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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的一波一折都牵动着全球经济金融的变动。双方贸易冲突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从深层次看， 一国总体贸易赤字是其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结果。消费太多，储蓄不够投资，就必须进口，也就是贸易赤字。中美两国贸易问题是多年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需要双方正视，需要从各自国内政策检讨开始，也需要时间。
对于美国而言，无视中美和全球经济的深刻变化，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只在双边赤字上做文章，不认真反思美国经济日益严重的内部失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日益严重的外部失衡。
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赤字。自1976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贸易赤字国。1999年至今，贸易赤字从来没有低于GDP的2%，2006年一度达到GDP的5.5%。金融危机以来贸易赤字占GDP之比有所下降，但仍占GDP的3%左右。2017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5716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页岩革命”极大提高了美国石油产量，帮助其大幅减少石油进口，贸易赤字还会更大。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是因为长期消费过度、储蓄不足。按国民收入恒等式，贸易赤字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差，国内储蓄又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部分。美国私人部门储蓄长期较低，其中居民储蓄率近十年均值仅5.5%，2017年进一步降至3%的历史新低。根据美联储的调查，2017年每10个美国人里面就有4个连400美元应急现金都拿不出来，需要透支信用卡，向亲友借钱，卖东西换钱，甚至干脆赊账。
美国公共部门过去十几年都处于赤字状态，债台高筑。过去60年，联邦财政只有5年盈余，其余55年都是入不敷出;2002年以来，联邦财政已经连续17年赤字，平均高达GDP的4.1%。特朗普政府大搞财政刺激还将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降低公共储蓄，预计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将由2017的3.5%升至4.6%。总之，美国贸易赤字是其经济结构中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产物。消费高，政府赤字，借钱太多，储蓄太少。
美国贸易赤字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财政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和“欧盟宪法之父”德斯坦就指出，美元霸主地位使美国享有“过度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仅靠发行纸币就可以购买全球商品。其他国家如果贸易赤字持续，很容易爆发国际收支危机，可是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其能够不受资本流动的制约，因为“印钱”就能提供进口融资。所以美国税收不够花，就发国债，美国市场有限，就卖给全球投资者。2017年年末，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60%，其中超過一半（6.3万亿美元）都是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量在美国贸易赤字扩大的过程中持续上升。
特朗普治下，美国贸易赤字还将继续扩大。特朗普上台以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边减税，一边增加政府支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10年联邦财政赤字很可能从GDP的3%进一步升至5%。居民减税幅度不大，且将于2025年年底自动失效，对居民储蓄率的提振作用有限。根据NX≡S-I（国民收入的恒等式），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跟随财政赤字上升。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占GDP的3.6%，比2017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21～2023年经常账户赤字仍持续超过GDP的3%。扣除对外投资净收益（相当于GDP的0.5%）后，贸易赤字比经常账户赤字还要大。
中国仿佛是美国的镜像。中国人民勤劳而节俭，储蓄率高，“中国制造”出口全世界，贸易和经常账户持续大额盈余。2001年中国加入WTO，巨大的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叠加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强。2001到2007年，中国出口以每年20%以上的增速狂飙突进，经常账户盈余占GDP之比从1.3%攀升至9.9%。与之对应，中国国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36%升至2007年的51%。出口拉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但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外需依赖过度，中国经济面临另一种外部失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大幅萎缩，倒逼中国加快结构转型、扩大内需的步伐，经济逐渐从外需和投资拉动转向内需和消费主导。靠政策短期刺激消费不可持续，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持久提高居民收入，切实完善保障机制。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调整税收、转移支付，促进了劳动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社保、医保体系逐步完善，覆盖面扩大，保额提高，缓解了居民后顾之忧。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外账户实现基本平衡。结构改革有效拉动了消费，扭转了经济失衡。2007年到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1%升至58.8%，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服务业比重由42.9%升至51.6%，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内需不断扩大，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由2007年的9.9%降至2017年的1.3%，回到了2001年加入WTO时的水平。经常账户盈余持续收窄，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不搞重商主义，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聚焦国内结构改革，通过经济内部再平衡促进外部再平衡。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更趋平衡，贸易顺差也将继续收窄。首先，人口结构的杠铃式变化将降低储蓄率。未来数年，预计老龄化和二孩政策将分别推升老年人口和儿童占比，带动抚养比由2018年的40.5%升至2023年的43.6%，从而增加消费、降低储蓄。根据IMF预测，中国总储蓄占GDP之比将由2017年的45.8%降至2023年的42.2%。 其次，服务业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进口将显著增加。目前世界服务业占GDP约68%，多数发达国家超过70%，而中国仅有51.6%。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必然趋势。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预计中国相关进口将快速增长。
再次，消费升级还将继续。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8800美元，未来国内高端消费品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居民出国旅游购物及“海淘”盛行，从侧面反映出消费者对国外商品的巨大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预计相关需求将更多地以进口的形式得到释放。IMF也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逐年下降，至2023年降至0.6%，实现平衡。
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成本较低，产业体系完备，基础设施发达，赋予“中国制造”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出口产品门类极为广泛。大量“中国制造”实际上是外企在华生产，再出口到全世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前十的产品既包括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通讯设备、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既有中国企业的产品，也有美国企业的产品。相当一部分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实际上是美国企业在华创造的。据估算，仅苹果手机一项每年就会带来170亿美元赤字。实际上，由于iPhone绝大部分的价值创造在研发和销售渠道，中国劳动者和生产厂商仅获得5%的增加值。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中国能提供的生产规模、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仍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因此，中国劳动密集产品仍将长期保持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服装为例，中国加入WTO后，在美国服装进口市场中的份额从13%一路攀升至近42%。2010年以来，部分市场份额转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但中国的市场份额仍然保持在36%，是越南的3倍，印尼的7倍。
中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快速进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中国创造”竞争力越来越强。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0年出现拐点，“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但中国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巨大的“人才红利”正渐行渐近，为中国带来新的核心竞争力。
中美贸易的大局仍是优势互补，双边互利。和历史上的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有三点显著不同，因而也更具互补性。
第一，中美贸易首先是新兴经济国和发达经济国之间的贸易。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爆发时，日本人均GDP已与美国相当，而中国当前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7，中美经济的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
第二，中美贸易是真正的大国间贸易。1985年日本GDP总量只有当时美国的32%，而2017年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2%，制造业规模更是高居世界第一，超过德国、日本、韩国之和。中美两国都有广阔的市场和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第三，中美贸易的主体是产业链贸易而非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截至2016年，包括电子产品、轻工业等在内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到我对美贸易顺差的80%以上。而美国则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在高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以知识产权出口为例，2017年美国出口达1279亿美元，稳居世界首位，是中国的26倍。
产业链上贸易比产业内贸易更具互补性，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但是，产业链贸易下中美各自内部的利益调整也更加剧烈，赢家和输家对比更明显。例如，美国跨国企业从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而部分“铁锈州”的制造业工人却失去了就业岗位。因此，合理的选项应是通过国内政策对输家给予适当的补偿，而非因噎废食、放弃中美贸易的双边互利大局。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高端产业发展放缓的情况，新增就业集中在中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共同失灵，妨碍了新技术、新发明产业化。正确的做法是推进改革，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机制的作用，提高竞争力。威逼制造业回流美国、“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 hire American）的保护主义行径，只能让美国的竞争力进一步下滑。
中国经济向内需和消费主导转型的趋势还将持续，并推动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内需增速将持续高于外需。消费的比重将持续上升。中国人口和收入结构的变化悄无声息改变了消费的版图。劳动力人口自2010年起掉头向下，叠加人口老龄化、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了抚养比，从而推高边际消费倾向，压低储蓄率。中国迈入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高端消费品和服务消费需求会比低端消费需求增长更快。国内供给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服務质量的更高需求，促生了海外购物、网络代购的兴起，出国旅游、出国留学也成为大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实在需求。
中国向消费转型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机遇。在中国巨大且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有助于美国扩大出口，部分缓解外部失衡;增加进口，也能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向往。这是双赢的局面。中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既是释放善意，也符合中国利益。
然而，仅靠中国增加进口，不足以根本扭转美国的外部失衡。随着储蓄率下降，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将持续收窄。IMF预测到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 0.6%。即使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收窄完全是因为增加从美国进口，也远不足以让占美国GDP 2%的双边贸易赤字变成盈余，更不用说让美国高达GDP 4%的多边贸易赤字转正。要求中国超出自身需要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来促进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想法是徒劳的，也是“饮鸩止渴”的短期和错误的政策。 美国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反映，表明美国内部存在大量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需要解决。美国国内失衡决定了对外必定失衡。只要一天不提高生产竞争力，不改变寅吃卯粮的消费和财政习惯，贸易赤字就一天不减少;强迫减少中美双边赤字，只能使美国对其他国家赤字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除外部失衡的唯一正确方案，也只能是扭转国内失衡。
几十年来，依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得以通过印钱、发债以较低的成本维持这种内外失衡。但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元霸主地位一旦动摇，信用和汇率出现问题，美国可能爆发债务或国际收支危机，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
美国不能利用世界第一经济的霸权，强行平衡双边贸易;中美双边平衡贸易既不符合贸易理论，也违背客观经济基础。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继续结构调整和开放，消费和总需求会上升，对世界总需求的贡献也会增加，双边贸易谈判的天平只会更多向中方倾斜。世界贸易也不能从多边体系退后到双边甚至单边体系。因为贸易单边主义无助于解决，反而会加剧失衡。美国调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中美共同做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根本利益，是唯一的正道，也是中美两国对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美国加征关税来势汹汹，但自身存在诸多“软肋”，中方完全可以沉着应对。第一，美国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消费品。拟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集中于资本品和工业品领域。若双方冲突升级导致关税制裁清单扩大，将不可避免地波及消费品，推高美国消费物价和通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制定关税方案时，力求分散至尽可能多的产品类别，竭力避免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高的产品征税，以减轻对消费者的冲击。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方案，但税率从首批500亿的25%降至10%。这一变化已经体现出美国对关税抬高消费品物价导致通胀上升的担忧。
第二，美国在贸易领域一意孤行，疏远了传统盟友。6月8日至9日，G7领导人峰会在加拿大举行，特朗普一意孤行，与特鲁多、默克尔等盟国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针锋相对，拒签联合声明，G7成了“G6 1”，多国领导人纷纷谴责特朗普，并重新审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第三，大打贸易战无助于提高美国竞争力，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害。美国经济2018年以来的强势表现是经济周期后期少见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的结果，2020年税改刺激效应减退，其经济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过度刺激导致通胀上行和陷入衰退的概率则会显著提高。认为美国是贸易逆差国，贸易战会减少贸易逆差，从而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利的观点是极其短视的。事实上，如果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消费者将因物价上涨而减少开支，美国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减少投资，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只有向下一个方向。
中国需要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维护和推动世界经贸规则和制度改革，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贸易博弈，当然是利益之争，但也不只是利益，还有对错和是非。在面对外部挑战时，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坚持正义立场，战略上坚决不向贸易保护主义让步，战术上灵活机动。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从是非的角度来说，贸易赤字是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的结果，贸易单边主义罔顾这一基本事实，只会迟滞结构改革进而加剧全球失衡。中国经济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外部再平衡为全球失衡调整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从具体策略上看，贸易谈判的天平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调整而继续向中方傾斜，中方不应囿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范围加征关税，美国最终会发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美经济高度融合，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美国消费者很难找到中国进口的替代。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欧洲和日本比中国更加依赖全球贸易，中国应当同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一道，坚定捍卫自由贸易，坚持贸易冲突多边主义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交流合作。
第三，立足长远发展，聚焦自身改革。目光长远，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应对趋于恶化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对策。中国内部还存在较多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必将不断释放新的增长活力。
对于美国而言，无视中美和全球经济的深刻变化，违背经济学基本原理，只在双边赤字上做文章，不认真反思美国经济日益严重的内部失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日益严重的外部失衡。
美国贸易赤字的本质是内部失衡
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赤字。自1976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贸易赤字国。1999年至今，贸易赤字从来没有低于GDP的2%，2006年一度达到GDP的5.5%。金融危机以来贸易赤字占GDP之比有所下降，但仍占GDP的3%左右。2017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5716亿美元。如果不是因为“页岩革命”极大提高了美国石油产量，帮助其大幅减少石油进口，贸易赤字还会更大。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是因为长期消费过度、储蓄不足。按国民收入恒等式，贸易赤字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差，国内储蓄又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部分。美国私人部门储蓄长期较低，其中居民储蓄率近十年均值仅5.5%，2017年进一步降至3%的历史新低。根据美联储的调查，2017年每10个美国人里面就有4个连400美元应急现金都拿不出来，需要透支信用卡，向亲友借钱，卖东西换钱，甚至干脆赊账。
美国公共部门过去十几年都处于赤字状态，债台高筑。过去60年，联邦财政只有5年盈余，其余55年都是入不敷出;2002年以来，联邦财政已经连续17年赤字，平均高达GDP的4.1%。特朗普政府大搞财政刺激还将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降低公共储蓄，预计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将由2017的3.5%升至4.6%。总之，美国贸易赤字是其经济结构中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产物。消费高，政府赤字，借钱太多，储蓄太少。
美国贸易赤字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财政部长、后来的法国总统和“欧盟宪法之父”德斯坦就指出，美元霸主地位使美国享有“过度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仅靠发行纸币就可以购买全球商品。其他国家如果贸易赤字持续，很容易爆发国际收支危机，可是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其能够不受资本流动的制约，因为“印钱”就能提供进口融资。所以美国税收不够花，就发国债，美国市场有限，就卖给全球投资者。2017年年末，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1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60%，其中超過一半（6.3万亿美元）都是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量在美国贸易赤字扩大的过程中持续上升。
特朗普治下，美国贸易赤字还将继续扩大。特朗普上台以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边减税，一边增加政府支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10年联邦财政赤字很可能从GDP的3%进一步升至5%。居民减税幅度不大，且将于2025年年底自动失效，对居民储蓄率的提振作用有限。根据NX≡S-I（国民收入的恒等式），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跟随财政赤字上升。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占GDP的3.6%，比2017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21～2023年经常账户赤字仍持续超过GDP的3%。扣除对外投资净收益（相当于GDP的0.5%）后，贸易赤字比经常账户赤字还要大。
中国通过内部再平衡促进外部再平衡
中国仿佛是美国的镜像。中国人民勤劳而节俭，储蓄率高，“中国制造”出口全世界，贸易和经常账户持续大额盈余。2001年中国加入WTO，巨大的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叠加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强。2001到2007年，中国出口以每年20%以上的增速狂飙突进，经常账户盈余占GDP之比从1.3%攀升至9.9%。与之对应，中国国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36%升至2007年的51%。出口拉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但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外需依赖过度，中国经济面临另一种外部失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大幅萎缩，倒逼中国加快结构转型、扩大内需的步伐，经济逐渐从外需和投资拉动转向内需和消费主导。靠政策短期刺激消费不可持续，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持久提高居民收入，切实完善保障机制。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调整税收、转移支付，促进了劳动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社保、医保体系逐步完善，覆盖面扩大，保额提高，缓解了居民后顾之忧。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外账户实现基本平衡。结构改革有效拉动了消费，扭转了经济失衡。2007年到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1%升至58.8%，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服务业比重由42.9%升至51.6%，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内需不断扩大，经常账户顺差占GDP之比由2007年的9.9%降至2017年的1.3%，回到了2001年加入WTO时的水平。经常账户盈余持续收窄，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不搞重商主义，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聚焦国内结构改革，通过经济内部再平衡促进外部再平衡。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更趋平衡，贸易顺差也将继续收窄。首先，人口结构的杠铃式变化将降低储蓄率。未来数年，预计老龄化和二孩政策将分别推升老年人口和儿童占比，带动抚养比由2018年的40.5%升至2023年的43.6%，从而增加消费、降低储蓄。根据IMF预测，中国总储蓄占GDP之比将由2017年的45.8%降至2023年的42.2%。 其次，服务业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进口将显著增加。目前世界服务业占GDP约68%，多数发达国家超过70%，而中国仅有51.6%。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必然趋势。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预计中国相关进口将快速增长。
再次，消费升级还将继续。2017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8800美元，未来国内高端消费品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居民出国旅游购物及“海淘”盛行，从侧面反映出消费者对国外商品的巨大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预计相关需求将更多地以进口的形式得到释放。IMF也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逐年下降，至2023年降至0.6%，实现平衡。
中美相对竞争力和分工决定了双边贸易规模和结构
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成本较低，产业体系完备，基础设施发达，赋予“中国制造”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出口产品门类极为广泛。大量“中国制造”实际上是外企在华生产，再出口到全世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前十的产品既包括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通讯设备、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既有中国企业的产品，也有美国企业的产品。相当一部分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实际上是美国企业在华创造的。据估算，仅苹果手机一项每年就会带来170亿美元赤字。实际上，由于iPhone绝大部分的价值创造在研发和销售渠道，中国劳动者和生产厂商仅获得5%的增加值。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中国能提供的生产规模、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仍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因此，中国劳动密集产品仍将长期保持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服装为例，中国加入WTO后，在美国服装进口市场中的份额从13%一路攀升至近42%。2010年以来，部分市场份额转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但中国的市场份额仍然保持在36%，是越南的3倍，印尼的7倍。
中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快速进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中国创造”竞争力越来越强。虽然中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0年出现拐点，“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但中国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巨大的“人才红利”正渐行渐近，为中国带来新的核心竞争力。
中美贸易的大局仍是优势互补，双边互利。和历史上的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有三点显著不同，因而也更具互补性。
第一，中美贸易首先是新兴经济国和发达经济国之间的贸易。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爆发时，日本人均GDP已与美国相当，而中国当前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7，中美经济的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
第二，中美贸易是真正的大国间贸易。1985年日本GDP总量只有当时美国的32%，而2017年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2%，制造业规模更是高居世界第一，超过德国、日本、韩国之和。中美两国都有广阔的市场和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第三，中美贸易的主体是产业链贸易而非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截至2016年，包括电子产品、轻工业等在内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到我对美贸易顺差的80%以上。而美国则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在高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以知识产权出口为例，2017年美国出口达1279亿美元，稳居世界首位，是中国的26倍。
产业链上贸易比产业内贸易更具互补性，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但是，产业链贸易下中美各自内部的利益调整也更加剧烈，赢家和输家对比更明显。例如，美国跨国企业从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而部分“铁锈州”的制造业工人却失去了就业岗位。因此，合理的选项应是通过国内政策对输家给予适当的补偿，而非因噎废食、放弃中美贸易的双边互利大局。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高端产业发展放缓的情况，新增就业集中在中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共同失灵，妨碍了新技术、新发明产业化。正确的做法是推进改革，更好发挥市场与政府机制的作用，提高竞争力。威逼制造业回流美国、“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 hire American）的保护主义行径，只能让美国的竞争力进一步下滑。
要求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不能根本扭转美国外部失衡
中国经济向内需和消费主导转型的趋势还将持续，并推动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内需增速将持续高于外需。消费的比重将持续上升。中国人口和收入结构的变化悄无声息改变了消费的版图。劳动力人口自2010年起掉头向下，叠加人口老龄化、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了抚养比，从而推高边际消费倾向，压低储蓄率。中国迈入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高端消费品和服务消费需求会比低端消费需求增长更快。国内供给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服務质量的更高需求，促生了海外购物、网络代购的兴起，出国旅游、出国留学也成为大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实在需求。
中国向消费转型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机遇。在中国巨大且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有助于美国扩大出口，部分缓解外部失衡;增加进口，也能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向往。这是双赢的局面。中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既是释放善意，也符合中国利益。
然而，仅靠中国增加进口，不足以根本扭转美国的外部失衡。随着储蓄率下降，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将持续收窄。IMF预测到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 0.6%。即使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收窄完全是因为增加从美国进口，也远不足以让占美国GDP 2%的双边贸易赤字变成盈余，更不用说让美国高达GDP 4%的多边贸易赤字转正。要求中国超出自身需要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来促进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想法是徒劳的，也是“饮鸩止渴”的短期和错误的政策。 美国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反映，表明美国内部存在大量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需要解决。美国国内失衡决定了对外必定失衡。只要一天不提高生产竞争力，不改变寅吃卯粮的消费和财政习惯，贸易赤字就一天不减少;强迫减少中美双边赤字，只能使美国对其他国家赤字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除外部失衡的唯一正确方案，也只能是扭转国内失衡。
几十年来，依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得以通过印钱、发债以较低的成本维持这种内外失衡。但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元霸主地位一旦动摇，信用和汇率出现问题，美国可能爆发债务或国际收支危机，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
美国不能利用世界第一经济的霸权，强行平衡双边贸易;中美双边平衡贸易既不符合贸易理论，也违背客观经济基础。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继续结构调整和开放，消费和总需求会上升，对世界总需求的贡献也会增加，双边贸易谈判的天平只会更多向中方倾斜。世界贸易也不能从多边体系退后到双边甚至单边体系。因为贸易单边主义无助于解决，反而会加剧失衡。美国调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中美共同做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根本利益，是唯一的正道，也是中美两国对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聚焦自身改革
美国加征关税来势汹汹，但自身存在诸多“软肋”，中方完全可以沉着应对。第一，美国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消费品。拟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集中于资本品和工业品领域。若双方冲突升级导致关税制裁清单扩大，将不可避免地波及消费品，推高美国消费物价和通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制定关税方案时，力求分散至尽可能多的产品类别，竭力避免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高的产品征税，以减轻对消费者的冲击。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方案，但税率从首批500亿的25%降至10%。这一变化已经体现出美国对关税抬高消费品物价导致通胀上升的担忧。
第二，美国在贸易领域一意孤行，疏远了传统盟友。6月8日至9日，G7领导人峰会在加拿大举行，特朗普一意孤行，与特鲁多、默克尔等盟国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针锋相对，拒签联合声明，G7成了“G6 1”，多国领导人纷纷谴责特朗普，并重新审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第三，大打贸易战无助于提高美国竞争力，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害。美国经济2018年以来的强势表现是经济周期后期少见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的结果，2020年税改刺激效应减退，其经济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过度刺激导致通胀上行和陷入衰退的概率则会显著提高。认为美国是贸易逆差国，贸易战会减少贸易逆差，从而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利的观点是极其短视的。事实上，如果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消费者将因物价上涨而减少开支，美国企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减少投资，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只有向下一个方向。
中国需要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维护和推动世界经贸规则和制度改革，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美贸易博弈，当然是利益之争，但也不只是利益，还有对错和是非。在面对外部挑战时，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坚持正义立场，战略上坚决不向贸易保护主义让步，战术上灵活机动。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从是非的角度来说，贸易赤字是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的结果，贸易单边主义罔顾这一基本事实，只会迟滞结构改革进而加剧全球失衡。中国经济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外部再平衡为全球失衡调整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从具体策略上看，贸易谈判的天平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调整而继续向中方傾斜，中方不应囿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范围加征关税，美国最终会发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美经济高度融合，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美国消费者很难找到中国进口的替代。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欧洲和日本比中国更加依赖全球贸易，中国应当同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一道，坚定捍卫自由贸易，坚持贸易冲突多边主义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交流合作。
第三，立足长远发展，聚焦自身改革。目光长远，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国应对趋于恶化的外部环境的根本对策。中国内部还存在较多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必将不断释放新的增长活力。