对媒体宣传的话语影响。根据现有文献考察结果，邓小平再次使用“改革开放”概念，是在1986年3月28日，此后至中共十三大邓小平共提到5次（文本检索出现8次，其中3次出现在标题中），这5次仍然是从政策总结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其中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的谈话节选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被命名为“排除干扰，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却将这个谈话节选命名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由此可见这次在文本中出现是编者后来加入的，不应视为再次合称。按照同样的逻辑也排除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等3例作为“改革开放”概念再次合称的可能。而后在1987年3月21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强调，“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但这里仍是将“改革”“开放”“搞活”三个概念并列，也就是对三者内涵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还在演进之中，在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中沿用了这种表述。而在1987年5月13日的《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则开始集中使用“改革开放”一词，由此可以看出将“改革”“开放”再次整合的并非始于中共十三大报告，而是早于这个时间，并经历了一个酝酿和认同的过程，但是在党和国家层面得到制度确认确是从中共十三大开始的。
以中共十三大为时段分割点，利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通过对《邓小平文选》中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南方谈话的相关文献为文本考察对象进行关键词统计（去除目录），发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三大（大约9年时间）的文献中相关关键词的频次如下：“改革”458次，“搞活”35次，“开放”204次，“对内搞活”17次，“对内改革”1次，“对外开放”55次，“改革开放”8次（其中3次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谈话的部分内容，标题是编者加上去的，这3篇谈话的标题分别是《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改革、开放”15次;中共十三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大约5年时间）文献中相关关键词的频次如下：“改革”187次，“搞活”2次，“开放”132次，“对内搞活”0次，“对内改革”0次，“对外开放”2次，“改革开放”98次（其中两次出现在编者加上的标题中，即《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改革、开放”0次。以《邓小平文选>为典型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对两组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组内对比和组间对比，发现中共十三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间“开放”和“改革开放”的年均频次高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三大间，其他关键词年均频次均低于后者;“改革”“搞活”单独使用的频次降低，“对内改革”“对内搞活”的提法不再出现，表明对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放”单独使用的频次有所提高，而“对外开放”的提法却鲜有出现，体现出对开放政策的重视与强调，也体现出“开放”内涵的丰富;“改革、开放”并列使用的情况也不再出现，代之以高频词的“改革开放”表述，表明“改革开放”话语完成了整合，实现了制度确认。
通过文本考察以明确“改革开放”概念的演进过程，有助于厘清在历史中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深入剖析改革开放的发展逻辑，探求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
（三）“改革开放”概念变迁的基本价值
“改革开放”的概念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广阔的实践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演进而来。经历了从1978年～1984年实践开拓，首次以概括政策的朴素话语形式出现，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在相关文件起草过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将“改革”与“开放”进行整合，并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出现29次，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11次，实现了在党和国家层面的话语界定和制度确认。
1.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来分析，《江泽民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684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3月10日的《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中，仅在《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出现11次，而“改革、开放”的表述未再出现。《胡锦涛文选》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702次，第一次出现是在1988年6月8日的《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中，“改革、开放”的表述不再出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改革开放”的概念共出现210次。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来看，中共十三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出现“改革开放”的频次依次是：29次，56次，27次，14次，34次，19次，9次。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话语表达，也体现出改革开放理论的系统化。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进行文本统计，自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改革”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86次，69次;而“开放”概念的出现频次依次是：4次，55次，78次，39次，29次，59次，38次，27次。从这三个关键词的频次及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从话语层面经过了一个话语构建和话语认同过程，而话语认同是价值认同的重要机制和组成部分，更有传播力、影响力、凝聚力的话语有助于将思想理论的合理性、科学性、价值性转化为现实实践。而“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在保持高频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波动，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由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向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转变，词频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对改革开放辩证认识的轨迹。 2.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改革开放”概念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基本内涵演进的终结，这一概念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不断推移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概念变迁和话语建构作为对改革开放实践认知的成果，反映着改革开放鲜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客观审视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从共时性视角来看，概念演进发挥着话语传播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并以话语的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在其40年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具有多层内涵的概念，可以从思想、理念、道路、制度、政策等层面理解，而在这一概念变迁过程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制度或者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燃起生机与活力，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路感召力极大提高，这是最为直观的实践层面的表现，同时实践的接续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二是作为思想或者理念，这种话语表达具有很强的传播力、感染力、认同力和转化力，“改革开放”概念的变迁的过程是话语建构和思想建构的过程，也是话语认同和思想认同的过程。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中也可以发现，词频统计反映了概念变迁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建构过程，这就是改革开放共识的达成。后者是一种在实践发展中潜移默化的过程，前者是一种直观的表现，也是后者的关键动因，也充分印证了改革开放之初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的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推进实践转化与创新。概念的变迁不仅表现在词语方面，也表现在内涵方面，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作为一种话语，本身是语言与思想的结合体，概念变迁在促进话语建构与认同、增进思想深化与内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价值观念的现实转化，也就是在完成话语建构、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过程。质言之，就是在建构和扩展“改革开放”的大众性并逐步實现大众化之后，实现“内化于心”向“外化于行”的再一次转化。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的大众性构建与大众化实现是交织在一起的。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群众和干部一方面衷心拥护党的这些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担心政策什么时候会变。”政策认同和价值转化是生产力发挥力量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概念以话语转换促进价值认同，有助于增进广大人民群众诉求反映与改革开放政策回应之间的协调统一，这也是40年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
“改革开放”的内涵演进不只是文本话语的变动，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核心概念，它的时代变迁不是对历史变化的被动反映，更体现出改革实践和开放实践的主动总结，是一种话语的转化，也是政策的调适，同时也是回应民意诉求的价值映射，更是发挥党的先进性进行理论主动建构的集中体现。因此，从历史层面考察“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动因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话语转换与价值认同的统一，价值性与真理性的协调，历史逻辑与现实观照的衔接，并通过建构“价值共同体”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推进着“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共识性改革开放。
（一）历史逻辑：社会发展规律的接续探索
改革开放不是一种纯粹思辨的思潮，从历史中观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从“改革开放”概念形成的历程中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不是先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再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是在民意诉求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对先行先试的政策进行制度化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才更加重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后者。因此，改革开放内涵演进的历史逻辑是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人民性科学反映的结果。
这种客观规律不仅来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70年历史的总结，还来源于对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命运的反思，同时也是对5000年中华文明、500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普遍规律的揭示。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质言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反映，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一再表明，开放的文明、民族、国家更具活力，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改革使发展更具接续性。历史规律性和人民主体性构成了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正确把握，并将必然性转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他在客观评价自己与党的领导集体、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同时，揭示了改革开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向实践学习，首先就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体现出党对人民主体地位高度尊重的态度。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度肯定和接续发展体现了对规律性和人民性的制度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强调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将改革开放的接续推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相融合，在强调“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二）理论逻辑：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价值引导
“改革开放”内涵的演进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从民族碎片化孤立发展向世界一体化转变，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生产方式的同质化造成的，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展世界逐渐连为一体。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上，就是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和制定顺应、应对乃至引导全球化的方针政策。而关于改革，恩格斯曾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唯物辩证法也是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不断推进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 40年来，改革开放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和“改革”的理论实现中国化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特色。“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改革开放实践成果的证明和改革开放理论的彻底性。理论的彻底性是掌握群众的基础，而这种彻底性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对群众诉求的回应，也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就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应民心所向和社会诉求的升级，“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集中体现。
（三）现实逻辑：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诉求回应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将改革开放定位为“新的伟大革命”，并总结指出：“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这是对改革开放实践合理性的高度阐释，更为深层次的实践逻辑是改革开放的内涵不断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丰富深化。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相互转化促进的，实践转化是对改革开放理论验证的过程，也是对理论提出新要求的过程，“改革开放”内涵的不断丰富就是在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实现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历了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理论经历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化的过程。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现实的困境催生了改革的需求与动力，改革的成效又推动了改革措施的普及化和改革政策的系统化，经过40年的探索实践，改革的理论更加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制度、政策体系。而开放总是相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国也并非完全封闭的国家，而后的开放政策与举措是有着清晰的定位和指向的，开放的思想理念更趋系统化，也就是说逐渐实现了被动战术性开放向主动战略性开放的转变，而对开放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开放思想也就实现了自觉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概念内涵演进的现实启示
从“改革开放”概念变迁和内涵演进的进程与逻辑来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应该基于历史事实，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抓住历史中纷繁复杂的事物联系，以整体性、科学性、客观性的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并且立足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来看待这一历史变迁。以史为鉴，以史为资，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提炼方法论启示，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一）以“长时段”的理论审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概念的产生和阐释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过程，审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要以“长时段”理论自觉看待40年的发展逻辑，应该从中华民族的5000年的发展史中审视改革开放在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价值，从近代以来近180年的历史中看待“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应该从社会主义500年、十月革命以来100余年和新中国成立近70年、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中，审视改革开放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于社会主义多样性实践所贡献的独特价值。
因此，分析改革开放不仅要研究改革开放40年不同领域的巨大变化，还要分析其中的历史动因，动因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还体现在民族文明特质、国际形势变化、地理环境特点等层面，尤其是深入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后发国家的一般性启示。
（二）以“大历史”的观念总结基本经验
回顾历史是为了看清当下，更是为了明确未来的方向。回顾改革开放是为了洞悉历史变化的原因，分析变动背后的历史合力，在审视历史轨迹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在梳理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坚定理论自信，在分析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衔接的基础上坚定制度自信，在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大历史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以历史逻辑分析当下的路径，并用当下的发展实际判断未来的走向。4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和取得的实践成就、理论成果是坚定自信的重要基石，要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对这些经验进行全方位的总结，深入把握一般性规律和特殊性规律之间的关系，辩证分析蕴含其中的方法论启示。
（三）以“全球化”的视角回应发展诉求
全球化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经历了一个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一潮流的缩影，也是应对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去全球化”的迹象和举措，从而使全球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使全球化进程更加复杂。中国正处在深度调整并致力于建构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全球化中的新问题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因此，从全球化视角分析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向有助于增强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協同性，有助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协调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为世界贡献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供崭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